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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报关注】全国首例“性骚扰”胜诉案


(2003-06-11 06:58:16)

□金报记者艾红霞韩君


案情简要回放

原告状告上司“性骚扰”

2002年7月4日,武汉市某学校女教师何某向江汉区法院递交诉状。何女士在诉状中称:她与被告盛某都是武汉市某学校中外语言教研室老师。因被告是教研室的副主任,在工作中给了她一些帮助,自2000年下半年始,被告利用工作交往之便,对原告进行性诱惑。当被告的要求被明确拒绝后仍不死心,还在同事面前公开张扬喜欢她。2001年,学校组织教师外出春游,当晚11时多,被告以谈工作为名尾随至她的房间,对其隐私部位抚摸、强行亲吻。此后,只要办公室没有别人,被告便肆无忌惮地对她动手动脚,并给她发黄色短信息。当年3月,其丈夫向学校反映盛某骚扰妻子。当年4月6日,盛向校领导递交辞去副主任职务的报告,学校在同意盛辞去职务的文件中称其“在与本教研室个别教师交往中言谈举止过于随便,由玩笑失当发展到行为举止不当,有损教师职业形象”。

何女士认为,被告对她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其精神抚慰金1万元。

被告称“只是普通同事”

2002年8月19日上午,被告庭上辩称:他与原告之间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因工作关系,他与原告接触较多,但他一直对原告非常尊重,从未有过非礼行为。2002年1月28日上午9时,原告的丈夫带了两个人到学校找他勒索1万元,并威胁他。他在原告丈夫的胁迫下,写下了保证书:“保证今后与何×老师是正常的同事关系,对以前所做的事向刘先生表示歉意。”后来,由于原告丈夫没拿到1万元钱,就在学校吵闹,他不堪压力,辞去了教研室副主任职务。

被告认为,在整个事件中,名誉权受到侵犯的是被告,原告的起诉没有事实依据,应驳回其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侵扰事实成立

在审理中,被告未就“保证”系受胁迫所写的问题举证。法院同时查明,从2001年至2002年,原告未以其精神不振、情绪不佳为由请假休息。

法院认为,被告未就其书写“保证”系受胁迫的问题举证,因此受胁迫一说不能成立。而原、被告系异性同事关系,在相互交往中,被告在室内无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夜探原告,在公开场合强吻原告,结合被告给原告丈夫书写的“保证”,被告侵扰的事实成立。被告的上述行为侵犯了原告的人格权利,应对原告给予精神抚慰。


录音证据出现在庭审中

昨日,原告辩护律师唐江涛告诉记者,他们在庭审中还曾向法庭提供了一份录音资料作为证据。他说,因为这类案件举证比较困难,而且收集证据时相关单位不是很配合,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新证据规则中的录音。这份录音资料是原告及其母亲到学校找有关人员反映情况时得到的答复、学校同事的陈述等内容。唐律师说:“虽然法院对该份证据的效力问题未做定论,但它在整个证据链中还是起到重要的作用。”


盛某昨晚首次接受记者采访称:“我才是受害者”

昨日,经过一番预约,直到晚上近七时,记者终于见到了一审被告盛某,他中等个子,戴眼镜。

这是他首次接受媒体采访,说话非常简短。

盛某说,自己已于9日向武汉市中院递交了上诉状。之所以上诉,是因为“自己很冤枉,原告所述的事情不存在,自己必须得上诉”。

盛某说,以大众的平常心态出发,一旦听到涉及“性骚扰”的案件,首先就会同情女同志这一方,而男同志肯定会被大家所痛恨。但关键是,自己没有对女方进行“性骚扰”,当初接到传票后以及庭审时,自己背负了极大的精神压力。采访中,盛某认为,原告状告自己纯属“无中生有,歪曲事实”。

盛某称,此事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自己曾一度精神低迷。“幸亏爱人了解我,支持我渡过难关。”

盛某说,他自己在学校曾一度抬不起头来,一些知情老师还劝过他。“我所带的学生都知道此事,他们都很支持我。”他称。

采访中,盛某多次声称自己才是“被害者”。他说,自从女方将自己告上法庭后,大部分人都认为是他欺负了女方。其实“结果恰恰是相反的,我才是被欺负者”。


被告透露上诉状内容

在昨晚接受记者采访时,盛某的话很少,很多时候,都是他的委托代理人之一詹先生代言,盛再作补充。两人向记者复述了向武汉市中院提交的上诉状内容。

关于强吻何某。盛某称,自己并没有强吻何某,当时,同事们在一起打牌,由于输了牌,一起围观的朋友们起哄,说输了要“亲一下”,然后将自己与何某推到一起,自己绝对没有强行亲吻。

关于春游时,单独在何某的房间。盛某称,何某在一审庭审时称她和我在一间房子时,我强行对她非礼,以至于她不得不大喊大叫解围。而有同游的老师作证,当晚在何某房间外的大厅内聊天时,并没有听到何某的大叫声。

此外,盛某称,他还将就自己是被迫写“保证”提交证据,他称“被迫写保证时,有老师陪着我”。


法学专家:此案胜在证据

武汉大学法学院秦前红教授认为:“性骚扰”案件最大的问题就是取证问题,本案中原告能胜诉,是因为她有较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有性骚扰的行为。可以说,本案胜诉主要是胜在证据。

记者问“性骚扰”的法律依据时,秦教授说,虽然“性骚扰”一词在现有制度中均无明确表述,但刑法、民法中都提到了相关问题。此案法院是参照民法中的人格权进行处理的。

秦教授说,此案的首要意义就是告诉民众“性骚扰”也是一种法律问题,可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但在运用法律武器时,受害者要注重证据的收集,否则会导致被告反诉。


京城首例“性骚扰案”

6月3日,京城首例“性骚扰案”开庭,但被告未到庭。目前,案子还在审理中。原告雷蔓近日还公开接受媒体采访,一度成为京城市民关注的新闻人物(如图)。

25岁的雷蔓称,她2001年7月进入方正奥德商业影像事业部,部门经理至少6次对她进行性骚扰,她在10月辞职。此后找工作时,均被诸多公司拒之门外,于是将被告告上了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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