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莺花黄鹤楼，
骚人无复旧风流。
忍听杨柳大堤曲，
誓雪江山半壁仇。
李杜光芒齐万丈，
乾坤血泪共千秋。
凯歌明日春潮急，
 洗笔携来东海头。 

    ——老舍  
             1938年3月27日作于武汉  

华中大学，现昙华林湖北中医学院。

老舍故居现已成为校舍。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逐渐从南京移至武汉，武汉成为了事实上的抗战首都，各种文化团体，大批文艺工作者纷纷云集武汉，老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7年11月15日为奔赴国难，他离开济南的妻小，18日抵达汉口。与何容、老向、赵望云等同住于武昌千户街福音堂冯玉祥的公馆，共同从事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创作。

   和大多数人一样，老舍有一个感觉，那就是要为民族解放的抗日战争而战斗！”1938年元月中旬，以国文艺社的名义，由14位文艺界知名人士组成的临时筹备会在很短时间内连开5次会议拟定了4种文件：
    （一）楼适夷起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旨趣》（包括文学界各方面的代表共97人签名为发起人。）
    （二）冯乃超起草《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章草案》。
    （三）王平陵拟定全国作家调查表格。
    （四）老舍、王平陵起草以筹备会名义，分致各地文艺界负责人的公函。

    2月16日，临时筹备会在蜀珍酒家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商议成立正式筹备会的具体办法，到会者约200余人，由邵力子主持。这次会议原则通过了上述4项文件，并推选出张道藩、老舍、胡风、楼适夷、姚蓬子、陈纪滢、王平陵、吴组缃、曾虚白、崔万秋、穆木天、阳翰笙、马彦祥、冯乃超、苏雪林、盛成、吴奚如、华林等28人组成正式筹备会。临时筹备会至此结束。

    2月24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筹备大会在武汉正式成立，到会者六七十人，由邵力子任主席，邵力子、王平陵、老舍、胡风等人先后讲话。后来，老舍著文回忆这天开会的情形说：

    这些人，每个人有他特别的脾气，独具的见解，个人的爱恶，特有的作风。因此，在平日他们就很难免除自是与自傲。自己的努力使每个人孤高自赏，自己的成就产生了自信；文人相轻，与其说是一点毛病，还不如说是因努力而自信的必然结果。可是，这一天，得见大家的脸，听到大家的话。在他们的脸上，我找到了为国家为民族的悲愤；在他们的话中，我听出团结与互助的消息。在国旗前，他低首降心，自认藐小；把平日个人的自是改为团结的信赖，把平日个人的好尚改作共同的爱恶——全民族的爱恶。在这种情感中，大家亲爱的握手，不客气地说出彼此的短长，真诚演为谅解。这是何等的胸襟与气度呢！

    在全部的中国史里，要找到与这类似的事实，恐怕很不容易吧？因为在没有认清文艺是民族的呼声以前，文人只能为自己道出苦情，或进一步而嗟悼——是嗟悼！——国破家亡；把自己放在团体里充一名战士，去复兴民族，维护正义，是万难作到的。今天，我们都作到了这个，因为新文艺是国民革命中产生出的，文艺者根本是革命的号兵与旗手。他们今日的集合，排成队伍，绝不是偶然的。这不是乌合之众，而是战士归营，各具杀敌的决心，以待一齐杀出。

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老舍被选为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文协日常工作。在创作上，以抗战救国为主题，写了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回眸这段历史，记者走访了老舍先生曾经在武昌居住过的故居旧址——华中大学，也就是现在昙华林湖北中医学院。老舍来武汉的时候先是住在武昌冯玉祥公馆,后搬至华中大学，此前郭沫若也曾在离此不远的昙华林一所两层小楼内居住。想像当时，鸡叫头遍，老舍先生便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的赶往渡口坐船到汉口参加文协的筹备工作，是何等的辛劳。他在自传中的一句“阴天就是好天”，充分说明了当时日本人空袭的频繁，也只有在阴天的时候才会安全一些。10月25日，是抗日战争武汉沦陷65周年纪念日，那时武汉市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试鸣。也许那时我们多少可以感觉一下当时人们的心情吧。
   
    沿着老舍先生的曾经留下的足迹，我们发现他曾经在武汉住过的过的房子现在早已翻新成为学校的校舍。两旁栽有树林，显得生机勃勃。记者意外的发现，在一棵古银杏树下一组男女学生正在练习歌咏。唱的正是一曲《保卫黄河》。 

  这一幕不不禁使人想起六十五年前武汉那段热血沸腾的岁月。这是一段历史悠久的回声，这是一颗武汉人民抗日战史上的血色明珠，它必将根植于我们心中，必将在长久的历史中继续延伸与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