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部三厅旧址在武汉市第十四中学内。

记者看到学校内正在翻修大操场。

这座两层楼建筑就是三厅遗址。荆楚在线记者 韩 俊 摄

荆楚在线记者  韩 俊

抗战初期，随着京津失陷，沪、宁沦落，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一度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由于国共第二次合作成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作家云集，期刊荟萃，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正在酝酿和兴起之中。

抗战期间曾在国统区从事过文化斗争的人们，无不知道郭沫若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第三厅是抗战初期国共第二次合作的产物，它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所属的一个部门，但实际上由中共长江局和周恩来直接领导，第三厅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集中了当时国统区文化界的许多代表人物，正因为是人心所系，人才荟萃，发挥了战斗作用，它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它团结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一致抗日，是国统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战斗堡垒。而郭沫若当时在三厅的活动无疑是国统区抗日生命史上的一座突起的山峰。

1938年元月郭沫若来到武汉。当时他从广州来武汉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元旦那天他在广州接到陈诚发来的电报：“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二是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同志在汉口，多年分别，渴望一见，因此才决定“到武汉走一趟。”但当他得悉，政治部的恢复，国民党方面不过是装璜门面，收买人心，而在人事安排上，排斥共产党人，一味安插亲信时。他愤怒地说：“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是替反动派卖膏药”。从而不愿就任第三厅厅长，直到1938年的元月底，三厅难产。陈诚黔驴技穷，2月6日，在宴请郭沫若的餐席上，突然宣布举行所谓的“第一次部务会议”委任特务头子刘健群为三厅副厅长，企图就此既定事实，强加于人。郭沫若一眼看出蹊跷，申言“自已还没充当第三厅厅长的资格”，拂袖而去。鉴于当时相持不下的局势，26日郭沫若接到周恩来同志的亲笔信后，才返回武汉，国民党当局同意在工作计划，人事安排，经费预算三项上作了让步后，郭沫若在周恩来的劝说下才决定就任厅长，紧接着在周恩来拟计划，编制预算，设置机构，聘请人员下。三厅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由于郭末若出面主持工作，众望所归，一个团结了思想界、文艺界、学术界著名人士的三厅于4月1日正式成立，各种人才，济济一堂，集结在抗日救亡的大旗之下，时谓“名流内阁”，称极盛焉。在郭沫若的具体组织指导下，尽管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刁难、限制和破坏，三厅在武汉还是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工作。在4月7日至13日的扩大宣传周中，他用热情洋溢的演说，拉开了这次声势浩大宣传运动的序幕。4月7日他在开幕式上说：“我们有最大的诚意，与必死的决心，我们要和前线将士抱一样必死的决心，把我们精神武装起来！我们要一声呼喊摧毁敌人的心胆！”当晚在10万群众火炬游行的队伍中，他走在前列，振臂领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10日在歌咏日，他即兴演说：《来它个“四面倭歌”》，点燃起声撼云天的万人大合唱。整个宣传周期间，郭沫若日夜驱驰，四方奔忙，作了有条不紊的指挥。这次“扩大宣传周”，实际上是我党在国统区领导展开的第一次空前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

它如同一声冲决时代沉寂的呐喊，使得“在刀光血影下已经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武汉复苏了。在“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时，郭沫若又力挫陈诚等国民党要员散布的“武汉民气低落”的滥调，决定举办“献金活动”，在几经周折终于获准后，郭沫若又亲拟具体计划，并主持献金活动的始终。7月7日，这个饱含着中国人民屈辱和标志着抗争的日子，当8个献金台揭幕后，武汉三镇沸腾了，各种各样的人群：衣衫褴褛的人力车夫、码头工人、报童、佣人……带着各种各样的物质和金钱首饰、纸币铜钱，涌向献金台。万头攒动，川流不息，人与人之间在竞赛，台与台之间在竞赛，出现了一个“献金狂潮”，为了民族的生存，武汉人民捧献出一颗颗赤诚的心。原定3天的献金期在群众的要求下，不得不延长到5天。最后总计献金数目高达100万元，后来用这笔钱购买了大量的物资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线。这次献金运动是一次自发的极其盛大的民意测验，它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战胜的意志和力量。

当时在郭沫若领导下的政治部三厅，除主持了“扩大宣传周”和“七七周年纪念”两项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大型宣传活动外，还举办过“雪耻兵役扩大宣传周”、“九一八”七周年扩大宣传周，积极参与武汉抗战文化工作。三厅筹组的“全国慰劳总会”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慰劳活动。根据《三厅第五处九月份工作概况》的报告，在一次发动各地征募活动中，就征集背心400万件，旧寒衣500万件，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战地文化服务处和设在各战区的分站，将大批的抗日宣传品送到与日军浴血奋战的前沿阵地，像三厅第五处编印的《前敌》和《士兵》两份周报，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坚持出刊，深受广大士兵欢迎，鼓舞了抗敌将士的斗争。

直到1938年10月24日武汉沦陷前夕，硝烟弥漫，火花冲天，城市在敌人密集火炮的包围中，各种机关、人员均已先后撤往重庆。郭沫若和胡愈之作为三厅的最后一批人员，仍然坚持在战斗岗位上。他为《扫荡报》写了一篇最后的社论《武汉永远是我们的》，他说：“我们的武汉并不是对于弗朗哥的玛德里，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当他驱车汉口市区查看撤离武汉时的对敌宣传工作时，看见前几天经他拟好的标语：“兵士的血和生命，将军的金郅郧章”“武汉是日本侵略者的坟墓”字大如斗，已高挂于水塔之上，横陈在马路中央，才满意地笑了。

10月25日清晨郭沫若离汉，结束了他与政治部三厅在武汉10个月的战斗——这天也正是武汉沦陷的日子。武汉人民永远铭记着，在这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艰苦岁月里，郭沫若与政治部三厅保卫大武汉，战斗到最后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