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记者龚升平 见习记者关前裕　

首批富翁当年的生龙活虎如今已成一个数字

汉正街市场管委会商务办副主任蔡华云找出一本厚厚的《汉正街市场志》告诉记者，1979年11月，伴随着改革春风，武汉工商部门核发了该市首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共103人，都在汉正街，人称“第一代汉正街人”。对此，该书只写了一句：“截止1979年底，第一批办理小商品营业执照的个体工商户达103户”。这103人的基本情况，记者找遍所有有可能存档的单位，一无所获。

这103人都是富翁吗？原硚口工商分局局长任正运说：“他们都发了，是汉正街的首批富翁。”

回忆：1979年

改革春风唤醒了奄奄一息的汉正街

退休已13年的任正运曾分管汉正街市场12年。提起汉正街的恢复，他感叹道：“真是一夜春风啊！改革春风唤醒了奄奄一息的汉正街，使一批人先富了起来。”

据他回忆，1978年初，汉正街不少个体户还作为“投机倒把典型”被抓。1979年3月来了新政策，要求恢复和发展汉正街。在那个年代，做个体生意是“投机倒把”，许多工商人员想不通，但面对新政策，不得不停止打击，开始扶持个体生意。

据介绍，这103人分5类：返城知青、刑释人员、长期偷偷经商的人、辍学的城市贫困学生、农村半边户。国家当时还没来得及制定相关政策，市场恢复后的一年内，个体户们一分钱税费也没交；一年后开始交，每月也才十几元钱。在当时，汉正街很快出了“玩具大王”杨占芬、“气球大王”龚乃生、“扣子大王”郑举选等好多“大王”。大部分人很快成了“万元户”。1986年前后出现“百万富翁”。

代表：郑举选

双目失明的人“看”到了农村尤其是山里的市场

今年64岁的郑举选是个盲人，1979年汉正街市场恢复时他还在看守所里。1978年有关部门整治“投机倒把”时，从他家搜出好多鱼钩、扣子等物。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郑举选肯定会坐牢。任正运说，“他做生意有一套，全国好多人来进货都找他，他可以让你先拿货，卖完付款，卖不完退货。这在今天已很平常，但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

一出看守所，郑举选就办执照，公开摆起竹床摊——卖扣子。

1981年，武汉某厂找他，说该厂积有几十吨打火石，请他销一点。米粒大的打火石，一颗仅卖几分钱。郑举选虽双目失明，但“看”到了打火石在农村尤其是山里的市场。经他“一番动作”后，四川达县的打火石很快供不应求。

赚钱了，竞争就来了，一些老客户再不来打货了，郑举选赶紧打探，获知武汉某厂直接在与客户接头。他一盒(5000粒）打火石卖20元，该厂却卖19元。

盲人郑举选发起了一场商人的战争，他摸清该厂打火石是从包头购进半成品加工再转手批发后，立即派人去内蒙古与包头方面达成协议，垄断了包头对武汉的发货，然后以低于武汉该厂1角的价格批发货物，对方跟着降1角，他就再降1角。这样，老客户都回来了，武汉该厂的打火石再度积压。在那个竞争不很规范的秩序里，郑举选猛赚了一笔。但他很守法，1982年至1985年，他在汉正街经营户中创下4个第一：销售额第一、纳税额第一、各种捐款第一、认购国库券第一。1985年9月，法国记者雅克专访郑举选，问他是不是百万富翁。那时的人都谨慎，他说：“传说中我是，我希望真是。”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是了。

寻找：大都淡出

国家经济走势迫使汉正街必须弱化“农家牌”

12日，记者到硚口工商分局打听这些首批富翁的下落，办公室主任方元喜说，该局几度搬迁，这103人的“清单”已无法查找，电脑里只有如今1.7万家经营户的情况。

方主任根据汉正街管委会列出的首批富翁名单在电脑里查询，只找到杨占芬、余娇娥、郑举选等10人，他们都在汉正街还有门面，另93人没有记录。

记者找到郑举选的门面，营业员说郑已将门面租给他们，郑本人已“息商”，住在离汉正街十余公里的汉阳永丰乡。

13日，记者走进郑举选占地200余平方米的家，站在这幢两层楼前迎候记者时，郑举选戴副墨镜，身材魁梧、声音洪量，颇有派头。

郑家宽敞的客厅里码着几千箱当年积压的小百货，但他不谈它们，只说自己身体健康，每天拉二胡、听广播，生活有人照料，不再直接经商，他在汉正街的门面分了些给3个儿子，留了4个用于出租，年租金几十万元。

郑举选的淡出，跟汉正街改建扩建有关，国家经济走势迫使汉正街必须弃打农家牌，跃为中西部的商品流通中心。1997年，具有特定时代意义的郑举选淡出了。

记者回汉正街又找到杨占芬、余娇娥等9人，她们仍在经商。杨占芬的玩具生意做得很大。据打听，“气球大王”龚乃生已去世；第一个当选为武汉市（第七届）人大代表的个体户宗贤韬下落不明。除此之外的富翁们如今栖身何处，打听数日，渺无所知。

现状：3个三分之一

综合素质不高的人富起来后如何继续发展是个问题

汉正街市场管委会介绍，首批富翁今天的结局可分为“三个三分之一”。

第一个，三分之一的人如今生意仍很红火。杨占芬、余娇娥等至今仍是汉正街举足轻重的人物；另有一些现为个协、商会负责人；还有一些如郑举选等，人虽已离开，但汉正街仍“供养”他们过着宽裕的生活。

第二个，三分之一的人生意垮了。汉正街的经营方式一直是薄利多销，稍有不慎，“多销”就成了“多积压”，资金周转不灵，就只有“大放血”；另一些是因“打官司”、“扯皮”而垮的。有个百万富翁两年打了11场官司，精力耗尽，货物积压，最后离开了汉正街。

第二个，三分之一的人因“瞎胡闹”而毁了。任正运说，首批富翁中有少数人“富不起”。有对父子发了财，老子嗜赌，儿子嗜嫖，仅五六年光景生意就垮了，1991年双双消失。个协宝庆街分会会长邱忠祥说，20年前的一天，他见一个老板押骰子，几百元现金输光后，红着眼把身上一张5000多元的提货单押上。庄家把盖骰子的小碗一揭，提货单就改了姓。另有少数富翁则毁在吸毒上，有个老板把一生心血换来的门面传与儿子，儿子却把门面卖了去吸毒，百万家产成了袅袅青烟。

汉正街市场发展研究所所长朱华亮说，第一代汉正街人受历史局限，综合素质不是很高，富起来后如何继续发展成了问题，这对新一代从业者是个借鉴。

改革开放最先富起来的，俗名都叫“暴发户”。

人们瞧不起“暴发户”，因为“他们没啥了不起，就是逮住了机会”。

汉正街的首批富翁确实逮住了机会，但那机会当初横在所有人面前，很多人却不认为是机会。让他们不光逮住了发财的机会，还逮住了续写汉正街历史的机会。所以，他们遭遇鄙视，是不公正的。

钱的“学名”叫货币，货币是交换的一种介质。你想拿钱，总得有东西去换。“第一代汉正街人”的经营方式是低利润批发，据说一条西裤赚1元、一件夹克赚3块。靠这样暴富，天可怜见。商海中盈亏正常，但他们3个“三分之一”的结局令人叹惋。吸毒的富翁之所以吸毒，我想不光因为有钱，在他们心理膨胀出畸形的过程中，“主流人群”的冷眼也有责任。倘让他们“合群”并给予应有尊重，很多钱就不会流入不文明的地方。

一个新兴阶层因突然崛起而被关注，很正常。但不断放大他们俗的一面去闭眼唾骂，正好骂出自己健康心态的另一面。那时候我们的文化素养相差不远，说人家低俗，并不表明自己能高雅到哪儿去。

跟纨绔子弟相比，“暴发户”们有其根深蒂固的百姓心态。没有他们的勤劳致富，就没有后来人的前赴后继，汉正街今天的规模肯定还没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