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消息（楚天都市报）（见习记者张屏 通讯员冯明 纵兆云）军军（化名）才11岁，除了打游戏，他已会抽烟、上舞厅、泡酒吧了。今年2月，他被学校劝退。3月18日，他想从家里偷钱去游戏厅，被母亲发现，他举刀向母亲砍去，母亲吓得躲起来，他就“抢”走家中5000元钱出走，两天后被铁路民警送回。为防他再次离家，母亲用铁链锁着他的双脚。
小朱（化名）仅16岁，爸爸是个案犯，被判无期徒刑。他读初三，却已很久没去学校了，每天睡到上午11点起床，午饭后去网吧，跟几个伙伴玩到凌晨回家睡觉。他打群架、捅刀子，学校要他退学，妈妈苦苦哀求，学校保留了他的学籍，却仍无法管教他。妈妈没法，只好辞了工作，时刻陪着他。
这是媒体近期报道的两个孩子。他们都尚未犯罪；但有关人士指出，如不及时帮教，他们指不定哪天就犯罪了。
武汉惟一的工读学校叫励志中学。校长李汉发对记者说，该校每个孩子，身边至少还有五六个没被管起来的同伴。这个庞大的群体，被人称作“犯罪后备军”。
李校长说，工读学校只是帮教这群“后备军”的一道防线，另4道防线是家庭、学校、社区和少年法庭。
第一道防线：家庭
“原罪”不是单亲家庭，而是缺乏父母关爱
好多家长告诉记者，教育孩子太难了，社会这么复杂，他们动不动就学坏。
青少年教育专家、华师教授严正认为，缺少家庭温暖、错误的教育方法，是孩子学坏的“罪魁祸首”。
汉阳法院近5年审结未成年人刑事案件216起，其中未成年被告人397人，87％的来自单亲家庭。
武汉港务局二子校教师傅炳坤说，单亲家庭不是“原罪”，在单亲家庭中，只要父母有一方对孩子负责，孩子就很难变坏；双方都不管孩子，孩子就惨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傅老师说，另一方面是教育方法问题。他接触到一个孩子，幼时很乖，后因家长溺爱，什么都依着他，孩子因此任性而自私，一有不满就打架、动刀子。
励志中学校长李汉发从事工读教育25年，他认为“违法从违纪开始，违纪从不良习惯开始”。励志中学对“问题少年”教育的第一步是纠正他们的生活习惯：让他们每天按时作息，自己叠被子、洗衣服。
严正教授说，那些濒临犯罪的孩子，家庭这条基本防线或多或少都出了问题。
第二道防线：学校
现有体制下，“成人”与“成材”很难统一
有30多年教龄的傅炳坤老师认为，学校在现有体制下很难顾及所有孩子。
傅老师说，最易出事的不是好学校的学生，在差一些的学校，常常是整个班、整个学校都乱了。这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教育模式的后果：只保证少数孩子“成材”，没顾及多数孩子“成人”。他认为合理的班级应该是：三分之一是好学生、三分之一是中等生、三分之一是差生。盘好了中等生，他们向好学生靠拢了，差一点的孩子想闹也闹不起来。但现在的情况，傅老师举例说，武汉某区每年“小升初”能上省市示范学校的孩子只占20%，“初升高”降到了15%，好学生被层层选拔到好学校，二流学校的好学生越来越少，中等生占三分之一，差生占到了三分之二，“邪气压倒了正气”，老师的教学积极性大受影响，就算教得再累都难见成果。
严教授说，即便好学校，升学率的压力也使老师们将90%的精力放到了好学生身上。
接受采访的专家都反对老师对“不学好”的孩子放任不管，因为“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教育不是无能的”，管总比不管强。但严教授说：“不是老师不管，而是体制没跟上。现在经济收益、上岗下岗都直接跟教学指标、升学指标挂钩，德育成绩怎样去量化考核呢？”
严教授的忧虑是个社会问题，就在记者采访的第二天，6月3日，武汉市召开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座谈会，该市市委副书记程康彦说，政府正考虑设定新的考核指标，对德育的考核将会更具体，更有可操作性。
第三道防线：社区
全力关心“两劳”人员，很少帮教“问题少年”
1997年12月3日通过的《武汉市未成年人保护实施办法》中规定，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学校及其监护人应予管教，居（村）民委员会、派出所应予配合。
武汉青少年教育办公室吴主任说，社区帮教是帮教工作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对那些因家庭、学校管教失败而流落的孩子。
励志中学李校长透露，武汉市江汉区某社区送往该校的孩子最多。
记者赶到该社区，社保主任说，这个社区很复杂，“两劳”人员多，徘徊在犯罪边缘的青少年多，帮教工作任务重。该社区积极想办法关心“两劳”人员，却很少有精力对那些眼看要走上犯罪道路的孩子采取什么措施。
吴主任说，设置社区帮教的目的之一，是帮助那些处于管理“真空”的青少年，但现在重视得不够。事后工作多，未雨绸缪少；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专业人士又太过于缺乏。他希望有专业背景的青年志愿者能走进社区。
武汉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市委副书记程康彦说，每个社区、每个青年团员，都要为社区帮教做实事，一个孩子如果一个人帮不好，就让两个人、三个人去帮，直到把这个孩子帮好。
第四道防线：工读教育
工读学生不是少年犯，工读经历不记入档案
那些留在学校却难以学好的孩子，很多时候送司法部门是无法处理的；家庭无能为力；被推向社会，后患更多。在我国的教育设置中，他们是接受工读教育的对象。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8条规定：工读学校应对在校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
在武汉，工读学校的孩子一般由派出所送去。李汉发校长说，家长开始抵触心理很强，对工读教育存在误解，觉得工读生就是少年犯，认为是孩子的人生污点，说出去不好听；有的家长则怕孩子去了会“吃苦”。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工读学校毕业的未成年人在升学、就业等方面，同普通学校毕业的学生享有同等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工读经历也不记入档案。
李校长说，在该校1012名学生中，近400名返回原校继续读书，31名毕业后参军，10名特别优秀的还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工读教育没有“吃苦”问题，假期就是奖惩的杠杆，表现好的孩子才能放假回家。
李校长说，一段时间后，明白过来的家长都很配合，因为孩子“放假回家后变乖了，不瞎搞了”。
励志中学的转化成功率在90%以上，那10%是怎么回事？李校长说，那是个别情况，就是因为孩子离开工读学校后家庭教育没跟上。
他说，工读教育也非万能，如果孩子内心的真正需求得不到满足，再次犯错将很难避免。
第五道防线：少年法庭
法官花大力气跟踪帮教，严防孩子在缓刑期内再次犯罪
汉阳法院介绍，未成年被告人是缓刑的重点对象。
以该院少年刑事审判庭为例，在1998年至2003年5年间，被处刑罚的218名失足青少年中，缓刑122人。青少年获刑后仍有56%的人马上返回社会，过着正常人的生活。
对这些孩子，少年庭法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强化宣判后的跟踪帮教。因为如在缓刑期间再次犯罪，数罪并罚，量刑会更重。
女法官邱建军被人誉为“尚秀云式的法官妈妈”，她对失足青少年的帮教成功率达到98%，其中有个孩子如今已在读研究生二年级了。
邱法官说，她不光在宣判后跟踪帮教，宣判前就已开始了解孩子，解开他们的心结了，以正确量刑。
据了解，在武汉另两个区法院少年庭中，江岸区和武昌区帮教后，这类孩子的重新犯罪率均仅为1%左右。
据介绍，传统附设于基层法院内部的少年法庭已越来越难以发挥其对少年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审判作用。基于此，有关方面酝酿以上海等四省市为试点，筹建独立的少年法院，推进对未成年人全面的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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