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与蒋经国在一个团小组

1922年2月，邓希贤在巴黎蒙达尼的哈金森橡胶厂找到了工作，成为一名临时工，在胶鞋车间做计件。他每日工作10小时，拚命干，希望多挣些钱，继续俭学。然而，在这里，他结识了同在该厂打工的汪泽楷、王若飞等一批中国进步青年。经这些进步青年传阅书刊，邓希贤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1922年6月，经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精心筹备，旅欧少年中国共产党在巴黎西郊布罗尼森林公园正式成立。夏季，邓希贤正式加入了旅欧少年共产党。他一加入“少共”，便承担了“少共”机关刊物《少年》的刻蜡版工作。邓希贤白天做工，晚上刻蜡版。由于他刻的字工整美观，大家都称他“油印博士”。

1923年2月，邓希贤参加了“少共”临时代表大会。会上，根据国内党中央的统一要求，“少共”更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执行委员会书记，邓希圣参加了支部工作。6月，根据工作需要，邓希贤离开橡胶厂，搬到了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周恩来居住的小房间，参与机关刊物的编辑印刷工作。由此开始，邓小平与周恩来结下了终生的革命友谊。

1924年7月，邓希贤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来，邓小平回忆在法国加入党组织参加革命工作的情况时，对子女们说：“我们那时候生活艰苦，职业化以后生活来源是公家，但只能吃点面包、煮点面条。我们那时候的人不搞终身制，不在乎地位，没有地位观念。比如说，在法国赵世炎比周恩来地位高，周恩来比陈延年地位高，但回国以后陈延年的职务最高。陈延年确实能干，他反对他的老子(陈独秀)，见解也比别人高，他的牺牲很可惜。赵世炎回国后工作在他们之下，并不在乎。大家都不在乎地位，没有那些观念，就是干革命。这是早期共产党的特点。那个时候能够加入共产党就不容易。在那个时代，加入共产党是多大的事呀!真正叫做把一切交给党了，什么东西都交了!”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因国内党中央调周恩来等干部回国工作，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邓希贤、周唯真等五人当选为执行委员。邓希贤是书记局成员。

1925年11月，为躲避法警的秘密监视、跟踪，邓希贤到雷诺汽车厂做钳工，磨件单位工价是一法郎五生丁。

1926年1月7日，邓希贤等人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乘火车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担任第七班党小组组长。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希贤和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等同在一个班学习。同班同学徐君虎后来回忆说：“第一期学员共有六百多人。我和蒋经国同班，而且分在同一个团小组，我们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邓小平、蒋经国个头都不高，站队时常肩并着肩。邓小平比我们都大，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有一次，蒋经国和我问邓小平：你干嘛老围着一条大围巾呢？邓小平说：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常去当清洁工，尤其是捡马粪，因为在法国捡马粪挣钱多，干一天能搞足一个星期的开销，最划得来，法国的清洁工都围着那么一条围巾。我和蒋经国这才明白：邓小平他们为当清洁工而自豪。”

邓希贤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不但认真读书，刻苦钻研马列主义基本理论，而且关心国内国共合作的大问题。他赞成斯大林的观点，主张与国民党保持合作，反对托洛茨基应该停止同国民党合作的“左”倾观点。邓希贤的发言简短有力，切中要害，被同学们称为“小钢炮”。

6月16日，中山大学内中共支部“党员批评计划案”中记载了邓希贤的有关情况：

姓名：邓希贤；俄文名：多佐罗夫。学生证号码：233；党的工作：党组组长；一切行动是否合于党员的身份：一切行动合于党员的身份，无非党的倾向；

守纪律否：守纪律；出席党的大会和组会否：从无缺席；党指定的工作是否执行：能切实执行；

对同志的关系如何：密切；功课有无兴趣：很有兴趣；能否为别人的榜样：努力学习可以影响他人；

党的进步方面：对党的认识很有进步，无非党的倾向；

做什么工作最适合：能做宣传及组织工作。

这期间，邓希贤给党组织写了一份自传。自传中写道：“我来莫斯科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要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地接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导，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