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 文/王才忠

湖北人爱“咋呼”，以武汉人为尤。每天乘公交车往返武昌、汉口上下班，虽有些辛苦，但这苦中也有某种乐趣。程灏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端坐车上，注目窗外的远景，高楼、江滩、广场次第映入眼帘，一种幸福感会轻轻飘入心怀。

只是，这“静观”的好心情，却常常要被车上一些高八度的声音所干扰、破坏。“昨晚那个牌呀真是邪得很……”

有朋自西欧归来，大发感叹：人家西欧人真是文明，在餐馆用餐，安静得连针掉在地板上的声音都听得见；到国外找中国人最好找，大声嚷嚷的地方准是。其实，在咱中国，要说在公共场所谁的嗓门最大，谁最爱嚷嚷，当属武汉人。难怪网上也有贴子：到了上海嫌城市小，到了深圳嫌钱少，到了武汉嫌嗓门小。这武汉人爱咋呼，是出了名了。

爱咋呼的武汉人，可谓俯拾即是。汽车里、火车上，还有商店酒楼，比比皆是。夜深了，该静一静了吧，不，武汉人还要咋呼。不信，你到吉庆街去，到堤角的牛骨头一条街去，一桌一桌的武汉人正甩开膀子，端着酒杯，扯开嗓门喊着、闹着；甚至咖啡厅，也成了一些人“斗地主”、吹牛皮的场所。

武汉人不仅只在家里嚷嚷，到了外面，还是这样咋咋呼呼，实在是丢人现眼。一位武汉的民营企业家前不久跟笔者讲过这样一件事：在从北京开往欧洲的一架航班上，一路上机舱内的乘客都很安静，或轻声交谈，或看书读报，或倚座小憩。唯有几个武汉人，在大声地神侃胡吹，炫耀着自己如何富有如何有能耐，全舱人个个眉头紧锁，侧目视之。这位企业家如坐针毡，为这几个武汉人深感羞愧。

仔细观察，越是人多的地方，武汉人越是能咋呼。有些人要的就是这个“味”！

有道是，静水流深。正因为虚弱和肤浅，武汉人总爱在公共场所咋呼，如此闹得水响，就是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

于是，看台上，数万球迷正屏息观看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不时就有好事者扯开嗓门一声尖叫：“裁判的爹”、“裁判的妈”，便引来阵阵哄笑。音乐厅里，听众正沉醉在优美的旋律中，会突然响起一声刺耳的口哨。办公室中，总经理正走过来，训斥员工的经理会马上提高嗓门。

这爱咋呼的劣根性，说穿了就是为了做样子给别人看，搞形式而已。因为体制的缘故，因为有些领导不愿意深入基层，不深入群众，喜欢看表面的文章，这就给了一些人充分表演的时间与空间。五花八门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便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端上桌面，并最终成为这些人步步高升的台阶。

染上了爱咋呼的病，就会比别人少了许多埋头苦干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定力。因为有了辛亥第一枪，武汉人便常常以“敢为天下先”自负。改革开放后，武汉人在全国拿第一的事也有一些：第一个请洋厂长，第一个搞出资本营运的模式，等等。后来呢，武汉的柴油机、武汉的企业改制，都落在了人家后面。这都是因为虎头蛇尾，恒心不够所致。

武汉人恒心不够，是因为缺乏自信。以武汉的中餐馆为例，可谓千店一面，鲜具特色。重庆菜吃香了，于是三镇处处麻辣味；过一段时间，湖南土菜时兴了，满城尽是湘菜馆。你想找一家地道的鄂菜馆？难！难怪外地人抱怨：武汉的中餐馆太单调，吃来吃去就那些菜，请客吃饭时简直无法选择，连装修都差不多。

武汉人的确有些先天不足。九省通衢，得中独厚，自古即为商业都会。相对而言，武汉的产业发展却一直不足。没有较发达的产业，就很难缔造出占人口大多数的中等收入者。没有一个像模像样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道德风尚的牵引和城市文明的导向，就会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载体。虽说张之洞督鄂期间，工业兴盛一时，但却打上官办经济的深深烙印，也早早注定了其走向末路的命运。解放后，“武”字头企业纷纷建立，曾创造过辉煌，但它毕竟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缺少了内生型经济的原创活力，如何能与江浙地区活力竞相迸发、财富充分涌流的“草根经济”相提并论？这些年来，武汉的商品零售总额一直居于全国前列，这也再一次佐证了武汉首先是作为一个商业重镇而存在的。商业发达的一个表征就是它十足的流动性和变化性，这却成了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武汉万商云集，人来人往，风云际会；另一方面，它只是商家们打拼世界的一个临时码头，赚了钱就走，真个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于是，城市的气质里就多了一些浮躁、浅薄与浇漓，少了一些从容、敦厚与沉静。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水土，就是风吹雨打日积月累的文化。当我们为温州人风风火火闯世界而万分惊奇、并试图探寻其原因时，千万不要忘了高扬鱼盐贩卖之利的吴越文化的哺育之功；千万不要忘了滥觞于南宋时期的永嘉（今温州地区）学派，是一个崇尚经世致用学说的儒家学派，其浓烈的功利于主义精髓早已深深地融入温州乃至于浙江人的血液。当我们为近代以降湖南英雄辈出的壮丽奇观而目瞪口呆时，请不要忘了“湘湖文化”润无细无声的魔力，不要忘了王船山、曾国藩等巨匠的“内圣”（立德、立言）“外王”（立功）思想对湖南人精神的塑造。有人说，我们有楚文化呀。现在人们一谈到楚文化，首先就要提到“筚路蓝缕”四字。其实，它只是对楚国先民开疆拓土、艰苦创业的一种状态上的描述，它不是一种思想，也不是一种观念，因而也就很难作为一种精神植入武汉人的文化基因图谱。

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是多么朴实又是多么深刻的道理。在韦伯看来，是讲求勤劳节俭，说真话，履行义务，互惠互利的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义。韦伯的观点是否正确，还有待于论证。但有一点是毫不含糊的，即经济的发展，首先必须要有文化上的准备。而文化的生成与养育又岂是一朝一日能够得来？又岂是咋呼着高喊几句口号、咋呼着挽起裤脚挑几担泥土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