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 赵金禾

写这篇文章，决不因为我是黄陂人。只能说是我对黄陂人的了解，我又是泡在湖北，谈湖北人我不能不从黄陂人谈起。这是写作者惯用的手法：切题，或曰“切口”罢。

湖北人有个“打码头”的说法。小时候，我不懂“打码头”，我问在汉口打过码头的姑父。他说黄陂人多，土地又少又薄，到汉口谋生的人就多。没有手艺的就到码头当搬运工。搬运工也是一伙一伙的，或是一个地方的，有拉帮结派的意思。两个帮派要抢占一个码头，往往不免打起来。有回是两方要打还没打，其中一帮里站出一个人，勒起一只衣袖，另一只手操刀，一下剁掉了自己的5个手指，然后将血淋淋的5个手指抓起来，狠劲朝对方一丢，不动声色的气概把对方镇住了，他们想遇到不怕死的，哪个还敢去送死？

码头就是这样打下来的。这是在湖北流传着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九头鸟”的一个注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用湖北话说，就是“狠气”。“狠气”不只是赌狠，“狠气”也是团结意味，生存意味，智慧意味。“九头鸟”的称谓，就是九个头脑的智慧，大智慧也。换句话说，就是破死亡命，又有心计。

湖北人最早的开放先驱，不是有史料记载的那些大人物，而是来自乡村土地上的农民。湖北人知道，几百年前的武汉不能叫大武汉。如今的大武汉，大部分的根须是从乡村移植来的，而这大部分的大部分，来自黄陂乡下。武汉早有说法：无陂不成镇。黄陂在外地的人多，是个事实。黄陂人在外省，被视为湖北人，黄陂人在异域，被视为中国人。无论他们在哪里，作为湖北人性格中“狠气”属性是存在的，也是显明的。我差不多走遍了湖北的县份，当他们知道我是黄陂人，总要说到两句话。一句是：黄陂的锯匠，成双成对的。再一句是：黄陂烧窑卖瓦的，扎在一把的。这说明黄陂在外的手艺人也多。这也是一种“狠气”。当然流落美国的黄陂人氏田长霖等人的狠气，令湖北人骄傲，不在此说。“九头鸟”是中国的一个经典。作为湖北人的黄陂人，影响湖北人，也融入湖北人。其性格中欠缺的一面，也是相当突出的。湖北人烂熟的一句话，叫“奸黄陂，狡孝感，又奸又狡是汉川”。这话的起因，据说是说黄陂编的帽子是尖顶，孝感编的帽子是绞了边的，而汉川编的帽子既绞了边又是尖顶。人们用这个起因，挖苦黄孝一带人奸狡的一面。前几年的一个事，汉川人在棉花里掺石头沙子卖，被央视台曝了光，这奸狡的话题又多了起来。人们开口说这话，也是作为一面镜子：为人莫奸狡。

在先民的经验里，奸狡也不全是狡猾，也含智慧中的狡黠。他们外出谋生，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狡兔三窟的伎俩不能没有。奸狡作为一种生存手段而沿袭下来的性格负面，在当今社会便演变成一种罪过，或曰原罪。这原罪也龟缩在“九头鸟”的狠气里，会蠢蠢欲动。我就听外地人说过，怕跟湖北人打交道，怕比不过湖北人的狠气。湖北人智慧的狠气能用对路子，克服那打码头式的赌狠，和蠢蠢欲动的狡猾，湖北人的优秀才真正体现得出来。

我儿子在石家庄当过兵，我去看儿子的时候，跟部队首长聊起来，聊到一个现象：湖北兵比别地方的兵更思家，以至当逃兵的也有。我当时想，湖北地处中原，相对地富裕些，当兵是要能吃苦的。吃不了苦，想家不免强烈。后来便觉得是湖北人的一种文化因子在起作用。离开家乡土地的先民们，留下了一句完整意义的话：在家千般好，出门一时难。不出门是个福人。在外过得好的人，也总还是想家的。家是灵魂的住所。所以有“落叶归根”说：人类遵循自然的一个天性。

我这个湖北人也算是个很洒脱的，无论走到哪里，也能随遇而安。但当我去了美国之后，见到有关中国文化特色的东西，总是很惊奇，很亲切。我的洋女婿蜡笔总是笑我：外公在美国来寻找中国。我在北京坐车的时候，见到有“九头鸟饭店”的大牌子，也是喜欢，我笑自己在外省寻找湖北。我现在长住武汉了，只要是听到黄陂口音，就有上前搭话的欲望。有回我在西安，去参观一个博物馆，恰巧那天因故不开放。我操着像模像样的京片子对一位守门的老年值班员说，我是从大老远来的，就是想看看这博物馆，我明天就要走了。我还没说完，他就说，列不行列不行。他全然是一副黄陂口音。“列”字是“那”字的标准黄陂土话，我顿生惊喜。我说，你郎嘎是黄陂人啵？我也是标准的黄陂土话。他郎嘎一听，也是一喜，说你郎嘎是从黄陂来的？我说是的唦。对上了，他郎嘎立即放我和我的同伴进门……呵呵，我不好说下去了，作为湖北人狡猾的毛病露出来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