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 新闻前哨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余靖 湖北电视台 孙汀娟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在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入侵的逐步加深，各国新闻界也加快其驻外事业在中国的渗透与构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的抗日战争开始了。这既是中国革命的又一高潮，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一环，自然获得了世界的关注。这时在华外国记者的人数达到了近代历史的最高点，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报道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世界各地不但通过外国记者的报道作品了解抗战中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也通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社、《解放日报》等无产阶级新闻机构以及国民党控制下的新闻机构的对外报道来了解中国革命的进展。但是前者毕竟是代表着各自的国家利益从事报道活动，他们往往在有色的眼镜下看待中国的革命，所以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些偏见，对时局的看法甚至出现谬误。但不管怎样，我们依然可以从外国记者的报道中去进一步认识近代中国，这对当前如何对待国际传播和对外报道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正面战场报道三足鼎立
     抗战初期，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多是来自英国和美国，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有百年殖民历史的上海。1937年8月，战火蔓延到上海，西方盟国新闻界在对日军轰炸上海表示震惊的同时，无不持激烈的谴责言论。8月20日，《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篇尖锐抨击日本侵略中国的社论，文章说“现在日本人对上海的进攻，像这样野蛮无礼的侵略行径及其对整个文明的藐视，在历史上还未曾有过”①。8月28日，日本飞机轰炸了上海火车南站，其时站内挤满了难民，英国人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翌日便对这一惨案进行报道，所用标题令人触目惊心：《二百名难民在南站死于空袭———日本轰炸机使南市成为废墟、陈尸满地———中国方面否认该地区有任何军事力量》。
     与外国记者对中国沦陷区的报道相比，中国本土的报道不仅仅集中在日军暴行和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报道显得更加全面和积极。1938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汇报》，从一开始就积极宣传抗战，义正词严地鞭挞汉奸，及时报道中国军民奋勇抵抗日军的斗争（如对台儿庄战役的连续报道、对各地游击战争的报道），并且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华社华中分社发出的敌伪占领区的新闻在沦陷区同胞和海外一些地区引起反响。他们特别注意具体报道实际情形，尽量少用诸如“恐慌”、“悲惨”之类的词汇，因为人们关心的是恐慌、悲惨的具体事实。
     《解放日报》的军事报道是对敌后游击战场与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同时进行报道的。虽然以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为主，但对后者的战况，也有相当数量的报道。对正面战场的报道多采用中央社的电讯稿，国民党军队在战斗中取得的胜利，或收复失地、或阻截日寇都据实以报。除一般新闻报道外，还有综合栏目如《一周战报》、《战场实况》，对重要战役还配以地图。
     国民党中宣部是重庆最大的新闻集散地，但在战时除了少数官方报纸和通讯社外，国民党政府是不允许更多的中国记者进行实地采访的，在其控制下的报纸刊登的有关战争的真实报道也十分鲜见。一位美国记者指出，当日本人于1938年占领汉口时，这个消息在重庆被扣压了一周，才以《敌人之足迹出现于汉口》为题在报上刊出。在国民党中宣部散发的战争新闻简报里，前线的一个小胜利，总是以中国军队缴获敌人的“武器无数”之类的字句结束，而退却又总是被描绘为该军“正在进行重大的侧翼包围行动”，以至于外国记者们毫不费力就能猜出，如果一座城市被报道为“我方已胜利地将敌人诱入陷阱”，则无疑表明该城已沦入日本人手中。
     二、红区报道渐受瞩目
     抗战爆发后，由于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根据地及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国民党政府再次加紧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同时禁止外国记者与中共的接触。蒋介石一边进行着大围剿大封锁，一边大造舆论，把红军称为“土匪”和“强盗”，由于缺乏有关中共的第一手资料，外国传媒一度也接受了国民党的宣传和造谣。但是，在国共统一战线新形势的鼓舞下，被称为红色中国的陕甘宁边区中心延安，成为外国记者瞩目的焦点，中共领导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在前线英勇杀敌所取得的战绩，也是外国记者争相报道的新闻。
     从1939年开始，包括斯诺和史沫特莱在内的为数众多的外国记者和其他西方人士，从敌占区或其它途径进入陕甘宁、晋察冀解放区以及华东的新四军活动范围，发出了以第一手材料写成的现场报道。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是为《新苏黎世报》工作的摄影记者沃特·博斯哈德。1938年7月，该报发表他的特稿时，在编者按中不无自豪地指出：“延安是中国红军总部的所在地，本报记者有幸作为第一位赴延安考察的欧洲记者，与一位美国同行共同报道了这次考察”。沃特的8篇连续报道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事业方面的乐观前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于1938年1月访问延安，她注意到了这支军队是在“中国军队中罕见的，也是在世界任何地方所罕见的特点，即领导人的朴素和直率，没有架子”，以及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平等。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进展。美国盟军反攻日军，曾设想在我国沿海登陆。在罗斯福的再三要求下，蒋介石不得不答应允许一批中外记者采访延安。“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中外国记者共6人，代表了英美俄等主要媒体，于当年6月9日抵达延安，活动延续到10月初，随后问世的最有代表性的报道是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和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等。延安实行的战时民主制度，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巨大号召力，以及八路军抗击日军所取得的实绩，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坦因这样告诉读者他从前线归来的感受：“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②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国际新闻日益重要，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报道》是共产党第一个外文宣传刊物，主要内容是对外介绍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实绩，每月一期。为适应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新形势，更好地向世界人民介绍解放区的真实情况，宣传共产党的方针和主张，进而促进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进程，党中央指示新华社建立英文广播部，负责播发新华社英文文字电讯。1944年9月1日正式开始对外报道，初期一天播发五六条消息，约相当于中文1800到3000字左右，坚持如下几个原则：第一，从“团结自己，争取朋友，打击敌人”的方针出发，选择最重要的、最有国际意义的新闻编发。第二，消息必须绝对准确，对战果的估计（如击败、击溃、歼灭等）、战利品的统计数字都十分精确。用字要求比中文消息更为细致，如不笼统用“歼敌多少”，而用“毙、伤、俘”各多少。第三，照顾外国读者的理解程度，一些特殊名词，如“三三制”加以解释。早期英文广播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英国广播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收听延安的广播比收听南京国民党广播的效果还要好。
     三、西方记者的进步性和局限性
     毋庸置疑，抗战期间西方新闻界舆论的基本导向是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谴责并揭露日本的侵略暴行。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些有作为的美国记者出于正义感，并能客观地看待中国当时的局势发展，在新闻报道中揭露国民党政府腐败现象，正确反映中国抗战全面形势，预见了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看到抗战时期，外国新闻界未能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中国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变化，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美国的报道。
     1938年10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外国各通讯社和报纸的办事处也随之转移，在这里开始了长达7年的报道活动。在重庆，各国记者的队伍都明显扩大，但是新闻报道的天地却缩小了。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客观因素是受到政治和军事形势、交通和传播技术条件的制约，当时在重庆的外国记者所处环境相对与世隔绝，通讯既不通畅，速度又慢。
     抗战期间中国发生的许多重大新闻在国外报刊上并没有相应的报道，另外一个客观因素是由于欧洲战争逐渐在报纸版面上占重要位置，欧美人士更关注与他们切身相关的新闻事实。1938年夏天，日军轰炸濒临长江的一座战地医院，共有4名医生和80名不能行动的重伤员被炸死，《伦敦新闻纪事》的记者弗雷达·阿特丽同合众社、路透社的几名记者就此事发回了报道，披露日军惨无人道的行径。但是这些报道都没有在他们国内的报纸上刊登出来，“因为它不是一所教会医院，没有欧美的人士被炸死或炸伤”，所以算不上“新闻”。阿特丽就此感慨道：“他们一心只专注在慕尼黑和欧洲的危机。这的确是中国的悲剧，她离得太远了，那为了几十万犹太人被虐待而吓得发抖的欧洲，对于千百万中国人的受难却几乎无动于衷。③
     造成这种缺失更为根本的主观因素是浸淫在西方政治意识形态信仰下的在华记者自身所无法避免的局限性。
     首先，美国的中国抗战报道当然要反映美国政府的意愿，特别是美国一味吹捧蒋介石及扶持国民党政府的政策。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记者、传教士和其他观察家出于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对中国事务的关注，只集中宣传中国值得赞扬的方面，只字不提中国的缺点和弊病。中国在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一种被理想化的形象”。④这种“理想化了的形象”的代表人物是蒋介石，自他和宋美龄被《时代》杂志选为“1937风云夫妇”后，他又接二连三地成为杂志的封面人物和报纸上的新闻人物。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世界教会评论》也用满意的口吻谈到：“中国现在有了一个有史以来最开明、最富有爱国热忱和最有能力的统治者”。⑤
     其次，这些报道经常是按照美国读者口味炮制的。美国民众得到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和美国精英们所了解的真相相去万里。如果某条新闻跟美国国内这家报纸所在的地区能够发生联系，无论这件事多么不重要或牵强附会，也会被当成要闻来报道。比如，在中国发生了一场饥荒暴动中，有几百名中国人丧生。美国记者们认为应该这样联系：在这场暴动中，一位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传教士的窗户被打破。
     最后，美国的海外记者都是为报道事件性新闻而培养的，他们在报道事件新闻时干得比较出色，但在报道中国知识界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思潮方面却显得很薄弱。在抗战期间，报纸上铺天盖地
     都是中日战事，驻华记者很少探究国民党意识形态中隐含的法西斯性质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的政治风向。例如，毛泽东1942—1944年在延安开展了共产党党内的整风运动，而美国报纸对此没有丝毫的报道。
     四、经验教训
     以史为鉴，通过对抗战时期中外新闻报道的比较，为我们在当前新的形势下认清国际舆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总结对外报道中的经验
     教训提供了很好的参照。
     首先，我们必须指出，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不同，价值观的差异对媒体报道同样的事件有根本的影响。在进步记者怀着事业心与责任心真实地向世界传播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也有一些以为帝国主义殖民和侵略政策服务为目的、对各个时期的中国革命事业持反对态度的记者，向本国受众传递了经过扭曲的、别有用心的甚至是颠倒黑白的错误信息。
     第二，抗战时期各方对战事的报道体现了不同国家在华利益的激烈角逐，反映出西方媒介的“客观公正”从来都是以该国的利益为前提的，今天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日本入侵中国初期，西方列强特别是英美两国均出于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报道主流是对日本的侵略行径持中立和容忍态度，记者侧重传达信息，有的报道观点模棱两可，有的报道是一些轻描淡写的批评。直到日本欲独霸亚洲的野心彻底暴露，严重威胁了西方列强在远东的切身利益，一部分西方媒介才态度鲜明地同情和支持中国。
     第三，相对于外国舆论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内部矛盾及其基本走向缺乏分析和把握的致命弱点，我们本国的新闻报道存在的一个弊病则是客观的报道事实不够，较多地渗入了主观的思想倾向，使报道的“新闻味”偏少，“宣传味”偏重。如英国广播公司远东部的工作人员反映，延安广播里面“宣传”太多，他们所以用的很少。
     第四，分析抗战时期西方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把握它的选题角度、语言技巧、报道手法；分析我们自己的对外报道，可以更好地理清思路，学会运用国际社会所能接受的媒体与传播的方式、语言、角度，总结出有效对外报道的最佳方式，这对于如何选择议题，如何筛选新闻，如何阐发政策方针，如何塑造我国在21世纪的国际形象都显得尤为重要。另外，西方记者新闻报道中的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情怀和他们敢于冒险、敢于直言的风格也值得我们学习。
     注释：
     ①转引自《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三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第149页。
     ②冈瑟·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8。
     ③弗雷达·阿特丽：《扬子前线》，第153页。
     ④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商务印书馆，1985,第261页。
     ⑤《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上册，第262页。（编辑：潘宗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