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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作苏

一、建立科学的崛起观，实施精神和文化提升工程
     中部的失落感由来已久，这种失落感是与经济上的重心旁移所产生的失落感相耦合的。传统意义上的中部为湖北、湖南、河南、山西、安徽、江西。这六个省份在中国的古代以及近现代史上都曾经有着辉煌的记录。现在的中部地区仍然是交通要道，连接东西，承南启北。在全国各地竞相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部地区正经历着一个艰难的转型时期。在东南沿海先富，西部大开发之后，中部地区如何发展已成为人们十分关注的问题。去年，东北振兴又被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一时间，“中部塌陷论”四处弥漫，在这个地区生活的广大干部群众精神上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
     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中部地区崛起”的概念，这不仅是对中部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一个极大鼓舞，更是为中部干部群众提供了一个新的提升精神、思想解放的契机。
     从客观上来看，中部崛起完全有着客观的需求和内生的各项条件。现在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在实施中部崛起的战略规划中，我们湖北省要把精神和文化提升工程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予以考虑。
     精神和文化提升工程的重要性之一，在于从思想观念的角度，促使湖北人民在新的层次上解放思想，放开手脚。湖北省的思想解放尽管已有过几次高潮，但是，从全国的角度看，湖北解放思想的步子仍然不够大，思想解放的程度仍然不够深，思想解放的力度仍然不够足。思想观念方面的障碍，仍然是束缚我们在经济上放不开手脚，迈不开步子的主要难点。
     精神和文化提升工程的重要性之二，在于凝聚人心。中部崛起无疑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如果不能从精神层面调动起社会各阶层的力量，那就无法形成合适的社会氛围，使创造者能拼命创造，使出资者大胆出资，使干活者安心干活，使吹冷风说怪话者没有市场。
     精神和文化提升工程的重要性之三，在于增强自信。二十多年的相对受到忽视，使得包括湖北在内的中部地区干部群众自信心不够，对于东部沿海等地区，有着一种盲目羡慕的情结。同时，也怀有某些自怨自艾的情绪，通过媒体有意无意的传播，使得中部地区弥漫着一股以埋怨为时尚，以说怪话为光荣的不健康心理气氛。只有通过精神提升工程，才能扫除发展的心理障碍，形成干事光荣，干事自信，干事有理的社会风尚。
     提升的的策略，可以学习当年上海的做法。十多年前，上海在滞后于珠江三角洲开放的时期，精神上也处于边缘化状态。但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上海闻风而动，适时兴起了一股振奋精神的热潮。解放日报发表的“头羊”等一系列评论员文章，给上海人以极大精神鼓舞。上海同时还开展了“如何由精明变开明”等讨论，使上海的思想解放、精神提升与经济上的“一年一小变，三年一中变，五年一大变”等经济策略配合，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二、运用好崛起的精神动力和文化载体
     地方的发展策略不仅要贴紧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要贴紧历史文化的实际。一个地方的民风，是与该地历史文化、心理特征紧密相联的，要想振作一个地方干部群众的精神，必须要从这个地区的历史文化实际出发。
     在精神提升工程中，我们要首先清理一下既往形成的一些传统观念，把一些不切实际的、不利于发展的观念从思想上清除出去，使我们在精神的嬗变中不断获得新生。
     例如，我们习惯于“得中独厚”的观念。这种观念，思想深处是封建时代“中央之邦”观念的沿续。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中部还有一些人为的优势的话，那么到了市场经济时代，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了“得中不厚”，因为它不符合地缘经济和资本属性的最一般的优化原理。因此，我们在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应该有新的“破中而出”的崭新观念。四川省在发展过程中，就曾经大力破除过“盆地意识”，大力破除安于现状的“天府概念”。因为地理的盆地不等于资金的盆地；农业社会的天府，不等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天府。江西省在发展中，也破除了传统的观念，提出了“接轨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的战略突破方向；即使是经济最活跃的浙江省，也并不以区域中心自居，而是鲜明地提出了“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战略取向。反观湖北省，一直在战略取向上基本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不敢也不甘于打破精神的禁锢，主动地向取得战略主动和战略联合的方向突破和靠拢。
     精神动力和文化载体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作用，是后发地区领导无论怎么重视都不过分的事。以浙江为例，《宋史地理志》概述浙人的性格气质为“人性柔慧，善进取，急图利，而奇技之巧出焉”。这个概括，是吴越文化中积淀深厚、渗透最广、生命力最强的部分。
     人们普遍感受到江浙的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内源”。这种内源，在于社会普遍认同“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文化。我国文化向以伦理本位与重义轻利的特色著称于世，所谓“君
     子不言利”、“农为邦本，商为末业”，都是基于此而生。但是，吴越文化的一个特点就是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鱼盐之利，贩卖之功，但凡有利，则如水走下，四方无择。在吴越这个资源贫乏之所，功利文化带来了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只要能创造新的社会财富，没有什么行业的高下之分，没有什么苦累不能忍受。熟悉吴越文化的人都知道，虽然这种文化的价值表征是不耻言利，但这种文化的行为特征则是吃苦而不是享乐，是开源而不是坐守，是发展而不是停顿。
     文化是社会的根系。不同文化难有高下之分，但有特色之别。荆楚文化之中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类的文化精华，应该通过系统的整理与发挥，使之焕发崇尚发展、重学明礼、开放大气、愈挫愈起的历史文化光芒，成为崛起过程中的宝贵精神动力和文化载体。
     三、在新的发展观中建立新的增长点
     把文化产业作为中部地区崛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增长点，这是我们抓住战略机遇，应该采取的一个重要取向。实现中部崛起，必须认真选取增长的突破口，切忌急于求成，头脑发热，更不能乱铺摊子，靠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来换取数量的增长。其中，把包括媒体在内的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就是对过去相对忽视文化的一种匡正，也是争取后发优势的一个现实选择。中部地区能够赖以进行追赶或赶超的“资本”是其后发潜力。所谓后发潜力是指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较，在市场需求、产业结构及效益、制度、管理、人力资源开发、自然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所决定的中部地区的发展潜力。过去，由于市场化进程滞后和思想观念的束缚，中部地区的后发潜力没有得到有效的挖掘和利用。因此，中部地区在制订新的经济发展战略时，所需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快速地释放出内部所蕴藏的巨大后发潜力，其中包括文化产业的潜力。
     丰富的文化资源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中部地区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第一，在继续“二为”方针的前提下，必须大力实行文化振兴战略，使文化既成为振兴的精神内核又成为振兴的载体。第二，建立多元投资、多层次协调的文化发展体系，扩大文化的覆盖范围和提高文化普及的机会。第三，努力提高教育培训覆盖范围及服务质量，迅速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第四，建立能够充分体现知识价值和受教育价值的收入分配制度，形成以知识拥有量和受教育程度为基础的收入落差，激励人们接受更多地掌握文化知识，促进人力资源的快速积累，从而运用文化反哺经济和社会。
     在崛起之路中，可以扩大思路，把经济与文化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改变过去单就经济而发展经济的作法，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与政治、经济与旅游、经济与历史、经济与教育都可以作为鼓励横向结合，交互发展的范围。例如，我们到西方各国去旅行时，都发现当地把参观市政厅、参观当地议会等政治性建筑作为重要的旅游节目，这样，不仅弘扬了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而且带动了旅游，增加了收入，集多功能于一举，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作法。而反观我们，说发展旅游经济，基本上宥于风景和名胜，而没有放大于一切可以增加人们见识的领域。这方面的潜力很大，不需要很多投资即可以释放效能。例如，我省省政府大厦如果建立开放日，在大厅内专辟反映湖北历史文化的简单文物和照片陈列，马上就可以成为一个新兴的旅游点，不仅有收益，而且可以收到亲民之效。
     我们在实施崛起的时候，还要善于运用以文化的思路来带动经济，这不仅是一个方法问题，也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如果从以人为本出发，那么很多事情都可以从就经济抓经济的旧路中解放出来，以反弹琵琶的方式，取得先获人心，再获效益的结果。例如，中国的唐装推行了许多年，效果却并不理想。但是，当江泽民同志亲自穿上，并通过电视在全国人民面前作出示范以后，唐装的普及有了一个飞跃。江总书记这个带有人情味和文化味的举动，可以说不仅救活了一个服装品种，甚至可以说救活了汉民族男式服装的一个行业；韩国的总统为了发展本国旅游，不惜亲自上电视做广告，成功地吸引了大量游客。这些国内外的成功例证，说明了以文化的手段来带动经济，是一个有着无限宽广前途的作法，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身体力行。
     四、实施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性保障
     把文化作为一种竞争力，这是在崛起之路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思路。文化竞争力不同于我们熟悉的“精神文明”，一般来说，精神文明主要集中于公共道德问题和法律制度问题。而文化的竞争力，则从更广泛的角度，概括了以文化为内涵的、物质与文化相融合的强大竞争力，它在知识经济社会中，有着独特的竞争作用。无论是实用文化，还是艺术文化，或是思想文化，都需要有一定的载体予以依托，才能发展壮大。因此，不仅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非常要紧，更重要的是要制定出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保障性制度，使文化发展植根于健康和稳固的基础之上。
     一是要把经济人原理引入竞争性文化产业的发展领域。理性地追究自身利益是驱策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这个原理应该在竞争性文化领域得到应用。文化发展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在总的属性方面，服从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的禀赋。文化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应该重视，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孤立的文化形态并不能自我存在，它必须依托在一定的自我运
     转的经济形态之上。发展文化产业，不能固守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一种模式，应该让一切有利于文化事业发展的力量都踊跃尽力，让一切聪明才智都在这个领域充分施展。
     过去我们在发展文化产业方面尚存在着严重的观念障碍，那就是经济人原理不能引入哪怕是报纸印刷这样的文化产业。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道两难命题，即，要么固守文化的贫困和资金缺血状态，要么就要让资本进入这个领域，使资本有利可图。现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股份制成为公有制实现的主要形式。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解决这个带根本性的观念问题，即资本的特性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进入文化产业的资本概莫能外。无论什么形式的股份制，如果不能给投资方带来合理的收益，那么这种股份制都将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没有生命力的股份制。而如果解决了这个基本的问题，那么资本的取向和规模，都将产生一个飞跃，使文化与经济的融合，
     得到根本的制度性保障。
     二是要修改一些不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现行法规。文化产业是跨越多领域的事业，它的发展，必然与现行以社会生产部类和行业为对象制定的法规，产生若干矛盾。以报业为例，中国报业自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已逐步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化发展，报纸由纯事业单位向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过渡。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国家对报业管理在政策上依然相当严格。如：目前尚不允许实行跨媒体经营；不允许跨省市同业兼并；即使是集团化运作，其兼并谁、怎样联合，还带有一定的指令性色彩，而非完全的市场化优胜劣汰；对行业、条块、部门办的小报的兼并，还常常受到来自报纸原行政主管部门的干扰、说情、拖延。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政府积极发挥引导和组织作用，在开放状态下，以新的法规合理鼓励发展各种适宜性的文化产业，实现文化产业结构的升级，建立多种文化企业共生、竞争的产业群落。
     为了鼓励各类企业都为全社会利益而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可以考虑修改企业纳税办法，如，企业投资于公益性文化事业，或独立兴办政府目录规定的文化产业，其支出可以抵扣一定的税款。如果这样，将使文化产业获得一个广阔的、源远流长的资金来源，对企业兴办文化也是一个根本的制度性鼓励。从实际情况来看，世界上一些已实行了的国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特别是在所得税和遗产税抵扣方面，有着宽广的操作空间。
     再如，可以修改基金管理条例，鼓励私人建立一些文化性质的基金会。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基金会，都是私人性质或家族性质，诺贝尔奖即一例。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绝不能只用文化自足自立的封闭式单一形式，它与经济、政治具有内在的相互联系，各种所有制有着平等发展文化产业的权利。文化的经济性、经济的文化性，经济与文化的整合协调、互渗互动，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文化是以个性发展为特点的事业，文化的符号与资金的魔力完美地结合，是产生艺术精品的成功道路。个人基金会这种形式，是世界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通例，而我国和我省，还缺少这类资金与文化结合的形态，这无疑减少了文化的发展阵地，是一种制度性缺失，应该尽快地加以补救。
     完善文化战略体系，实现这个体系的系统化和精细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文化战略，也应该向着系统化方向发展，也应该从朴素到科学，从混沌到精密，从零碎到系统，从笼统到严整，从而在中部崛起的战略行动中占有更大的贡献率。
     （编辑：肖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