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 新闻前哨

吴咏林

    儿时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记得有一句高喊的誓词，叫“时刻准备着！”当然，那是要时刻准备着“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借用这句誓词，做记者工作，也当处“时刻准备着”的状态，这就是要时刻准备着能抓到新闻，能抓出好新闻。我想，这种“准备着”，既有学习、积累的准备，更当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深入思考的准备。
     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在记者站工作，经常和“这一些”记者在一起议论“那一些”记者：同样都在基层转，为什么“那一些”能不时抓到新闻，能抓出好新闻？而我们“这一些”总是不如“那一些”？除了理论功底、政策水平、知识积累外，还有一点，那就是思考。他们勤于并善于站在时代的高度，将已知的理论、政策、知识等，经常不断地与接触到的实际溶汇在一起思考。他们通过深入思考，带着问题在基层转，在思考中作好了充分准备，当然会取得比我们“这一些”突出得多的新闻业绩。
     有位企业家说过这样一番话：“你要准备好你的瓢。当财富来的时候，你的瓢越大，你舀的财富就会越多。”记者手里也拿着一个“瓢”。记者需要“舀”到的“财富”是什么？是新闻，是能够经营出好新闻的各类新闻素材。大量的新闻和新闻素材，是客观存在于缤纷绚丽、丰富多彩的生活之中的。要想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捕捉（“舀”）到新闻，就看你的思考之网（手中的“瓢”）编织得大不大，严实不严实。如果没有编织思考之网，或者编织的是张残破之网，必定会有漏网之“鱼”，有时甚至会漏掉大“鱼”。
     1996年，我在总结自我得失的基础上，曾在《新闻战线》发表过一篇《争当名家要处理好几个关系》的论文，其中有一部分是，“走出‘生不逢时’、一味埋怨‘没有碰上好点子、好机遇’的误区，正确处理好重大机遇与平时积累的关系”。我读过新闻界老前辈许多“传世之作”，仰慕之余，内心深处不时有意无意地冒出“那是在那个年代”、“我要在那个年代也将如何如何”之类的感慨。见到人家常以某一重大题材、重大事件或重大典型的报道而出名，于是，又有感慨：“我就是没有碰到这类机遇”。可以肯定地说，这两种感慨都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出发，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那个时代的名家、英才。记者也不例外。何况当今时代是改革开放、政通人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卓著的时代，当代理应和需要涌现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更杰出的名家和英才。我在那篇文章中对机遇问题作了两层意思的分析：一曰时代机遇、重大题材（如改革、发展、廉政建设等等）的机遇，这对每一位新闻工作者来说，应当是一种“均等机遇”或者说是“共享机遇”。这类机遇在编辑、记者面前“人人平等”。二曰重大事件（如中国运动员首登珠峰、葛洲坝截流、三峡工程开工、三峡大江截流等等）、重大典型的机遇，这可能对每位记者是非均等的。但是，这类机遇在众多新闻媒体同时面对之时，对参与记者来说，又具有一定的均等性。从全国和一个省历届新闻奖评选中不难看出，荣膺新闻奖的作品，绝大多数出自于“均等机遇”中。在这种“均等机遇”面前，为什么有的记者、编辑就能抓得往，并捕捉到火热生活中的重要新闻素材，写出、编发出能够获大奖的好稿，有的就不能？我认为，关键在于记者自身的功底深不深，记者平时多方面的积累厚不厚。以全国首届好新闻（当时叫“好新闻”，1991年以后叫“新闻奖”）评选的两件受奖作品为例：《农民都夸三中全会好》（新华社1979年6月8日电）和《会计伢嫌我油壶小》，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题材。这类题材对于当时的编辑、记者（包括我在内）来说，时代机遇是均等的。这两件作品的作者和编辑，能敏锐地抓住重要新闻素材，以小见大地生动记录当时农村的大好形势，正是体现出了他们深厚的新闻功底，反映出他们平时的政策、新闻、知识、文化水平积累的厚实。所以，我在那篇文章中说，新闻工作者的功底深、积累厚，才能厚积薄发，在“均等机遇”面前鹤立鸡群。新闻工作是一门学问。坐等机遇，埋怨自己没有得到机遇，是一种消极的、侥幸的、投机取巧的思想作风。有什么样的学问、什么样的功底和积累，就能创造出与之相对应的业绩。
     现在回过头再去理一理那篇论文，文中所说的功底也好，积累也好，都是记者平时勤于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记者在广泛学习的过程中，思考之网编织得越大、越好，他们的功底就会越深，积累才会越厚，新闻业绩也就能越突出。
     记者的思考大致可分三个阶段，一是采访前的多方位思考，二是采访中的随机思考，三是采访后的写作思考。当然，三个阶段并非截然分开，这一阶段的思考有时也包含着另一阶段的思考。
     本文仅就多方位思考谈点体会。采访前的多方位思考，是当好记者、体现记者发现能力和新闻敏感的重要环节。凡事业心强的记者，均十分重视这一环节。有人将某些媒体的记者分为两类，一类是“总理型”记者，一类属“秘书型”记者。“总理型”记者心中装着天下大事，站在全局的高度、政治的高度去分析、认识、观察事物的发展变化，经常思考总理思考的问题，从而有针对性地撰写出具有导向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的新闻，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秘书型”记者则惰于思考，往往只能“见子打子”，只会“照本宣科”地有闻实录，不会有自己的发现，不会有自己的思想和声音，只是个“录音机”和“打字机”。“总理型”记者思考的问题多，脑海中携带的选题也就会多，他的新闻“点子”当然也不会少；常在基层转，不时会得到一些“撞在枪口上”的新闻。“秘书型”记者由于疏于思考，在火热的生活中，必然会闭目塞听，经常从鼻子底下漏掉新闻。
     我有过做“秘书型”记者的经历，是“那一些”记者对面的“这一些”。我也有过做“总理型”记者的尝试和实践（尽管当时并不是自觉的）。1982年至1984年，我在咸宁记者站当记者，任站长。当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在农村广泛推行，但是，随之又出现许多急需解决的新矛盾、新问题。例如，各家各户独立经营之后，集体经济该如何发展？对农民的统一服务该如何进行？科学种田该如何落实到千家万户？对农民的管理、教育该采取何种新方式？等等。这些新矛盾、新问题，各级领导（还不只是总理）需要思考；记者是实际工作的记录者，历史的见证人，当然也需要思考。我翻开当年的采访本，这类问题在一页纸上我罗列了十几条。换句话说，当时我在从十几个方面思考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问题。记得在一次通讯员培训班上，我将我思考的这些问题和盘托出，以求通讯员和我们一起共同研究、破题。1982年10月，我在嘉鱼县采访，刚从乡下调研回来的县委书记许克胜到房间看我。我们天南海北地聊，聊着聊着，聊到他此次调研的一个问题，说，哎呀！联产到户后，农民们普遍反映，“现在实行科学种田，广播有听的，资料有看的，就盼望田头有具体指导干的。”听到这里，我想，这不正是我所思考的农户分散经营以后，“科学种田该如何落实到千家万户”这一问题么？我当即和他一起探讨县委、县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措施，最后以他的那句话为题，写了则消息。第二天回到编辑部，老社长雷行看了此稿，迅速签发在第三天报纸的头版头条。那几年，由于经常编织思考之网，时刻准备捕“鱼”，“撞”进我“思考之网”内的新闻，还真的采写了不少。
     多方位思考是做新闻工作的同志综合素质的体现。当了部主任和做一家子报的总编辑以后，这种素质又显得尤其重要。在你管辖的那个范围内，你是“首席”记者，你要一个时期又一个时期地拿出报道思想和报道意见，没有多方位思考行不行？不行；你组织的报道要正确体现中央和省委的意图，还要充分反映群众意愿，没有多方位思考行不行？也不行。你必须“吃”透“上头”（没有思考就不能“吃”透），你还必须熟悉“下头”（没有研究和思考也不能达到熟悉），上下结合、由表及里地经过多方位思考，你才能掌握主动，组织报道才会得心应手，有条不紊。这是我多年实践的体会。实际上，许多与我同时期的部主任和现在的一批年轻部主任比我做得更好。
     记不清是哪位哲人说过：这个世界不缺会干活的人，缺的是会思考的人。世界级富豪李嘉诚大瓢大瓢地“舀”取财富的秘诀自然有多条，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肯用心思考未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我们当新闻记者的同志，也应当有“肯用心思考未来”的追求。你经常跑的那个行当，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你当然要弄清楚。但这还远远不够。你还必须认真研究它的过去，还要用心思考它的未来，思考它未来的走向和发展趋势。你这样才能练就战略眼光，善于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做到时时心中有数，对即将发生的事件做出正确的判断，成竹在胸。不能像一个只顾填饱肚皮的人，围坐在餐桌上，别人给你碗里盛上什么就吃什么（“秘书型”记者），桌上还有什么好菜都不会甚至不敢去看一眼。也不能像一位目光短浅、急功近利的企业经营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捞一把，是一把”，而缺乏“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进取精神，缺乏应有的精品意识。
     思考是人们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对于随时都有可能深入基层采访的记者来说，思考又是一种准备。各新闻媒体都可找出无数事例印证，好稿只会给那些有准备的、尤其是“时刻准备着”的记者。说到这里，对于某些新闻线索，我似乎觉得记者还应当有一种善于等待的功夫。因为，要将线索变成新闻、变成好稿，整个等待的时间和过程，必然伴随有时不时的思考。这“时不时”的思考，就是“时刻准备着”。
     2003年，我评析过青年记者胡成一个时期的舆论监督作品，其中有一篇《农民的年猪肉怎么不香了》（《湖北日报》2003年2月21日），曾引起省委主要领导高度重视。事由2001年5月，胡成到蕲春县檀林镇、田桥乡等地采访，在一户农民家里，了解到农民养一头猪要交约200元的“屠宰税”。他当时知道的相关规定是，“屠宰税”只是一个“芝麻税”，一头猪不到10元。他意识到这是对农民的一种盘剥，回编辑部后便将此存入电脑“新闻线索”中，等待事情的变化。这一等就等了一年半。其间，该县县委宣传部的同志来编辑部，他要问及此事；檀林镇的领导来报社看他，也要问起此事；还几次与省相关部门的同志讨论“屠宰税”，熟悉政策。2003年春节前夕，他收到一封这个县另一个镇的农民来信，信中说，农民辛苦养一头年猪，还要出具“结婚证”或“建房证”或“火化证”等红白喜事的证明，并要交近100元才能宰杀。从正确反映群众呼声的角度出发，胡成感到，等待一年半，在春节期间农民家家户户欢天喜地杀年猪的时候，深入调查采访这一严重损害农民利益的怪事，时机“成熟”了。于是，他4次赴蕲春、黄梅等县进行暗访，7天春节休假，有4天在农民家里转，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了那篇极具“冲击力”的调查报告。
     胡成掌握到一条新闻线索，等待了一年半，断断续续地思考了一年半，也准备了一年半。他最终经营出了一篇可以称得上是精品的新闻作品。
     “时刻准备着！”不断编织好你的思考之网，你会时刻保持耳聪目明，面对缤纷复杂、绚丽多彩的社会生活，多数时间会头脑清楚，眼光敏锐，一条条活“鱼”就会不时落入你的“网”中。如果再有采访中的随机思考和采访后的写作思考的硬功夫，甚至还会捕到一条大“鱼”。
     （编辑：胡治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