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完善财政投资的约束机制入手。行政壁垒、地方保护主义、重复建设、恶性竞争、过度内耗等问题，都可以从政府无限制的资源控制权力找到答案。转变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问题是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结合行政体制改革和国有经济战略布局调整，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和完善政府花钱的约束机制，改进对政府政绩考核体制标准，应是整合城市之间关系工作的起点。
二、从统一规划建设基础设施项目入手。满足城市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对基础设施进行统一规划有利于降低建设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例如统一规划建设武汉与周边城市的一小时交通网络、两至三日旅游线路网，既比较容易操作，又能实现“共赢”。
三、做大做强武汉市。一个城市圈的发展方向、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首位城市的综合实力，取决于首位城市的带动作用。武汉目前的综合实力还不足以承担全国第四大城市圈的龙头作用。在做大做强武汉市的指导思想上，要摈弃“大城市恐惧症”和“小城镇（市）偏爱症”。中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是人多地少，是城市的不发展，而不是城市对农村所谓“剥夺”。中国目前的大城市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只有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率先发展，才能促进要素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才能为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物质基础。
四、建设数座1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与其他城市密集区相比，武汉城市圈首位度最高，中间缺少大中城市，尚未形成完整的城市规模体系，制约了整体协调发展。把现有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建设成为100万人口的大城市，把一批有条件的小城镇建设成为中小城市，对于充分发挥武汉城市圈在中部崛起中的战略高地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十六届三中会提出，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就统筹区域发展而言，三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按照这一战略思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的宏观布局将在原先的“T”形（沿海与沿江）布局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一条南北走向的重点轴线，即京广线（包括京九线）——京哈线沿线地区，由此构成新的“干”字形，或“开”字形空间布局结构。
这样，包括东北、武汉等我国主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及整个中部地带都将成为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重点地区。
从理论上讲，区域经济发展有两种基本思路：其一，是“两头抓战略”，即把经济相对发达和相对落后的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其二，是“取中战略”，即把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的地区作为发展的重点。当然，这两种发展思路实质上并不矛盾，都是为了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般说来，在区域经济发展初期，多选择前一个思路，后期，则多选择后一个思路，或者是这两种思路的某种结合。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体现了“两头抓战略”和“取中战略”的有机结合。
东北、武汉等我国主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及整个中部地带成为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又一重点地区。这给中部最大的城市武汉以及以武汉为核心的武汉城市圈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要充分发挥“居中”的区位优势，努力把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中部及内陆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圈。
要按照“国内经济大循环”的要求，把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我国内陆地区最大的满足内需为主的生产要素和产品服务的市场中心。
城市圈建设的目的在于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此，要进一步突出区域一体化的核心，即空间市场的一体化。
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四个一体化”，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和区域市场一体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硬件方面的前提条件，这两方面应当进一步突出。建议加快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确定一个大致的开放顺序。长江三角洲就是将旅游市场的相互开放作为试点首先实施，探索了经验。
根本在于激发创业活力
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
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武汉城市圈的建设正面临难得的机遇。
武汉具备成为中部增长极的条件，其发展对中部经济和全国现代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何加快这一城市圈的发展，关键是创新体制，激发活力。
从经济史上看，经济版图是靠人来改写的。一个地区具备较好的自然条件、区位优势，不一定经济发展就好。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改革开放前，武汉的经济实力处在全国城市第四，但是目前苏州、无锡的GDP都超过了武汉。浙江的义乌不靠海，也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目前形成了全国最重要的小商品交易市场，吸引国内外的商人前来采购。
武汉城市圈的振兴，需以改革为动力，将人们创业的积极性和活力激发出来，这是根本所在。
提四点建议：一、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股份制，把国有企业的巨大潜力发挥出来。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这两大理论创新为解决思想和体制障碍指明了方向。
武汉的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占总产值的40％，在钢铁、汽车、造船、数控系统等方面具有传统优势，应抓住机遇，加快国有企业重组改革，使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司结构，将“笼中的老虎”放出来。
二、要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浙江经验有四条可借鉴：第一，农民成了创业主体，出现了一批农民企业家，由于成千上万人创业，其经济充满活力；第二，以专业市场为依托，发展块状经济；第三，以二、三产业为依托，加快城镇化；第四，实行财政贴息，引导出口，将县域经济做大。
三、改善投资环境，引进沿海地区资金。
目前沿海地区已进入资本输出期，中部地区民营企业没有沿海地区发展快，应该积极吸引长三角和珠三角的资本。江西、湖南正抓住这一机遇，湖北也应抢抓机遇，这是发展经济的一条捷径。
四、广泛吸引国外战略投资者。湖北国有企业多，应通过吸引外来投资者，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也应广泛吸引外资。
武汉城市圈发展的机遇到了。能否抓住机遇，关键在于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激发创业活力。
武汉城市圈建设应成为国家战略
北京大学区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杨开忠
我国已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市场化和全球化还存在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还不高，二是市场化和全球化水平地区差异很大。
武汉是中部的中心城市，是内陆与全球市场的重要结合部。据我们初步测算，加快武汉及周围地区的一体化，建设武汉城市圈将带动大约1．7亿人的一体化和全球化进程，而且还将有利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的结合，从而进一步促进更大范围内的一体化和全球化发展。
武汉城市圈建设定位要高，应成为中国第四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性大都市圈。
在推进武汉城市圈建设过程中，应弘扬长江文化，为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崛起做出难以替代的贡献。
大家知道，长江、黄河是中华文化最主要的两大发祥地。武汉及其周围地区是古长江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因此，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可以说承载长江文化复兴最重要的载体。推进武汉与周围地区的一体化，建设和发展武汉城市圈对长江文化复兴和繁荣，促进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具有重大意义。
湖北省委、省政府提出，武汉城市圈应定位于“一个基地五个中心”，在方向上是高瞻远瞩的。我建议，要强调“全球性”定位（包括功能、标准的全球性），要强调文化中心功能，可以考虑六个中心，即金融、信息、科技、文化、商贸流通、交通中心。
武汉应该振兴制造业
中国科学院院士叶大年
武汉目前有700多万人，已经是一个特大城市。它在中国的位置完全显示出一个特大城市具备的对称特征。这些特征是：
（1）武汉正好位于重庆到上海的长江中段，正好位于北京广州之间的京广铁路的中点，正好是107国道和京珠高速公路的中点。
（2）武汉为中心，周围的城市呈现出城市靶形分布的特征。
（3）武汉在中国特大城市的三角形网络图中，周围有六个特大城市（或大城市）与之相邻。
武汉的发展架势是人口近1000万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城市的规划要按这个层次进行。武汉按人口应是中国第三大城市（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按经济实力应该是第四大城市（仅次于香港、上海和北京）。
武汉是中国的“腰部”。中华民族的振兴，就犹如一个人要挺直“腰杆”，没有大武汉的重新崛起，中国的腰杆就挺不直。这是“湖广熟，天下足”的21世纪的新注释。
武汉不仅是湖北的武汉，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武汉。
武汉城市圈必须依托强大二、三产业，否则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来维持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这是最近十几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所在。在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制造业（第二产业）仍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武汉除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外，必须在新一轮的工业化中振兴武汉地区的制造业。
武汉地区的制造业在改革浪潮中虽然受到冲击，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制造业的振兴，一要用高新技术加以改造，二要适时、适当向周边的中小城市扩散，在产业扩散中重组，并形成大经济圈中大中小城市的分工协作。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塘三个经济圈产业的扩散和重组都在加速进行，武汉应该抓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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