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贫困：中国的成就与问题

2004年5月25-27日，在中国的上海，几位国家领导人、80多位部长和机构负责人以及近千名各方代表将在全球扶贫大会上一起探讨当前世界最为重要和紧迫的问题———如何扩大减贫成效。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相当多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停滞不前，在人类发展方面发生倒退。但中国是少数几个在所有人类增长指标上、特别是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优异成就的国家之一。世界银行副行长傅兰妮就曾盛赞中国在过去二十年当中，是全球扶贫作贡献最大的国家。

从统计资料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快的持续经济增长，在过去的10年中，平均的人均实际增长率达到了8%。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为消除贫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根据世界银行消费调查的估计，中国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比例从1990年的33%迅速下降到2000年的16%，10年中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还要多。而同期的印度只减少了六分之一的贫困人口。

　　消除贫困的中国经验

中国在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主要源于以下三大因素：第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国1978年开始的改革不仅是自下而上的，而且也是以市场交换为基础的，而市场交换（经济）是解放生产力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生产的目的性，即：把为满足自己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活动变成为满足他人消费而进行的生产活动。相对于自己有限的消费需求而言，他人的消费几乎是无限的，因此，市场经济便具有解放生产力的伟大功能。

第二，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的对外开放至少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效应：一是体制改革效应，即对外开放具有促进内部体制改革的效应。中国最初的经济法规是为了适应外资进入而制定的，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选择上也是在对外开放的环境下逐步明朗的，中国争取加入WTO的努力更是为政府职能转换、全面提升市场机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基础性作用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二是经济增长效应，这一效应是通过外资大量流入和出口大量增加而发挥作用的。中国目前是发展中国家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从1978年几乎为零提高到了2002年的520亿美元，约占GDP的5%左右。中国强劲的出口也对经济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仅总量增加迅速，而且结构也越来越趋合理，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1981年的53%快速上升到2001年的90%以上。三是收入增长效应，收入增加首先源于经济增长，但是国际资本流入对中国居民的收入增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根据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估算，全球金融资本的平均年收益率约为6%，产业资本的平均年收益率不到10%，然而人力资本的收益率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却是成倍增加的，这意味着外资流入中国主要的得益者并不是跨国公司和外国投资者，而是中国在外资企业就业的中国劳动者、特别是那些经过人力资本培训的白领工人。所以那种认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导致中国劳动力被廉价使用，从而导致外国资本得益比中国得益更多的说法是不够准确的。

第三，大量的社会投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持续的社会投资。在这个方面，中国做的最为出色的工作是大大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1990年中国千人拥有电话主机仅为6部，但是在2001年就急剧增加到了137部。1990年时中国几乎没有人拥有移动电话，但是，到了2001年每千人中就有110人拥有移动电话。1990年时大多数中国人还不知道因特网为何物，到2001年时中国已经有千分之二十六的人成为因特网用户。尽管中国政府在公共教育方面的支出并不是很多，但是中国人口的识字率却高达84%。以上数据显示，中国在知识教育和知识传播方面做的要好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奇迹，并使贫困问题得到了明显的缓解和治理。

亟待解决的三大问题

但是，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仍有一些历史问题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且还有一些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又产生了。如果简单加以概括，那么这些问题分别是：第一，基尼系数具高不下，2003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然高达40.3%，中国最贫困的20%人口的收入约占社会总收入的5.9%，但是中国最富裕的20%人口的收入却要占到社会总收入的46.6%。第二，城乡之间的差距并没有缩小的迹象，中国目前收入水平仍在国家贫困线以下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6%，几乎全部集中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第三，地区之间的差距扩大，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沿海地区一直保持着最快的增长速度，许多沿海省份都出现了高达13%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是中国经济增长最慢的西北地区的5倍，结果产生严重的地区差别问题。

产生或者强化以上这些问题的原因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较高的基尼系数主要与这样一些因素有关。一是发生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钱权交易。滥用职权的官员与热衷于寻租的企业家共同富起来了，但是广大普通的劳动者则变得相对或者绝对贫困了。二是对少数经济部门给予特许垄断，造成了垄断部门与竞争部门劳动者在收入分配上的极大差距。三是产业结构选择不当所造成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中国是一个劳动要素存量规模极其巨大的国家，所以中国只有劳动要素密集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才能根除贫困，缩小人们相互间的收入差距。可是，最近一些年来政府的有关部门片面地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和资本要素与资源要素密集的产业。于是，由GDP增加而带来的收入的增加主要被资本要素、知识要素和资源要素所有者所获得，而只拥有简单劳动力资源的广大劳动者则变得贫穷了。

第二，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城市与乡村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不断扩大，大致是由以下这些原因所造成的。一是乡村的公共教育投资严重不足。据估计，中国农村居民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有城市居民的一半不到。二是由乡村工业化没有带来城市化发展所引起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的严重失衡。乡村工业普遍缺乏有效的金融支持，从而没有足够的资金进入现代大工业部门，只能从事一些小规模的简单工业品生产。于是就发生了工业化水平过低，而城市化水平更低的现象。三是劳动力流动中的地区壁垒强化了城乡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

第三，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显著扩大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所造成的。所谓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是指：在运输成本的作用下，国际贸易就像万有引力一样，把所有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国家的产业、人口和城市大规模地吸引到各自的沿海地区，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的内陆地区与沿海地区在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由此可见，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扩大的东西部地区的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差距并不是由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比如像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是由政策因素所造成的，而是由客观的地理区位因素所造成的。

　　政策组合的未来取向

为了巩固在消除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的成绩，并且能够最终消除贫困问题，我们就必须认真解决以上三大极易导致新的贫困现象产生的问题。具体说来，为了解决以上这三大问题，我们大致需要以下政策组合：

首先，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下，要尽可能地使企业家的聪明才智不是用于钱权交易，而是用于各种各样的创新活动，这样既可以避免因为钱权交易而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又可以通过企业家具有生产性的创新活动来增加国民产出和全社会的就业机会，并且为在增长中实现公平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前提。

其次，是要打破垄断、鼓励竞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一个国家并不存在必须由政府的某个部门予以垄断经营的制高点产业，政府的责任应当是鼓励竞争、纠正市场失灵问题，而不是利用特权牟利，或者去构建一个不利于企业自由竞争的市场结构。为了防止市场垄断现象继续下去，及时地制定反垄断法规已经时不我待。

再次，我们还需要对经济的发展战略，特别是产业政策和产业结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要使经济增长变得有意义，变得真正能够给普通百姓带来收益或福利，我们就必须把经济增长的基点转移到增加就业和劳动收入的轨道上来，就必须坚持把劳动要素密集型的产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事实上，在中国存在巨大规模的存量劳动要素的情况下，优先发展劳动要素密集的产业，不仅可以增加就业，而且还可以带来更大规模的产出，因为它把失业劳动力组织到能够产生财富的社会生产活动中去了。

第四，要想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关键是要让农民走上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道路，而不是把农民锁定在乡村有限的土地上。可以在几个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尽快开放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让更多的农村居民以投资者的身份、而不是打工者的身份进入城市经济；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投资，提高农村居民的文化水平与健康素质，以便提高他们进入城市参与大工业活动的竞争力和生产率；中央给大规模吸收农村人口的城市予以税收补贴（比如移民退税制）以便克服城市、特别是东部地区城市要民工而不要移民的倾向。

最后，为了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的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我们能够采取的措施可以是人口的空间重组，也就是通过鼓励移民来完成西部地区人口向东部地区的必要转移。由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工业生产通常都需要在空间上的集聚，以便进行分工合作和共享社会基础设施等。在国际贸易的经济地理效应的作用下，产业活动又越来越向各国的沿海地区转移和集中。因此，一个国家要想在工业化和全球化时代实现经济在地域上的平衡增长已经是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由于经济活动在地域上的集中而引起的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那么就只有让要素流动起来，因为要素流动可以导致要素价格的均等化，从而使得居住在不同地方的劳动者都可以获得接近于相等的工资收入。所以，解决中国地区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问题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积极创造能够让劳动力自由跨地区流动的制度环境和社会环境。（作者华民为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