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农村新报）（通讯员 汪文汉）
他被“兄弟”们尊称为“左哥”，谁有困难，只要开口，三万二万不在话下；他被情妇爱称为“表哥”，跑户口，送上学，千儿八百从不心痛；然而有谁知道，他是在慷国家之慨。被人发现之前，他踏上漫漫的逃亡之路……
左长福出生在枣阳市王城镇王城村5组,高中毕业后,没能考上大学。1984年初,王城信用社在王城村新办一个代理站,左长福在代办站当了一名信贷员。
左长福很珍惜这个机会,工作之初取得了很多成绩。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周围的人跑车的跑车,做生意的做生意,一个个都发了,左长福也不安分了,稍微动一下心思,很快找到“致富”的方法——账外贷款。
1997年8月初,左长福听说上级信用社要清理下面的代办站,要把代办站的存贷业务都收回去。得知这一消息后,左长福预感不妙,在公安部门动手之前,他决定出逃。
1997年8月,枣阳市信用联社清查发现,从1992年元月至1997年8月,左长福通过虚列各项支取数额,先后从信用社支取现金200万余元。
掏钱办公司,一掷千金
左长福有两个“铁哥们”, 一个是襄樊市某税务局的霍刚,一个是小学同学陶从兵。
1996年11月的一天,三人在一起吃饭,就如何挣钱打开了话题,合计开一家公司。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三人商量,霍刚负责联系项目、公司注册及揽活,左长福负责筹措资金,陶从兵负责招兵买马,管理公司的具体事务。
左长福将代办站的钱拿出来交给霍刚去跑公司执照。利用种种关系,三人在没有办公场所,也没有注册资金的情况下,把营业执照就办下来了。公司名字为“襄樊盛鑫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后,由于左长福投入资金多,他任法人代表、董事长、总经理,霍刚、陶从兵任副总经理。
1997年3月,霍刚通过关系结识了襄江饭店的经理,经过一番“攻关”后,与襄江饭店签订了装修合同,总造价为58万元。 由于襄江饭店没有资金投入,左长福只好把王城信用站的钱挪用过来,实施装修工程。
在襄樊开公司的第一年,左长福买了一辆蓝鸟轿车,花了25万。吃饭、办驾驶执照、请客送礼,左长福都很大方,只要朋友需要钱,只要别人张嘴,他立即给别人支付现金,有时连个条据都不要。
霍刚的堂兄霍伟国,有一次说手头急需1万多元办事,左长福立即把他带到自己的住处,掏出15000元递给他,然后说:“够不够,不够我明天再给你取。”
风光的那几年,凡是和左长福打交道的人都会感叹地说“左哥这人够意思”。
据初步统计,从1996年到1997年逃跑为止,左长福在襄樊就扔进去100多万元。
包养情妇,花钱更大方
有了钱,左长福也想有个家外的女人。
1996年,左长福到樊城区前进路火车站附近一家发廊洗头,老板娘介绍一名叫阿秀的姑娘为其服务。左长福对阿秀一见钟情,临走时双方留了电话号码。
1996年,左长福到襄樊学习,下车后直奔阿秀所在的发廊,洗头之后,就邀请阿秀去吃夜宵,当晚左长福到宾馆开了间房,两人住到一起。
左长福跟阿秀说:“以后你对外就称是我表妹。”过了半个月,左长福再次到襄樊,阿秀就提出,她在发廊里打工名声也不大好,想换份工作。后来,左长福就托一个朋友帮忙,把阿秀安排在某生活资料公司上班。
上了一段时间班之后,阿秀又跟左长福说,她想去上学,同时想把户口迁到襄樊来。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发廊女想上学确实有点犯难,但左长福为了讨阿秀的欢心,还是决定办成这件事。
到处打听后,左长福得知,有个王城老乡席道合在襄樊市教育局工作。1996年9月,经席道合牵线搭桥,左长福找到了襄樊市某机电工程学校的负责人。经过协商,学校同意让阿秀到学校读中专班。左长福先后交了三万多元,把阿秀送到学校学习。
此事之后,得知席道合的内弟想开一个化妆品专卖店,但苦于手头没钱,左长福将1.4万元送给席道合,没有办理任何贷款手续。
之后,每次到襄樊来,左长福就把阿秀从学校叫出来,然后到三星级宾馆开房。
1996年腊月底,学校放假后,他们就长期在宾馆开房同居。到了农历腊月二十九,左长福专门找了个小车把阿秀送回随州老家,告诉阿秀的父母说是她老师。
春节刚过,在左长福的要求下,阿秀在正月初四早早来到襄樊,在宾馆登记后,一次性交了1000多元的房费,住了十几天。
1997年4月,左长福觉得老是和阿秀住在宾馆也不是个办法,于是,他在离学校不远处的地方租了4间房子,一间作为他和阿秀的卧室,两间作为他在襄樊的办事处和公司的办公室,还有一间给陶从兵居住。
这期间,由于左长福经常在枣阳、襄樊两地奔波,和阿秀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而住在阿秀隔壁的陶从兵则有事没事过去“打扰”,两人经常在一起嬉闹,时间长了,“干柴遇烈火”,两人住在一起。
1997年7月底,左长福发现阿秀和陶从兵的奸情后,气急败坏。
8月,信用社开始清理账目,左长福预感大事不妙,把放在阿秀处的东西全部拿走了,开始了逃亡生涯。
风雨六年,逃亡不易
大城市人多,不好找,左长福出逃选择了上海。
刚到上海那阵子,他呆在浦西的小旅馆里,如同惊弓之鸟,哪也不敢去。就这样躲躲闪闪地过着日子。转眼间,到了1998年5月份,出来时带的4万元钱所剩无几。他琢磨着这样呆下去,迟早会饿死。
几番寻找,一个小店答应他可以帮助送水,包吃包住,一个月300元。作为一个逃亡的通缉犯,他时刻不敢忘乎所以,平时除了干活之外,他都绝少出来,买东西也是选择在晚上。
1998年底,他辞去了送水的工作,开始在浦东的一个饭店里打杂,工资比以前稍微高了一些。打工一年后,他攒了几千元。2000年,他觉得风头过去了,“胆大”的他再次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开了一个小吃店。慢慢地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
担惊受怕中,他又“平安”地度过了2003年,当年底手里有几个钱的左长福又开始筹划着,再开一个小吃店。6年的逃亡,以前的日日恐慌已经渐渐淡忘。
一个电话,逃犯现形
左长福逃跑后,枣阳市检察院和公安局立即介入调查。几年时间里,公安局从没有放松抓捕念头。
今年,枣阳公安局经济侦查大队经过摸排,发现左长福先后从浦东给一个“朋友”打过电话。根据这个电话,4月16日下午,枣阳公安局赶到上海浦东,在一个出租屋里将正准备出门的左长福一举抓获。
枣阳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左长福挪用单位资金,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据此,依法判决左长福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挪用的251万余元,发还被害单位。
最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前他认为“患难兄弟”的,在自己被抓后,一个也没有来看他。 (文中除左长福外其余的当事人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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