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记者 何晶茹

    细雨绵绵，天地同悲。

　　9月26日，湖北省宣恩县椿木营乡数百乡民自发来到青山顶，手捧白花，眼含热泪，深情怀念他们的好干部周国知，一时间青山带挽，绿水悲歌。27日是周国知逝世一周年祭。

　　

乡亲们的好干部周国知

周国知，1961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椿木营乡勾腰坝村。1978年11月参军入伍。198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1月退伍回乡，1984年9月被聘为国家干部。之后他先后任原后坝乡人武部长、乡长、椿木营区（后改乡）计生办主任等职。于1991年至1992年，2001年至2003年两度任椿木营乡民政助理（原民政办主任，机构改革后称民
政助理）。2003年9月27日病逝，时年42岁。

　　就是这样一位大山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干部翻山越岭靠着一肩肩背回的水泥为百姓造起“幸福桥”；他为百余茅屋户建起新房自己的木屋却仍盖着一张塑料布遮风挡雨；他为“消茅”工作拍了数百张照片，却没有一张和妻子儿女的全家福合影；他想办法带领村民致富，自家的田却荒了；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惦念的仍然是福利院里的老人、没住上新房的茅户……

　　周国知，以一片赤子之情爱民、为民、护民，也永远活在了大山人民的心里。一年前，也是这样一个阴雨哀哀的日子，数百名乡民冒雨为他扶柩送行，哭声恸天，为了让他走得顺畅安稳，邻居把自家眼看就要成熟的玉米地砍出一条5米宽的大道，人们手挽手、肩并肩为周国知的灵柩前行铺路……

　　为了让百余家茅屋户早日住上新房，半年里他带病走了上千公里山路

　　周国知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消茅”工作。由于贫困等多种原因，山里至今仍有很多农民住在简陋不堪的茅草房里，2003年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决定在全州实施消除茅草屋工程。椿木营乡共有127户茅草屋，占全县三分之一，是“消茅”任务最重的乡镇。这一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民政助理周国知的肩上。虽然也有一间办公室，但是按照机构编制，全乡的民政工作只有周国知单枪匹马一个人，这就意味着他要独自跑遍全乡200多平方公里，15个村，84个村民小组，对127家茅屋户逐一核实、拍照、登记造册、落实救助资金、签订新房合同、协调购料、监督建房等一系列工作……虽然任务繁重，周国知却异常高兴，终于有机会能让茅屋户们住上新房子了！

　　茅屋户的居住、生活问题是周国知多年来的一块心病，每每看到那几块板子几蓬草勉强搭起的茅草棚子，遮不了风雨挡不了严寒，周国知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难受，这一次机会难得，一定要让每一个茅屋户都住上新房子，一个都不能少！据人们后来推算，从2003年春到2003年8月周国知逝世前，仅为“消茅”工作他就跑了1600多公里的山路，相当于从椿木营乡到武汉市走了一个来回。

　　椿木营是位于海拔1680米的高寒山区，山大人稀，走上十里八里看不到一户人家，“望到屋，走得哭”。常年走村串户的工作性质和艰苦的环境练就了周国知一双铁脚板和坚韧的毅力。一把手电筒、一双解放鞋、一只背篓就是他的“三件宝”。拖着病痛的身体，周国知走遍了散落于崇山峻岭中的村落，为112户贫困户的茅草房拍照早册，建造了新屋。

　　

周国知在给乡亲开会

几个月的艰难调查，周国知的身体越来越消瘦，1.7米的汉子体重不到50公斤。5月8日清早，周国知第六次来到消茅困难户胡柏春家，与平时不同，这一天他的“胃病”疼得格外剧烈，离开胡家，他只能走一程歇一会儿，勉强往前挪，就这样走走停停，两三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个多小时，当他又一次从地上站起身时，只觉得天旋地转，一下子晕倒在路边的草地上。直到3个多小时后，一个过路的哑巴村民才发现了他。

　　自从“消茅”工作开展以来，周国知没日没夜地走村串户，走遍了椿木营的沟沟坎坎，夜晚经常就住在贫困户家，从5月中旬到6月初，他整整半个月没有回过家。

　　6月11日，周国知第一次被送往县人民医院，确诊为肝癌晚期。为了延长弟弟的生命，兄长周灵知隐瞒了真实病情，只告诉周国知他得了肝炎，需要住院治疗。

　　周国知哪里能安心住院，还有十余个困难户的消茅工作没有完成、乡福利院烧火的煤已经不多了……住院一个月后，周国知坚决要求出院。

　　8月14日周国知再次被送进县人民医院。持续剧烈的疼痛使他对病情的真实情况有所察觉，得知真相后的周国知并没有感到震惊，考虑的也不是自己的生死，他埋怨自己的兄长妻子：“既然你们早知道我是这病，为啥还要送我住院，还要国家为我花这么多冤枉钱？我要出院，一定要出院！”

　　9月3日周国知强行出院，回到了他熟悉的勾腰坝村，回到了他日日惦念的乡亲中间。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国知叫人找来了消茅户胡柏春的大儿子，一字一顿艰难地对他说：“我最多也就能活三五天了，没有帮你们把新房子建好，对不起你们啊！你们要听政府的话，搞好生产，要向我保证，早日搬进新房！”

　　如今，127户消茅工作已全部完成，胡柏春家也住进了温暖宽敞的新房子，房门两边的一幅对联是老百姓打心眼里想说的话：好公仆助咱过上好日子，新时代使我走进新生活，横批：党施善政。

　　百姓受苦，党员脸上无光 周国知常算的是一本大账：让老百姓满意

　　民政工作活多事杂，“消茅”只是其中之一。救灾救贫、扶弱济困、五保供养、军人复员、婚姻登记、村民自治等等，当地人说，民政工作的对象除了领结婚证的比较喜气外，难有一个周全人，大部分都是老幼病残，盲聋哑、痴呆傻，而且多是贫困户，其工作的琐碎与艰难可想而知。

　　椿木营乡福利院有22位“五保”老人，周国知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父母，为他们建了新院舍，带领老人们种菜、种粮、养猪、种药材，还办 起了食品加工厂，建起老年活动室。福利院里肥猪满圈，粮丰菜足，一提起这红红火火的日子，老人们总是不住地说：“感谢周主任，他是我们的福气。”

　　计生工作历来是农村的“第一难事”，尤其山里大多都是土家族、苗族群众，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很重，办好这件难事谈何容易。按土家族的旧俗，月子里的女人进屋不吉利，周国知却从不忌讳，他带领乡干部抬着月子里的妇女到乡里做结扎，他把自己的宿舍让给了手术不久的“月母子”住，还买粮买煤，让她们安心调养。在周国知的努力下，乡里的计生工作评比年年第一。

　　百姓受苦，党员脸上无光啊！为了让乡亲们都富起来，周国知带领大家种药材、种烟草、改良种植技术，让科技富农深入民心。周国知任后坝乡乡长的时候，率先引进了地膜覆盖育苗法。开始群众不接受，周国知挨家挨户做工作仍然不行，就从自家田里划出4亩地带头试种，亩产由100公斤增加到350公斤，看到效益的村民们有了积极性，周国知又手把手教山民覆膜技术，得利的山民高兴得叫他“财神爷”。后来乡里总结了地膜覆盖育苗和周国知提出的解决土地撂荒的新思路，统称为“后坝经验”，在全区推广，山民们的收入不只翻了一番。后来推广种烟，周国知又是自己出钱买烟苗分给群众，自己带头试种，还用自家的烤烟炉为大家免费烤烟，如今种烟已成为山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山民们富了，周国知的小家却穷了。为了帮助乡民种烟，自家的地荒了；每月几百元的收入都让周国知用于帮困济贫，家徒四壁，连自己和妻子看病的钱都是向乡里贷款；老茅户都住上了新房子，周国知家破损的板壁却始终没能换上一块新木板……

　　周国知的心里有一本大账：老百姓的疾苦记得清清楚楚，老百姓满意了，就是一本最好的账。

　　周国知病重之后，乡里安排由魏光荣接替民政助理工作，两个人是从小玩到大的伙伴，先后脚参军复员，一起工作了二十多年，就连在乡里的办公室也是背靠背的。面对这位好战友，魏光荣深深感叹：他的工作总是那么出色，人民群众总是那么满意。接替他的工作，我的压力很大。

　　周国知在办理移交时，县民政局派财会人员审计，审来审去，周国知的账不仅分毫不差，而且还多出了三床棉被，那是上届民政工作人员接受的捐赠，忘了入账，周国知发现后，又补办了入账手续。

　　有人给周国知算了一笔帐：几年来，从他手里经过的钱有百余万，可他没有从中谋取一分钱私利。他说：我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用出去之前我都得想一想，这钱如果花了，对不对得住老百姓。

周国知在讲话	周国知在记分

　　周国知走了，一家四口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是儿子捧着爸爸的遗像照的

　　积劳成疾的周国知匆匆走了，留给乡民的是牢固的幸福桥，笔直的宽油路，崭新的砖瓦房，享用不尽的致富技术和一片毫无保留的拳拳赤子心，他留给家人的只有一间四壁漏风的旧木屋。

　　为了便于给消茅户拍照造册，乡里给周国知配备了一台傻瓜照相机，他用这台相机给112家消茅户拍了200余张照片，但是，当九岁的儿子好奇地恳求他给自己拍张照片时，他严厉地拒绝了，“这是公家的相机，怎么能给自家人拍照！”他给了儿子两块钱硬是让孩子到乡里的照相馆里照了一张照片。

　　周国知逝世以后，搜寻他的照片成了一大难事，村里、乡里全体动员也只找出了二十几张留有周国知身影的照片，最遗憾的是连一张一家四口的全家福都没有，不少记者问过他的妻子汪碧秀，周国知守着一台相机，怎么家里连一张合影都没有？妻子回答得仍然是那句话：“那是国家的相机，我们怎么能用。”

　　最后，是儿子捧着爸爸的遗像，记者为他们一家人拍了一张“全家福”。

　　公私分明，严于律己，在亲友中，周国知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

　椿木营地处高寒山区，全年一半时间处在霜期，经常遭遇大大小小的各种灾情，按照规定，受灾群众按灾情大小可得到不同程度的补偿。周国知的弟、妹、姐夫和老父亲的田地都曾先后受灾，但是周国知一次也没有给与补偿，即便是别人给报上了受灾户名单，也被他划掉了。家人想不通，别人家有个干部多少都能受点照顾，自家这个干部怎么总是胳膊肘往外拐！周国知苦口婆心给家人做工作：我做着这个工作，千百双眼睛看着我，如果我照顾了自家人，老百姓会怎么想？再说，自家的灾情都是可以自救的，缺钱缺物到我屋里拿，救灾款有限，还是分给灾情更严重的群众吧。就这样，周国知始终没给自家人划过一分钱。

　　父亲是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复员军人，多年来，除规定的90元定补，周国知没有额外补助父亲一分钱。对此，刚直的父亲毫无怨言：“他也不容易，我们不帮他谁帮他！”在父亲和周国知的带动下，即使在他逝世后，一家人也没向乡里提过任何要求。

　　道是无情却有情，周国知怎能不知亲情的可贵。

　　驳回了妹妹家的救灾款，周国知自己拿了50元钱贴补给妹妹，拖着病弱的身躯帮妹妹家收苞谷；周国知家和姐夫家相隔不远，每回路过总要进去问寒问暖，家里做了些好菜好肉总要叫着姐夫、外甥一起吃。

　　当得知自己身患绝症时，周国知最放心不下的是多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平时亏欠这个家的太多，自己匆匆走了，他们怎么办？严重的类风湿已经使妻子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每个月还要花进五六百元的药费；八十高龄的老父亲还要下地干活，两个正在读书的孩子还未成年……牵牵念念，周国知实在割舍不下这份牵挂，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时，周国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向组织提出了一个请求：在政策许可的情况下，希望能对碧秀和孩子给予适当的关照。

　　曾经因父亲的“无情”怨恨过父亲，甚至和父亲“冷战”的女儿周莉最后悔的就是没能多理解父亲、照顾父亲，“如果让我选择，即使家里什么都没有，我也要让父亲活着，就是他什么都不干，只是坐在那里我也感到幸福。”国知有知，怎能不是同样的希望？

　　翻开周国知留下的23本日记，从头到尾，找不出一句豪言壮语，有的只是一家家、一户户贫困户的姓名、家底、困难情况和一笔笔解决问题的记载；周国知短暂的一生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有的只是二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为百姓谋福利的件件“小事”。“小事”不小，平凡中见伟大，正如我们采访杨柳坨村主任熊昌余时所听到的：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是个怪人，受苦受累又受气的，还这样为乡里干事情，细一想，这也正是他了不起的地方，当个英雄容易，但是像周国知这样一点一滴地为老百姓做事情，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在哪片土地上、哪个岗位上都为老百姓着想，把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他是老百姓真正的贴心人，是我们干部学习的好榜样。

“一家四口”的全家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