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普通的基层民政干部，心中时刻装着所有最需要他帮助的困难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生命弥留之际，他念叨的还是他的“消茅”联系户、还没有入住福利院的孤寡老人……他就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椿木营乡民政助理周国知同志。2003年9月27日，42岁的周国知积劳成疾，走完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用生命和热血谱写出一曲情系大山百姓的壮丽凯歌。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消茅”联系户胡柏春的小儿子胡登云，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个高中肄业生，写下平生第一首诗，献给他心中最感激的周主任。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身患绝症的周国知，强忍疼痛，步行1600多公里，走遍散落于崇山峻岭的127户茅屋户，几次累倒在“消茅”途中。

    椿木营是个平均海拔1680米的老高山，山大人稀，被称为“恩施屋脊”，全年有大半时间云遮雾绕，自然条件十分恶劣。这些年，椿木营大多农民摆脱了贫困，但一些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和受灾户却时时盼望着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帮助，还有许多贫困户至今住在阴暗潮湿的茅草棚里艰难度日。

    2003年春，州委州政府决定在全州实施消除茅草屋工程。椿木营全乡有100多栋茅草屋，占全县三分之一，是消茅任务最重的乡镇。作为民政助理的周国知又兴奋又感到压力巨大。茅屋户大多散落在偏僻的崇山峻岭之中，不通公路，只能步行。周国知拖着病痛之躯，走遍椿木营的山山岭岭，行程1600多公里，为127户贫困户居住的茅草屋拍照造册，组织干部群众建造新居。在工作中，他十分认真仔细，生怕漏掉一户，他知道，对于茅屋户来说，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乡组织委员王顺章还记得，他和周国知到全乡最穷的挖断山村去核实茅屋户，第一次开会由于人没到齐，会上群众提供的名单不到20户。周国知凭他多年对该村的调查了解，他认为绝不只这个数，他们决心一组一组去进一步核实，一户一户去查看，后来终于查出了漏掉的三四户。

    然而，谁也不知道，此时的周国知已是癌魔缠身。他时常感到肝部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他以为是胃病又犯了，根本没把它当回事，常常一手捂着肝部，一手拄着树棍，艰难支撑着穿行于乡野之中。

    3月21日，周国知五点多钟就从铺上爬了起来，头天，他与杨柳坨村主任熊昌余已约好，今天到最偏僻的杨柳坨村四组去落实消茅户。这个村其他组茅屋户已全部登记造册，就剩下这个组的8 户茅屋户要去落实。“望到屋，走得哭”。说是一个组，却散落在几匹山梁上，翻了一座山又是一座山，趟了一道沟又有一道沟。来到最后一户袁玉双家门前的山沟时，已是下午4时许。这时的他俩，还没来得及往肚里填一点东西。又饿又累，周国知肝部又剧烈疼痛起来，熊昌余劝周国知不去袁家了，周国知却说：“这是最后一户了，再怎么也要坚持搞完。我胃不舒服，你上前走，我歇会儿就上来！”说着，就倒在沟边歇息。熊昌余在袁玉双等了一个多小时，还不见周国知上来。他们来到沟边，只见周国知还躺在石板上，使劲用手顶着肝部，头上沁出豆大的汗珠。他们连忙搀扶着周国知一步一步来到袁家。周国知说：“熊主任，我没力气照相了，我教你，你去照相……”袁家饭做熟了，周国知肝痛却吃不下，只勉强喝了半碗合渣。这一天，周国知来回步行七八十公里，回到乡政府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

    为了把“消茅”工作落到实处，乡里采取一个干部带三个党员（团员）帮助一户茅屋户消茅的“联系户”制度。周国知除了担任乡消茅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各项基础工作外，还主动把勾腰坝村七组特困户胡柏春作为自己的消茅联系户。

    胡柏春前几年举家搬迁到京山县，不想妻子水土不服，重病3年，在搬家回宣恩的路上，身上仅有的几千块钱又在宜昌被盗。回到椿木营，已是所剩无几。所谓的“家”是搭在两个烤烟房中间的一个竹篱笆棚，前后用竹条扎成篱笆，在顶棚的竹篱笆上蒙上一层塑料纸，一家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周国知第一次来到胡家时，禁不住一阵心酸，泪水在眼眶中直打转。他拍照造册后说：“老胡，现在州里有了好政策，要我们消灭茅草屋。你们要振作起来，我们一起来想办法，给你立个屋。”之后，他又多次来到胡家，商量着找屋场，买砖买瓦、种烟筹钱等问题。胡家按他的要求，一方面积极种烟筹备资金，一方面张罗着找屋场买砖瓦。

    5月8日，春寒料峭。周国知起了个大早，他穿上解放鞋，沿着泥泞小道，往勾腰坝村走去。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天他明显感到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走一段路，就要坐在路边歇一歇，他以为胃病又犯了，用手捂着肝部,又艰难地往前走去，来到七组胡柏春家已是中午时分。周国知告诉胡柏春：“现在上面扶持款还没到位，买砖的钱我帮你赊起，我把砖拖到公路边，你再请人搬运。请工打酒抽烟的钱我私人先帮你周转一下。”胡家留他吃饭，他说胃不舒服不想吃，再三挽留下，他在胡家勉强喝了一碗稀饭后又匆匆赶路。胡柏春看他不舒服，就送了他一程。告别老胡，他感到肝部一阵阵钻心的疼痛，豆大的汗珠只往下淌，他勉强支撑着坐了下来，不想当场就昏倒在地。大约3个小时后，一名哑巴发现了他，哑巴认得是周主任，焦急地比划着叫来乡亲们……

    几个月的艰难调查，周国知身体越来越消瘦，病越来越重。领导和同事多次劝他到医院去检查治疗，可他倔着不去，他说，一点老毛病，打点吊针就好了，我要赶到时间把材料整理上报。

    生于斯、长于斯的周国知，深感家乡的贫困，痛感群众的艰辛，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他最朴素的想法。周国知说：“群众生活苦，党员脸无光”。

    周国知生活和工作的椿木营，是当年全州最穷困的乡镇之一。家乡穷，家乡苦！“高山人”就是“穷”的代名词，周国知不服这口气，他要用他的勤恳与拼搏改变家乡的面貌，让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他最朴素的想法，也是他拼命工作的原始动力，并最终化为一种崇高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1984年，从部队转业回乡的周国知被招聘为国家干部，先后任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人武部长，后坝乡、粟谷乡乡长，区民政办主任，区改乡后任计生办主任、民政办主任、民政助理等。他用20年的踏实工作实践着他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诺言。1988年他当乡长时，看到有些劳力外出打工后，承包地撂荒，他便带领一个班子深入调研，听取农民意见，摸索实行土地租赁，促进土地利用，这就是后来在椿木营推广的“后坝经验”。勾腰坝村有个叫偏檐的地方，他组织大家种黄连等药材，如今这里已是一个有名的林药场，现有日本落叶松1100亩、经济林800亩、药材100多亩，整个林药场固定资产达300多万元。许多农户仅药材收入一年就达2万多元。当年在这里开现场会，请周国知谈体会，他只说了两句话：“群众生活苦，党员脸无光”。

    高山由于天气寒冷，传统的种植方式使一年忙到头的乡亲们还不能“肚儿圆”，周国知当后坝乡乡长时，积极推行被称为“白色革命”的地膜覆盖技术。勾腰坝村是他的家乡，他背着地膜走村串户，动员乡亲们搞玉米地膜覆盖技术。习惯于传统种植方式的乡亲们不愿淘神费力担风险，他就先动员家里人搞，然后又发动党团员带头。最后，全村还剩48户困难户既不愿搞也没钱买地膜。周国知为这48户困难户争取到1800元救济款。发现金给农户，又怕他们把钱乱用了不买地膜，直接代扣发地膜又怕群众不同意。周国知不厌其烦采取先送通知单让群众自愿签字再送地膜两道程序。为了赶春播时节，他和村干部一道，一通夜跑遍48户贫困户，一一让他们签字画押；第二天再买上地膜送到农户家。这年，该村玉米亩产由过去两三百斤提高到千斤左右，乡亲们终于解决了“肚儿圆”问题。

    酉水河穿越后坝乡，在罗鼓圈村和杨柳坨村的山谷间形成一道深深的狭谷，多年来，两村群众来往仅靠两根木头捆在一起的一座独木桥。独木桥又窄又滑，经常有人不小心葬身沟壑，仅七十年代就有7人丧命。“独木桥，独木桥，独木桥上鬼在叫。一不小心掉下去，性命都难逃。”当地流传的这首民谣，诉说着山民莫大的艰辛。身为后坝乡乡长的周国知决心在这里建一座石孔桥。

    修桥需要水泥，可从公路边到修桥处有10多公里远，中间还要下一道壁陡的悬崖，只有一条在悬崖上凿的石径。乡亲们不敢背50公斤一袋的水泥下去，都建议将一袋水泥分成两袋背。周国知说，分两袋背，拆装时容易损耗。说着，带头背上一整袋水泥走向悬崖处，乡亲们也一个个背上水泥袋，紧随其后。就这样，10多吨水泥硬是被扛进了深山。

    修桥需要砂子，周国知带头跳进寒冷的河水中，和乡亲们一起淘砂。那段时间，他的脚丫都被水泡烂。修桥需要石头，周国知带领大家，抡起胳膊，一锤一钎，就地取下30多方石条石块。

    5个月后，一座长15米宽2米的石孔桥修成了。乡亲们把它取名“幸福桥”，还制作了一块功德碑，刻上修桥人的名字，可几天之后，周国知却悄悄将自己的名字铲掉了。

    2002年，乡里号召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他被安排联系家乡勾腰坝村。该村过去种烟走过一些弯路，他动员和鼓励乡亲们重新振作起来，搞烟叶片区建设，他在家里带头拿出4亩好土种了烟，并育了10厢烟苗，全部无偿提供给了种烟户，别人要付钱，他说：“屋前坎后，这点烟苗钱我还怎么好意思要？”有一户搬迁户，8亩地无法落实种烟，他和一个村委员商量，每人出200多元钱，将这8亩地祖过来种烟。乡亲们种烟都得到了好收成，可正在烤烟时，周国知的妻子类风湿病发了，没烤成烟，忙了大半年，倒赔了200多块钱。

    椿木营四周有8条山脉，形同八条同槽骏马，头在椿木营，尾在恩施，因而当地老百姓说：“八马同上槽，吃在椿木营，屙在恩施，椿木营注定富不起来。”然而，科技终于驱走了贫困，结构调整给云遮雾绕的贫瘠之地带来了春天和阳光。当年的最贫困乡镇如今成为全县的三个财政贡献乡镇之一，椿木营大多农民也摆脱了贫困的阴影。这些，都离不开象周国知一样一心为民、无私奉献的一群高山干部，周国知无疑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他心中装着所有最需要他帮助的人。周国知说：“我是最基层的民政干部，我不关心困难群众，谁来关心？”。

    在周国知的遗物中有一个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全乡住茅屋户的名单和有关资料、全乡特困户的名字和情况。他不仅仅把这些记在笔记本上，更把所有最需要他帮助的人深深地记在他的心灵深处。他视困难群众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用他滚烫的情怀温暖着困难群众的心，拳拳爱民之情感人至深。

    周国知说：“我是最基层的民政干部，我不关心困难群众，谁来关心？党和政府的关怀又如何体现？”

    乡福利院老人的棺木放在露天坝里，雨淋日晒，有的腐烂了，甚至一挪动就散了架。他积极争取县民政局支持了1万元钱，组织福利院修了一间房子，存放棺木。他亲自帮着将棺木搬运到那间新房里，使老人们安下心来。为了让福利院老人们生活过得充实，他在福利院建起了老年活动室，并组织老人们种粮、种菜、种药材、养猪，办起了食品加工厂。老人们的冷暖他时刻挂在心上，他亲自和福利院一位身体较好的老人一道，从建始拉来最好的燃料；他把有限的休息时间都留给了这些老人们，连续两个春节，他都是先在福利院团年，再回家团聚。乡福利院70岁的汤银桂老婆婆，念叨着棺木还没着落，周国知从几十公里外的鹤峰中营给她运回木料，并安排集镇上的木匠合成棺木，周国知请汤婆婆到木匠那里去看，说：“您觉得满意就行，不满意我再去买木料。”

    长槽村二组的彭雪锋已37岁了，还没讨上老婆，他和70多岁的父亲住在一个仅仅只有几个平方米的“狗爪棚里”，叫人看了实在心寒。早在2002年，周国知就多次来到他家，找到村主任、彭的哥哥，商量着民政挤500元、村里挤500元、他哥哥挤500元，为他修了两间房子。2003年正赶上消茅，又将他列为对象，解决了新房无窗户的难题。

    政府的救济资金毕竟有限，周国知在发放救济时就在思考，怎样使有限的资金保证和促进救济户的生活和生产？他一改以前的的救济金全年一次发放为分月发放，避免了有的困难户不会划算几天就花光的问题，特别是需要买种子肥料时没一点资金问题。为困难户解了忧，却给他自己找了麻烦。施家坪村有个特困户叫王照碧，家离乡政府有20多公里，每月要么请人代，要么周国知亲自送上门。每次他都要背着竹背篓，为王照碧送上一些吃的用的。残疾人王胜力家卫生极差，很少有人上门，周国知却春送种子，冬送口粮，还两次为他整修房屋。

    “周主任没有架子，和我们老百姓打得拢堆。”这话出自残疾人胡顶成的口。胡半身不遂，胡家离周国知家不远，每次回家周国知总要去看看老胡，问问生活生产。这天，周国知再次来到老胡家，老胡说他小便失禁。周国知走进胡家里屋，将被子掀起，将一层层尿片揭开，一阵阵恶臭扑鼻而来，周国知几乎就要呕吐出来。他对老胡说：“对不起，老胡，我以前关心您不够。”不几天，他就给老胡安排了一床救济棉絮。

    “群众利益无小事”，对工作的对象有什么困难，周国知都一清二楚。丁玉兰结婚七八年了没有小孩，周国知将她和另两名妇女送到县计生服务站做检查治疗。有的计生对象，因家庭困难，手术后无法住院食宿，他二话不说，接到乡里给他分配的暂住房间，管吃管住，管生火取暖。范家坪村冯银林的妻子做结扎手术后，周国知将这对夫妻接到他的寝室住了七天，他帮他们照看小孩，做饭吃，无微不至地关照。按照农村习俗，与“月母子”接触要倒霉，长槽村侯岩生的妻子，在月里结扎后，抬回家要走2公里山路，不少人不愿帮忙抬，他二话不说，抬起担架将她送回家中。

    农历腊月了，妻子想到丈夫好久没回家了，背块腊肉去集镇看他。当时他刚刚和施家坪村的贫困户王召毕谈完话，他连忙叫住正要走的王召毕：“老王，就要过年了，我知道你家没杀年猪，这块肉你就拿去过年吧！”

    天地之间有杆秤，老百姓就是那定盘子的星。在椿木营，老百姓对他的评价几乎是异口同声：周主任是个大好人。

    这几年从他手里经过的钱有100多万元，可移交时一分不差，而且还多出了3床棉絮。周国知说：“这是困难户的救命钱，我一分也不敢乱花”。

    人们给周国知算了一笔帐：这几年他担任计生办、民政办主任，从手里经过的钱有100多万元。可他没有从中谋取一分钱私利。他说：“我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困难群众的救命钱，用出去之前我都得想一想，这钱该花不该花，对不对得住老百姓。”

    2003年6月9 日，乡政府领导看他实在病得厉害，强行将他送到县医院做检查。6月11日，县医院确诊他已是肝癌晚期。晴天霹雳几乎将周国知妻子汪碧秀当场击昏。为了让周国知多活几天，她强忍悲痛，骗他说只是得了肝炎。周国知闻之坐不住了，吵嚷着要出院，说：肝炎没有大不了的，我最多住一个星期。妻子说：出不出院要医生说了算。他开始发脾气了：“医生巴不得你多住几天，好多抓收入。你不晓得，还有好多事等着我办，消茅户都还指望着我呢！”好说歹劝，他才勉强同意继续住院治疗。他将乡民政办公室的钥匙交给妻子，打发她回乡里，让乡里分管民政工作的副书记黄长喜从乡民政存折上取出4000元钱，其中3000元交给乡福利院，他担心福利院的煤烧完了，需要买煤；还剩1000元由黄长喜临时保管，以备灾民应急之用。

    住院一个月后，周国知坚决要求出了院，边工作边治疗。乡里考虑他病得太重，新安排魏光荣接替民政办工作。办移交时，县民政局派人去审计，结果不仅分毫不差，而且还多出了3床棉絮，那是上届主任接受的捐赠忘记入了帐。他对乡里新安排民政工作人员不理解：“我一点肝炎病，就不要我搞工作了？”乡领导只好违心解释说：“你身体不好，安排老魏来给你当个助手。”周国知就对魏光荣说：“你身体好，就多跑乡下，我就在办公室处理一些日常事务。”他还特别交代：“库房漏雨潮湿，你一定抽空将库存的救济棉被棉衣弄出来晒一晒。”魏光荣按照他的要求将所有的库存棉被棉衣翻出来，晒干。周国知拖着病痛的身子来到库房，看到魏光荣将仓库里用来垫棉被的木板全部垫高后，高兴地说：“好，好！这样就不怕潮了。”

    周国知病重期间，时刻没忘记他的消茅联系户胡柏春，他把胡柏春大儿子丁久锋叫乡民政办公室，说：“这个时候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们家，我没能把你家帮到最后，让你们搬进新屋，我总觉得对不住你！你们要想办法把新房子建起来。……”丁久锋告诉他，屋场已选好，就是请人搬砖没钱买烟打酒。周国知当即为他家落实了100元救济款。此时的丁久锋不知说什么好，两眼已是热泪盈盈。

    周国知的心里不知装有多少困难户，唯独没有他自己。周国知居住的是简陋的木屋，屋里板壁也是新一块旧一块，深浅不一的木板颜色无言地诉说着周国知经济上的拮据。木屋左厢屋前因没钱买木板，一直未装板壁，周国知逝世办丧事时，人们才去买块红蓝相间的塑料布钉上以遮风雨。周国知的妻子长年患有类风湿病，几乎丧失了劳动能力，父亲已81岁高龄，两个儿女在外读书。为治病他家欠了几千元外债，家里的猪卖了，牛寄到邻居家喂养，田请弟弟代种。周国知到县里住院时，带的1500元钱还是悄悄从信用社贷的款；女儿到恩施读书，也是贷的2000元款。可他却从没想到占公家一分钱便宜。父亲是抗美援朝老复员军人，多年来除享受国家规定的补助外，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额外补助。2002年父亲和其他村民一同遭受风灾，可在救济名单上却不见他父亲的名字。周国知为茅屋户拍了许多照片，但他却没有顺便给家人和自己留下一张照片，小儿子9岁了还没照过像。有一次女儿考试成绩优秀，乘父亲高兴之机要一本单位的信签纸和一支圆珠笔，周国知却没答应。女儿委屈得哭了，他才从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一元面值的钱，让她去商店买。

    周国知妹夫一家住长槽村三组，住的也是茅草棚。周国知忙着为东家西家消茅，恰恰忘记了这家。村支书知道给周国知说没用，直接找到乡里分管副书记黄长喜，在黄书记的的督促下，才让妹夫家得到了消茅的机会。当妹夫家新房落成时，周国知已是病重危在旦夕，躺在自家的病榻上，周国知请81岁的老父亲给他们送去100元钱，还一再叮嘱：“他们条件差，叫他们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的东西，拿点去吧！”当父亲把这番话告诉妹夫一家人时，他们早已泣不成声，对他所有的怨气都烟消云散。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弥留之际，周国知还在念叨着胡柏春修房子、冯卓然入住福利院和落实李宗文棺材的事。

    “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鲁迅先生的话，正是周国知人生的真实写照。

    8月中旬，周国知病情进一步恶化，全身枯瘦如柴，犹如秋霜中即将飘落的败叶。他不得不再一次住进县医院，他已感到情况十分不妙，在他再三哀求下。8月31日夜里11：30，哥哥终于告诉他真实情况，他当时就火了：“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害得乡里为我整了这么多钱！”9月3日，他不顾亲友和医生的强烈反对，只开了一些止痛的杜冷丁，就出院回家。他对在场的哥哥周灵知说：“我回去后，你不要声张；我死后，不要坐夜，乡里能给我开个追掉会就行了。你到民政局反映一下，申请给我小孩解决点低保就行了，不要给乡里找麻烦，乡里太穷了。”

    乡计生办副主任陈玉泉打来电话问病情，劝他安心治疗。周国知说：“已是肝癌晚期，治也没用了，乡里已花了这么多钱，我不忍心再花冤枉钱。我不行了，你要把工作搞好。过去，我们乡里的计生工作一直都是先进，你要使力搞，争取年年当先进……”陈玉泉听到这，忍不住“哇”地哭了。

    9月16日晚，也就是周国知去世前第11天。乡党委副书记万志安到他家去看望他。周国知坐在椅子上，背上垫着被子，连说话都十分吃力了，双脚隔一会就要由家人挪动一个位置。说着说着话，他就昏昏迷迷睡着了。这时，来看望他的一些亲戚邻居和万志安讲到了村里的事，村民说：“听说明年要搞通村油路建设，还要我们出钱。那我们是不得搞的。”这句话，惊醒了周国知，他连忙向大家解释政策，说：“通村油路建设，是国家拿大头，只要农民出点工，万一出不了工，就补点钱。当然这要作为村里的‘一事一议”，不会强迫你们搞。”他还告诫亲戚邻居：“这是一个大好机遇，你们千万不要失去。我最怕你们不争气，最担心这条路修不通。农网改造我已经帮你们把电灯搞通了。我如果活着，我一定要组织你们把路修通！”

    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周国知想到的仍然是家乡的建设与发展，仍然是老百姓的冷暖！

    魏光荣三天两头去看他，他给魏光荣特别交代了三件事：一是胡柏春的房子一定要想办法落实；二是冯卓然、冯仕元入住福利院的事；三是李宗文老人的棺材还没落实。

    那还是2002年的一天，周国知在县城开会，遇到冯卓然到县民政局反映，说他是椿木营人，要求进椿木营福利院养老。可在周国知记忆里根本没有这个人。原来，冯卓然70年代就到了长潭河，和一寡妇生活在一起，椿木营公安户口册上根本没他的名字。如今，冯卓然被养子撵进了岩洞，无家可归。周国知听后十分同情老人，当即从身上掏出40元钱给他，说：“你莫着急，我们来调查，一定帮你落实，你先回去！”可冯卓然从此一去不见了踪影，还没调查清楚，周国知就病了。残疾人冯仕元多年前被骗到福建，直到2003年才回来，也没来得及落实。“他们太造孽了，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们住进福利院。”

    周国知弥留之际，魏光荣去看望他，告诉他说，已给胡柏春联系了买一座瓦房，正在办理手续；冯卓然、冯仕元的情况已基本调查清楚，不久就准备把他们接进福利院，福利院李宗文老人的棺材也已经落实。周国知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2003年9月27日，噩耗传来，年仅42岁的土家汉子周国知积劳成疾，走完了他短暂而光辉的一生。群山悲咽，万民痛惜。“周主任是为我们累死的呀！”出殡那天，天下着细雨，似乎天公也在为人间失去这样一位好干部而默默地流泪。亲友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和群众的抽泣声久久回荡在山谷之中。出殡路上，人们在自家那眼看就能收获的包谷林里砍出一条大道；路滑的地方，人们自发地手挽着手、肩并着肩搭成人墙，为周国知灵柩的前行铺路……

    如今，冯卓然、冯仕元已入住福利院，正幸福地安度晚年。在胡柏春新家大门上，贴上了这样一副对联：“好公仆助咱过上好日子，新时代使我走进新生活”，横联是：党施善政。这是胡柏春小儿子胡登云亲手写的，胡登云说：“周主任过世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表示的，这就算我们对他的一点悼念吧！”
恩施市新塘乡横栏溪村一位叫范子桂的老太婆今年春节走几十里路来到椿木营要给周国知拜年。当他听说周国知去年秋天就过世了，惊呆着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有一次，她和周国知同在黄家坪一人家吃寿酒，当时周国知并不认识范婆婆，看她寒冬腊月还穿着一双破胶鞋，样子十分可怜，就掏出身上仅剩的10元钱给这位老人，说：“老人家，您去买双鞋吧！”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周国知匆匆走了，可他的名字却永远镌刻在大山百姓的心中。
2003年12月底，宣恩县委、县人民政府追授周国知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公务员称号，恩施自治州州委、州政府作出关于开展向周国知同志学习的决定，湖北省民政厅也作出决定在全省民政系统开展向周国知同志学习的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看了他的事迹后批示：“周国知同志舍小家、顾大家，舍自己为群众的忘我献身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很好地学习。”省领导罗清泉、杨永良、黄远志、邓道坤、宋育英、苏晓云、蒋大国等均作了批示。周国知同志事迹报告团巡回荆楚大地作了数十场报告，他的事迹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深深震撼了荆楚儿女。“国知精神”已成为“亲民爱民”的象征，一个“学习周国知，为民谋利益”的学习教育活动正在荆楚大地蓬勃开展。（刘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