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人：周灵知
    尊敬的领导、同志们：
    我是周国知的哥哥周灵知，在湖北省宣恩县畜牧局工作。
    在弟弟最后的日子里，我一直都陪伴着他。
    记得那是2003年6月9号的下午，我正要去上班，一开门，看见弟弟国知站在门口。他一只手按住腹部，一只手撑着门框，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大哥，我的老胃病又发了。在家里睡了三天，到乡医院打了几瓶吊针，还是不行……书记和乡长硬是要我到城里来做检查。”
    我赶紧把弟弟扶进门。第二天一早，我就陪他到了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我：“你弟弟已经是肝癌晚期，他的时间恐怕不多了!”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让我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回到病房，我强忍着悲痛，尽量平静地宽慰他：“也不是什么大病，医生说除了胃病，还有慢性肝炎。”国知一听松了口气，说：“那就好，我不想住院，太花钱。再说消茅工作正是关键时候，实在是丢不开。另外，你弟媳妇也住院了，家里没有人管。”后来，书记、乡长赶到县医院，专门安排住院的事，他才勉强住了下来。
    刚住几天，他就闹着要出院，我不准，他求我说：“大哥，我也没想到要住院，走的时候工作没安排好，福利院的煤不多了，仓库里还有几十床棉絮要晒。你不准我回去，那我就只有求你，帮我跑一趟椿木营，给福利院把过冬的煤买足。另外，还请乡里的黄书记安排人把棉絮晒一晒。”
    当我急匆匆赶到椿木营弟弟家时，16岁的侄女周莉一见到我，就哭了起来：“妈和爸都进城住院了。家里猪没人喂，弟弟没人管，我又马上要中考了，家里只有方便面了，我们两个顿顿都吃它，弟弟现在一看到方便面就想吐……”当时我心里一酸，马上掏出50块钱给侄女，要她去称些米。接着我又找到妹妹金芝，让她背了两块腊肉过来，洗干净，切好，才算是给两个孩子安排了生活……
    回到医院，当弟弟听我说因为没取到钱，为福利院买煤的事情没办成时，显得十分焦急。第三天，硬是让他的妻子汪碧秀回去把这件事情办了。当时汪碧秀也在住院，她一身多病，尤其是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几乎要瘫痪了。她知道丈夫的脾气，从县城到椿木营道路崎岖不平，她拖着有病的身体，来回颠簸了160多公里的盘山路，才把丈夫交待的事情办好。
    那一段时间，除了上班，我都在医院陪着弟弟。他总是有办不完的事情要我去帮他办。他一会儿说：“大哥，你还记不记得长槽村那个冯卓然?他现在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去年腊月我在县里开会时见到一面，我给了他40块钱，叫他开年后到椿木营去找我，他一直没去，你帮我找一找，我想把他接到福利院去。”
    一会又说：“大哥，你抽空给勾腰坝村的汤生朋带个话，他是个现役军属，也是消茅户。他家里经济困难，我放心不下。我早。就帮他联系好了便宜瓦。原先是打算帮他拉的，现在不行了，你让他到乡民政办写张条子，快把瓦拉回来……”
    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他又焦急不安了，他一张一张地翻看药费单子，一遍一遍地计算着价格。一天，他捏着一把条子对我说：“大哥，我实在是住不下去了。你看，我已经把国家的钱用去了一万多，你知道乡里的经费那样紧张，像这样用钱怎么得了!你打电话给书记、乡长，说我要出院!”
    书记、乡长再次来到国知的病床前，反复给他做工作，要他坚持住下去。他恳求说：“有老魏接替我的工作，我放心，但他毕竟情况不熟，我也要把账目和情况一点一滴交代清楚，便于他开展工作。这样好吧，让他在外面跑，我在办公室替他守摊子，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在他的一再要求下，7月14日，国知又回到了椿木营，回到了他工作的岗位。
    但是，刚刚过了二十多天，多次昏迷的弟弟再次被送进县医院。我看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每天只能靠吃几片西瓜维持生命，本来就消瘦的脸上，只剩下一层皮。越到后来，疼痛越来越狠，我经常看到他全身发抖，蜷成一团，却咬紧牙关，不让哼出一声来。有时他实在忍不住了，才让我扶他到卫生间里哼几声。我知道他是怕影响病友们休息。
　　 8月31日深夜，被剧痛折磨得死去活来的弟弟，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得的肯定不是肝炎，大哥，跟我说实话，我到底是什么病?”我知道再也瞒不住了，就哭着把实情告诉了他。大约静了一分多钟，弟弟说话了：“大哥，既然你们早就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还要送我住院，这不是白花公家的钱吗?我不能再住下去·了，  明天我就要回家!”他的语气里没有悲伤，没有商量的余地。
    那一夜，我们弟兄俩都没有睡。当时，弟弟的头脑十分清醒，他开始给我交待后事：“大哥啊!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有几件事，你一定要帮我做到。首先要感谢党委、政府对我的培养。我死后，能不能给我开个生平介绍会?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没有给党丢丑，要教育他们永远跟党走。我死后，你还要代我感谢民政局的领导和同志们。碧秀住院期间，他们救助了1000块钱，我住院时，局领导又集体来看我，我是一个普通的民政干部，花了国家那么多的钱，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出院时，得知乡政府要派车来医院接他，国知硬要我给家里打个电话，让小弟为他扎一副担架，他说：“从镇上到家里那段机耕路坑坑坑洼洼的，别因为我，把公家的车子弄坏了……”
    9月26日，我再次上山看望弟弟，这时他已经处于昏迷状，但他仍然在亲人的呼唤声中，一次一次艰难地睁开眼睛。临终前，他要亲属把他扶到火炉边的椅子上半坐着，他紧紧抓住妻子的双手，十分吃力地睁大眼睛，，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移来移去，他在尽力地记住我们，也尽力地想让我们记住他那些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情。国知啊，你放心吧，我心里想，你几十年来为乡亲和贫困户做好事，大家都不会忘记你。
    国知去世后，党和政府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作为他的亲人，我们在悲痛之余，更为他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来北京之前，曾参加抗美援朝、现已81岁的老父亲一再叮嘱，要我代表我们全家，向党，向政府、向关心弟弟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