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魏光荣。周国知同志病重期间，我接替了椿木营乡民政助理员的工作。我和国知是同村人，从小在一起，后来又先后参军入伍。退伍后，又同在家乡椿木营工作20年。20年来，我和他四次轮岗换位。相同的履历，特殊的经历，使我们俩结下了兄弟般的深情厚谊。
我们恩施自治州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支持下，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多种原因，到2002年底，全州仍有5000多户农民还居住在低矮潮湿的茅草屋里。2003年3月，州委州政府决定，把“消除茅草屋，让特困群众住进新居”列为当年为百姓办的十件实事之一，并要求在12月1日建州20周年前完成。我们椿木营是宣恩县最为高寒偏远的一个乡。当时，尚有100余户茅屋户，而且这些茅屋户大多分散在环境最偏僻、最恶劣的地方。让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都住进新居，该是多么艰难啊! 3月中旬，乡里成立了“消茅”工作领导小组，周国知担任办公室主任。说是办公室，实际只有他一个人。由于“消茅”工作政策性强，必须做好摸清底数、拍摄资料、登记造册等基础工作，才能制订出选址、设计、施工等具体的实施方案。而这些工作哪一项都需要周国知亲自去做。当时，我不禁为这位老战友捏了一把汗。有一天遇见他，谈起“消茅”的事，周国知十分激动地对我说：“这是个改变穷困面貌的大好时机，我不把它做好，对不起上级，也对不起群众啊!”但谁也不知道，此时的周国知已经是重病在身。从接受任务第一天起，他就肩挂照相机，带着黑雨伞，背着手电筒，不分昼夜，不论晴雨，一步一步、一户一户，往返于散落在高山峻岭、村村组组的茅屋户之间，传递着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无限关怀。 ．
挖断山村是全乡最贫困的村。这天，周国知来到这个村召开“消茅”会，会上，大家提供的“消茅”对象不到20户。国知根据多年掌握的情况，认为这个数字不够准确，决定亲自去一户一户核实。第二天，他捂着疼痛的腹部，撑着木棍，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用4天时间走完全村，果然又查出了4个遗漏的“消茅”对象。他说：“摸底工作涉及到每一个茅屋户的切身利益，必须仔细仔细再仔细，如果漏掉一户，就等于欠了老百姓的一笔
债啊!”
我和国知在一个单位上班，但见面的机会却不多，偶尔见到一两次，他也总是那么匆匆忙忙的，一身的疲劳，满脸的倦容。
“消茅”工作开始后，我们就有一个多月没见面，我总想找个机会和他聚一聚，吃顿饭。五月初的一天，‘天正下着大雨，那天是我们村里一位老人的生日，我在回村的路上，碰到了正在收集“消茅”资料的国知，只见他浑身湿透，满脚稀泥。当时我拉他一起去祝寿，也顺便看一看家里。但他推开我的手说：“没办法呀，你帮我带点人情去，我还有十多户消茅户没跑完。”说完，消失在大雨之中。
有一天，周国知清早五点钟就起床，他约好这天和杨柳坨村村主任熊昌余到最偏远的四组8个“消茅”户家拍摄资料。说是一个组，却分散在好几道山梁上，方圆有十多公里。他俩翻山岭，趟水沟，又累又饿，来到最后一家茅屋户袁玉双家门前的山脚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此时，国知的腹部又开始剧烈疼痛，熊昌余看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就劝他今天不要去袁家了。国知说：“不能拖啊，我们拖一天，茅屋户住进新居就要晚一天啊!这是最后一户了，再怎么也要坚持搞完!你先上去打个招呼，我歇会儿就来。”熊主任去了袁家后，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国知上来，就和袁玉双一起去接，只见国知还躺在石板上，双手死死地顶着腹部，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俩搀扶着瘫软的国知一步一步来到袁家。国知有气无力地说：“熊主任，我实在没有力气拍照了，我教你，你去拍一下吧!”袁家做好晚饭，国知虽然很饿，可怎么也吃不下，只是勉强喝了半碗汤。这一天，国知步行了近百里山路， 回到乡政府， 已是晚上12点多钟。第二天清晨，熊昌余去看国知，可国知早已不在寝室，他为“消茅”的事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奔波。
由于工作劳累，周国知的病情越来越重，多次昏倒在山路上。有一天，他倒在了一片树林里，被一位挑水的妇女发现，这位妇女急忙喊来正在栽烟的乡亲们，把周主任叫醒扶起来，国知休息片刻，又匆匆上路了。这天下午4点多钟，他才离开茅屋户往家里走。一段不到4华里的路程，他却用了近4个小时。回到家里，他的妻子前几天因患病还住在乡卫生院，在家的女儿周莉见爸爸面色苍白，大口大口喘气，急忙为爸爸煮了一碗鸡蛋面，可是他腹部疼痛难忍，吃了几口就吃不下了。第二天一大早，女儿以为爸爸会休息一天，可是国知仍然又拄着一根木棍上路了。
勾腰坝村七组的胡柏春是椿木营乡的特困户之一，国知主动把他作为自己的“消茅”联系户。胡家几年前举家外迁，不料妻子水土不服，重病三年后又重回椿木营。一家三代六口人，只好挨着烟叶烤房搭个竹棚安身。为了解决好胡家的“消茅”问题，国知不知跑了多少趟。5月8日这天，他又一次来到胡家，商量完胡家建房的事，主人热情地留他吃饭，盛情之下，他只是喝了一点稀饭。离开胡家后不久，国知的身体渐渐支撑不住了，只能走一走，歇一歇，最终昏倒在一片潮湿的草地上。直到三个小时后，才被一个过路的哑巴发现，大家急忙找来被子，扎成担架，把国知送到了村委会。
国知就是这样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在6月初按时完成了“消茅”的前期工作，登记卡、合同书、进度表、付款通知单等，堆起来足有两尺多高、十多斤重啊!我为他粗略统计过，两个多月来，国知以一个重病之躯，为“消茅”工作一步一步走过的山路，竟达1500多公里，从而落实了127家“消茅户”的建房问题。国知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工作。乡亲们都说：“我们的周主任，是为我们累死的啊!’’
茅屋户彭雪峰从过去的牛栏棚搬进了新建的砖瓦新房，他70岁的老父亲感慨地说：“要不是周主任，我这辈子恐怕很难住上新房了!”
已搬进新居的胡柏春为感谢周国知，在自家的大门上贴上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好公仆助咱过上好日子”，下联是“新时代伴我走进新生活”，横批是“党施善政”，道出了所有茅屋户的心声。
2003年6月和8月，已是肝癌晚期的周国知先后两次住进了县医院。可他对父老乡亲们的那份牵挂，“消茅”工程尚未最后结束的那份歉疚，仍萦绕在心头。乡亲们得知国知住院的消息，不顾路程遥远，有的甚至走上百多里山路，去医院看望他。他们带来的虽然只有几个鸡蛋、几斤面条，可表达的是对亲人的一份关爱、一片真情!当时已卧病在床的国知含着泪，一一询问着他所牵挂的人。他问“消茅”户的党参长得好不好，新房盖到什么程度了?受灾的贫困户生活有没有着落……杨柳坨村的何泽贵直到观在还逢人就讲：我去看周主任时，仙病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他还在问消茅户何云成家的瓦盖上没有’
周国知关心群众胜过关心自己，把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看得比天大、比命重。
周国知病重期间，我多次去看望他。在他去世的前几天，受乡里的委派，为仙准备后事．这既不能给国知讲明，又不好与他家人商量．我先是陪他坐了一会，用手摸了摸他肿起的胸和枯黄的双手，一边和他谈起过去的往事，一边打量着他屋里的布置．心想，这么好好的一个人，一个与自己相处几十年的好同事，我观在就要为他安排后事，真不是滋味。我就强忍着悲痛，一直陪他坐着、坐着．他对妻子说：“你出去给他们弄点饭吃吧，我和老魏说一下话．”他深情地刘我说：“老魏，我俩都是上生土长的，又是搞民政的，民政工作是个过细的活儿，要做好不容易，你要有耐心。”接着，他伸出一根指头，对我说：“我最多还能再活10天，有些事情我还要给你讲一下：民政办放救济被子的地方有些潮湿，你回去后一定要把被子晒一下，如果霉坏了，我们可就对不起老百姓了．还有我放心不下胡柏春的房子，我没有帮他到最后，我心不安啦—．”说着说着，他的泪水流了一脸，望了我很久，接着又缓缓地说道：“为了我和老婆治病，家里把猪卖了，还欠了不少债，往后他们母子三个，还请你抽空关照一
下—．，”他说不下去了，我的心也被揪疼了，“老周，你只管好好养病，这些事你就放心吧[”我强忍着泪水不让它掉下来，再也没法与他谈下去。那里知道这次谈话，竟成了我俩的永别!
现在，在只有我一个人的民政办公室里仍然摆放着两张办桌，一张是我的，一张是国知的。国知的桌子上面仍然摆放着一面鲜红的国旗，还有他那个喝水的杯子。我每天上班，都要把张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再为国知的杯子装上水，好像国知仍然还在我的身边。
国知去世后，我牢记他的嘱托，继承他的未尽事业，在去年12月1日前，使全乡“消茅”工作圆满完成，127户、375人部告别了茅草屋，搬进了新居。
国知，我的好战友、好伙伴，你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一栋栋建起来的新房，就仿佛是你挺拔的身躯，永远屹立在高山人民的心中!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