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李明山，曾经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椿木营乡担任党委书记，和周国知同志一起共事整整20年。
恩施自治州是革命老苏区，椿木营乡是全国重点老区乡。这里平均海拔1680米，到处是山连山、山叠山，气候反复无常，全年多半时间是“山下开桃花，山上飘雪花”。稀少的村子散落在山谷、山腰和山顶那点巴掌大的平地上，村民们说是“望到屋，走得哭”。周国知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地方，直到参军入伍。1983年退伍后，他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激情和理想，又回到了养育他的故土，一千就是整整20年。20年来，他先后担任过乡人武部长、乡长。区改乡以后，又先后任过计生办主任、民政办主任、民政助理等职。在我的眼里，无论他在哪个岗位，无论干什么工作，都是劲头十足，成绩出色。当人武部长时，他率先响应军分区开展的一个干部带三个民兵扶持一个困难户的“131扶贫活动”，自己经常背着种子、地膜，一户一户搞动员，一手一脚做示范，使当地粮食亩产增长60％以上，烟叶、药材、蔬菜等多种经营大发展，村民们的吃饭、用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任乡长期间，他立誓要改变家乡的穷困面貌，让群众过上好日子。他的第一招就是先抓“人命关天”的大事。后坝乡有条酉水河。这条河在两山之间切出一道深谷，把两个村子隔在了河谷的两边，两岸村民往来全靠一座小木桥。木桥又窄又小，遇到山洪暴发，河水咆哮，人走在上面心惊胆战，有几个村民就这样被山洪卷走。周国知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下决心领导群众建一座石拱桥。他和村民们一道抬石头，背水泥，每天累得满头大汗，筋疲力尽。为了解决修桥用的石砂，他带着村民下河去淘。初春的河水冰凉刺骨，有几个青年人刚跳下去就叫了起来，说：“乡长，太冷了，等天气暖和了再淘吧。”周国知说：“那怎么
行!一拖的话，这桥今年就修不起了。”周国知天天泡在河里，双脚都被水泡烂了。5个月后，一座长15米、宽3米的石拱桥终于修成了。乡亲们把它取名为“幸福桥”，还制作了一块功德碑，刻上了修桥人的名字。周国知认为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是一个基层干部的天职，没过几天，他悄悄把自己的名字凿掉了。
群众踏上了幸福桥，还要走上致富路。他紧接着来了第二招：狠抓乡办企业，并切实帮助解决产品的销路问题，使14家乡办企业收益倍增。在他的带领、示范下，村村办起了集体企业，全乡的经济收入一下子跃升为全县前列。
1988年，由于农村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致使成片土地撂荒。周国知很快亮出了他的第三招：组成一个班子深入调查走访，探索出实行土地租赁、促进土地开发利用的办法。这样一来，连最偏僻落后的村，也开始种植药材，发展速生林木，使荒地变成重要的财源基地。开现场会时，会议主持人要周国知讲体会，这位憨厚朴实的山里汉子只说了两句话：“群众生活苦，党员脸无光。”
在任计生办主任期间，面对这件“天下第一难”的工作，他毫无怨言，特别是对生活困难又要做节育手术的妇女，倾注了满腔的关爱，给他们送木炭烤火，自己掏钱慰问，管吃管用，负责接送。因此，椿木营乡计生工作多次获全县第一名，被自治州评为全州“计划生育先进单位”。有位外乡同行不服气，全县交叉检查时，这位同行主动要求到椿木营检查，并且打算检查时专门挑刺，结果硬是挑不出什么毛病，不得不从内心里佩服。
周国知先后两次担任区、乡民政办主任，从我们多次接触、交谈中，我深深感到对于生长在农村，成长在部队的他来说，是深知家乡的贫苦，群众的艰辛。这些年，椿木营大多数农民摆脱了贫困，但一些鳏寡孤独、老弱病残和受灾户，却时时盼着党和政府的关怀与帮助。我和我的同事们经常听他说：“哪里有困难，我就要到哪里去”， “因为我是最基层的民政干部，我不关心困难群众，那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又怎么能体现出来呢?”
1995年，由于区划调整，人员相应有些变动，周国知当了乡民政助理。在这以后的年月里，他为了使困难群众及时得到有效的救助和帮助，使他们的基本生活权益得到保障，费尽了心血。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全是特困户、受灾户、残疾人、孤寡老人、优抚对象的姓名、住址、困难需求等。他一条一条记上本子，一点一滴记在心里，一件一件落在实处。
乡福利院有22位“五保”老人，周国知待他们比亲人还亲，他不仅带领老人们种菜种粮，而且关心着老人们的生活、娱乐。每年过年，他都是先和老人们一起团年，、把为老人们准备的新衣服、糖果、糕点一一送到每个人手中以后，才匆匆忙忙回家团聚。
对于优抚对象，他更是细致周到，体贴入微。哪家修烟叶烤房，他忍饥挨饿帮工帮料。每到腊月年关，他为军属送去肉、油、烟、酒，还协助武装部门组织民兵上山砍柴，然后一捆一捆送上门。他说：“我是军人出身，我们在地方多一份辛苦，战友们在部队就多一份安心哪。”
尤其使我终身难忘的是：去年3月，恩施州决定年底前消除全部茅屋户，让还住在茅草屋里的农民都搬进新居。我们乡那时仍有各种类型的茅草户共127户， 占全县消茅总数的三分之一。乡党委感到工作量的繁重，决定把这付重担交给周国知。当时，我们谁也不知道肝癌已一步步向他逼近。接受任务后，他立即走遍了全乡的村村寨寨，终于摸清了茅屋总数，完成了登记、建卡、造册等一系列资料准备工作，使全乡的“消茅”工作按时启动。
去年6月的一天，我在乡民政办公室见到刚下乡回来的周国知，脸色蜡黄、’身体明显比以往消瘦，当时心里一惊，就要他马上到医院去作个检查，看看是不是有其它毛病。他摇摇头说：“还是老胃病，我开了些药在吃。”当晚，我和乡长张兴武逼着他去县医院，他还在说， “消茅”工作正忙，手里还有好多事没做完。看到我们要发脾气，他才勉强同意将手头的工作做一些及时处理后再去。第三天，我们安排车子送他到县城做检查，不料已是肝癌晚期。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心里有如刀绞，半天无法平静。
为了让周国知同志能多活几天，我们对他隐瞒了病情。谁知他听说只是肝炎后，当即就要出院。我们好说歹说，才把他留在医院里。后来，我们又几次到医院看望他。他却担心工作，并再三要求出院。为了让他安心治疗，我干脆告诉他准备让魏光荣接替他的工作。他听到这个消息，很是吃惊，对自己的病情开始产生怀疑。沉默了半天后，他慢慢地对我说：乡里财政困难，每天
住院要花很多钱，再说，我和老魏也还要办工作移交，开点药带回去，在乡里边工作边治疗也一样。见他态度那样坚决，那样诚恳，我们就含着眼泪同意了他的要求。
工作移交时，县民政局按要求派人前来审计，结果他经手的100多万钱物，账目清清楚楚，一点儿不差。就连上任民政办主任接受捐赠没入账的3床棉被，也规规矩矩放在仓库里。许多群众知道这件事后，都感叹地说： “你看他家的简易吊脚楼，堂屋前方至今还是几根光柱子，中堂的左侧还是空着的，他每年组织为灾民建房，要是有私心，只要从每户人家抽半块板子，就可以把板壁做起来了。”
两个月后，周国知同志病情进一步恶化，我们再次把他送进县医院。当他知道自己的真实病情后，坚决要求出院。我赶到县城去劝他，说：也可能是县医院搞错了，准备把他送到州医院去检查。他摇着头说：不用了，不用了，我不能再让乡里花冤枉钱了。他紧紧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说：“李书记，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让公家花了这么多钱，我对不起乡里的同志们。我过去许多工作没做好，请你原谅!”
“宁愿在家坐着死，不愿多花国家一分钱”。这就是我见到的最后的周国知，一个基层民政干部的人生告别。这些年来，乡里计生工作、民政工作都是最麻烦，又最困难的，是国知同志帮我顶着、扛着，为乡里分着忧，解着难，可他从来没有一句怨言，也不提一点个人的要求。他的去世，使我好像失去了左臂右膀，我经常在心里喊：国知，我的好兄弟，你才42岁，正当壮年，怎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呢?我对不起你呀，我只知道给你加工作、压担子，却对你关心得太少了，太少了……
现在，周国知同志去世已经一年了。一年来，他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激励着全乡的干部群众。我们怀念周国知，就是要像他那样，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做一个贴心为民的好干部。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