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心为民的好干部宣恩县椿木营乡党委书记李明山
编者按
连日来，周国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在恩施、在武汉、在北京举行了数场报告会。作为曾经与周国知共同生活、工作的亲人、同事、朋友，他们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周国知一心为民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质，听众无不受到心灵的震撼。
诗人吟道“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石头雕的碑再坚固也有磨灭的一天，但那些让人们以口为碑，以心为碑，以文为碑的人会永远活下来。一心为百姓的周国知就是这样的人。今天，本报特摘录周国知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的发言，让我们通过他们深情的讲述与回忆，深深怀念周国知这个人们称为“用命干出来”、“百姓哭出来”的典型，并把他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甘于奉献，做群众排忧解难贴心人的精神发扬光大。
贴心为民的好干部
宜恩县椿木营乡党委书记 李明山
1983年退伍后，周国知回到了养育他的故乡。20年来，他先后担任过原椿木营区后坝乡人武部长、乡长。区改乡以后，先后担任过计生办主任、民政办主任、民政助理等职。无论在哪个岗位，干什么工作，他都劲头十足，成绩出色。
当人武部长时，他积极开展一个干部带3个民兵扶持一个困难户的扶贫活动，使当地粮食亩产增长60%以上，村民们的吃饭、用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后坝有条酉水河。这条河在两山之间切出一道深谷，深谷两岸的村民就靠架在中间的两根木头来往，非常危险。任乡长后，周国知下决心领导群众建一座石拱桥。他和村民们一道抬石头，下河去淘修桥用的石砂。初春的河水冰凉刺骨，周国知的双脚都被水泡烂了。5个月后，石拱桥终于修成了。乡亲们叫它“幸福桥”。
为了提高全乡的经济收入，周国知探索出实行土地租赁、促进土地开发利用的办法。这样一来，连最偏僻落后的村，也开始种植药材，发展速生林木，使荒地变成重要的财源基地，全乡经济一下子跃升为全县前列。
在任计生办主任期间，他对生活困难又要做节育手术的群众，倾注了满腔的关爱，给他们送木炭烤火，自己掏钱买营养品慰问，管吃管住，负责接送。被自治州评为全州“计划生育先进单位”。
乡福利院有22位“五保”老人，周国知带领老人们种菜种粮，关心着老人们的生活、娱乐。每到过年，他都是先和老人们一起团年，然后，才匆匆忙忙回家团聚。
对于优抚对象，他更是关怀备至。每到腊月年关，他为军属送粮肉、送补助，还协助武装部门组织民兵上山砍柴，然后一捆捆送上门。
去年3月，恩施州决定年底前让还住在茅草屋里的农民都搬进新居。乡党委决定把这副重担交给周国知。接受任务后，他走遍全乡的村村寨寨，摸清茅屋总数，完成登记、建卡、造册等一系列资料准备工作，使全乡的“消茅”工作按时启动。
去年6月的一天，我在乡民政办公室见到刚下乡回来的周国知。他脸色蜡黄、身体消瘦，我要他马上到医院去作个检查。经检查，他已是肝癌晚期。听到消息，我们心里犹如刀绞。
为了不给他增加精神压力，我们隐瞒了病情，说他患的只是肝炎。他听后，当即就要出院。我们好说歹说，才把他留在医院里。后来，他还是惦记着工作，再三要求出院，我告诉他准备让魏光荣暂时接替他的工作。听到这个消息，他慢慢地对我说：“乡里财政困难，住院要花很多钱，我和老魏也还要办工作移交，开点药带回去，在乡里边工作边治疗也一样。”见他态度那样坚决，我们也毫无办法。
工作移交时，县民政局派人来审计，他经手的100多万元钱物，账目清清楚楚。就连上任民政办主任接受捐赠没有入账的3床棉被，也规规矩矩放在仓库里。
两个月后，周国知同志病情进一步恶化，我们再次把他送进县医院。后来他知道了自己的真实病情，坚决要求出院。他紧紧拉着我的手，眼里含着泪说：“李书记，你们为什么不早告诉我？让公家花了这么多钱，我对不起乡里的同志们。我许多工作没做好，请你原谅！”
周国知走了，但他爱岗敬业，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做一个贴心为民的好干部。
生命在“消茅”中燃烧
椿木营乡民政助理员魏光荣
我和国知从小在一起，后来又先后参军入伍，退伍后，又同在家乡椿木营工作20年。相同的履历，特殊的经历，使我们俩结下了兄弟般的深情厚谊。
改革开放以来，恩施自治州老百姓的居住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由于多种原因，到2002年底，全州仍有5000多户农民还居住在低矮潮湿的茅草屋里。2003年3月，州委州政府决定，把“消除茅草屋，让特困群众住进新居”列为当年为百姓办的10件实事之一，并要求在12月前完成。椿木营是宣恩县最为高寒偏远的一个乡，尚有100余户茅屋户，且大多分散在环境最偏僻、最恶劣的地方。
3月中旬，周国知担任乡“消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知曾对我说：“这是件造福困难群众的大好事，就是脱几层皮、掉几斤肉，我也要把它做好！”
挖断山村是全乡最贫困的村。这天，周国知来这里召开“消茅”会。会上，大家提供的“消茅”对象不到20户。国知认为这个数字不够准确，他捂着疼痛的腹部，沿着山路，用4天时间走完全村，果然又查出了4个遗漏的“消茅”对象。他说：“摸底工作涉及到每一个茅屋户的切身利益，必须仔细再仔细，如果漏掉一户，就等于欠了老百姓的一笔债啊！”
有一天，周国知和杨柳坨村村主任熊昌余到最偏远的四组8个“消茅”户家拍摄资料。来到最后一家茅屋户袁玉双家门前的山脚时，已是下午4点多钟。此时，国知的腹部又开始剧烈疼痛，熊昌余劝他今天不要去袁家了。国知说：“不能拖啊，我们拖一天，茅屋户住进新居就要晚一天啊！最后一户了，再怎么也要坚持搞完！你先上去，我歇会儿就来。”熊昌余在袁家等了半个多小时还不见国知上来，就和袁玉双一起去接。只见国知还躺在石板上，双手死死地顶着腹部，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淌，他俩赶忙搀扶起国知。国知无力地说：“熊主任，我实在没有力气拍照了，你去拍一下吧！”袁家做好晚饭，可国知怎么也吃不下，只喝了半碗汤。国知回到乡政府已是晚上12点多。第二天清晨，熊昌余去看国知，可国知早已不在寝室，他又开始了新一天的奔波。
勾腰坝村七组的胡柏春是椿木营乡的特困户之一，国知主动把他作为自己的“消茅”联系户。为了胡家的“消茅”问题，国知不知跑了多少趟。5月8日，周国知与胡柏春商量完建房的事，离开胡家不久，他昏倒在路上。直到3个小时后，才被人发现。
国知就是这样强忍着病痛的折磨，在6月初按时完成了“消茅”的前期工作。他收集整理的资料堆起来足有两尺多高、10多斤重，走过的山路达1500多公里，落实了127家“消茅户”的建房问题。但他却积劳成疾，离开了他深爱着的这片土地和人民。
去年12月1日，全乡“消茅”工作终于圆满完成，127户、375人全部告别了茅草屋，搬进新居。彭雪峰从过去的牛栏棚搬进了新建的砖瓦新房，他70岁的老父亲感慨地说：“要不是周主任，我这辈子恐怕都难住上新房了！”已搬进新居的胡柏春在自家的大门上贴着这样一副对联：“好公仆助咱过上好日子，新时代伴我走进新生活”，横批是“党施善政”。
在国知最后的日子里
周国知的哥哥周灵知
2003年6月9日下午，我正要上班，一开门，看见国知一只手按住腹部，一只手撑着门框站在门口。他有气无力地对我说：“大哥，我的老胃病又发了。在家里睡了三天，打了吊针，还是不行，书记和乡长硬要我到城里来检查。”
我赶紧把弟弟扶进门。第二天，县医院检查结果出来，医生告诉我：“你弟弟已经是肝癌晚期，时间恐怕不多了!”这句话好像晴天霹雳般让我半天说不出话。
回到病房，我强忍悲痛地说：“也不是什么大病，医生说除了胃病，还有慢性肝炎。”国知一听松了口气：“那就好，我不想住院，太花钱。消茅工作在关键时候，丢不开。”我见他执意要去，只好把书记、乡长叫到县医院，专门安排住院的事，他才勉强住了下来。
刚住几天，他闹着出院。他说：“大哥，我也没想到要住院，走的时候工作没安排好，福利院的煤不多了，仓库里还有几十床棉絮要晒。你不准我回去，那我就只有求你，帮我跑一趟椿木营，给福利院把过冬的煤买足。另外，还请乡里的黄书记安排人把棉絮晒一晒。”
当我急忙赶到弟弟家时，16岁的侄女周莉见到我就哭：“妈和爸都进城住院了。家里猪没人喂，弟弟没人管，我又马上要中考了，家里只有方便面了，我们两个顿顿都吃它，弟弟现在一看到方便面就想吐……”
那段时间，他总有办不完的事情要我帮他，却没有一件是自家的事情。他一会儿说：“大哥，你还记不记得长槽村那个冯卓然？他现在是一个孤寡老人。你帮我找找，我想把他接到福利院。”
一会又说：“大哥，你抽空给勾腰坝村的汤生朋带个话，他是现役军属，是消茅户。他家里经济困难。我早就帮他联系好了便宜瓦。原先是打算帮他拉的，现在不行了，你让他到乡民政办写张条子，快把瓦拉回来。”
在医院住了一段日子，他又焦急不安了。他捏着一把药费单说：“大哥，我住不下去！你看，国家的钱已被我用去一万多，乡里的经费那样紧张，像这样用钱怎么得了！你打电话给书记、乡长，我要出院！”
书记、乡长来到国知的病床前，也无法说服他。在他恳求下，7月14日，国知回到了椿木营。但是，刚刚过了20多天，多次昏迷的弟弟再次被送进县医院。
8月31日深夜，被剧痛折磨的弟弟，眼睛盯着我：“我得的肯定不是肝炎，大哥，跟我说实话，我是什么病？”我哭着把实情告诉他。大约静了一分多钟，弟弟说：“大哥，你们早就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还要送我住院，这不是白花公家的钱吗？我不住了，明天我就要回去！”
那一夜，我们弟兄俩都没睡。他开始给我交待后事：“大哥啊！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有几件事，你一定要帮我做到。首先要感谢党委、政府对我的培养。我死后，能不能给我开个生平介绍会？我要让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爸爸是个好人，没有给党丢丑，要教育他们永远跟党走。你还要代我感谢民政局的领导和同志们，碧秀住院，他们救助1000块钱，我住院，局领导又集体来看我，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
出院时，得知乡政府要派车来医院接他，国知硬要我让小弟为他扎一副担架，他说:“从镇上到家里那段机耕路坑坑洼洼的，别因为我，把公家的车子弄坏了！”
9月26日临终前，国知要大家把他扶到火炉边的椅子上半坐着。他紧紧抓住妻子的双手，十分吃力地睁大眼睛，目光在亲人们的脸上移来移去，他尽力地想让我们记住他那些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情。
人民永远记住他
恩施州电视台记者田雯丽
一场特殊葬礼，把我和我的同事带到周国知的故乡———宣恩县椿木营乡采访。
去年9月底的一天，椿木营乡几百名村民赶到勾腰坝村一个叫火烧棚的地方，为周国知这个普通的基层民政干部送行。大雨如注，几十位老少搭成人墙把棺木从灵堂传接到小路上，数百人簇拥着灵柩，人们将自家眼看收获的玉米砍掉，开出一条5米宽的大道。送葬的队伍需要跨过几道深沟，人们自发跳下沟底，让抬棺木的人踏在自己肩上。当灵柩沉沉地落入墓坑时，撕心裂肺的哭声喊声震撼天地。
走进周国知先进事迹陈列室，一床盖了20多年的旧军被，一只锈迹斑斑的手电筒、一个用了多年的黄布包、一双洗得发白的解放鞋，特别是那个竹背篓，由于岁月的打磨，它已经颜色黑黄，底板也变得又滑又薄。周国知生前背着它上高山，下远乡，走遍椿木营230平方公里的土地。
胡顶成是一个驼背，老伴是个残疾人。周国知生前一直在照顾这对不幸的人。一次，进城开会忙碌了几天的周国知去看望老胡，一进门一阵恶臭扑来。原来，老胡那段时间大小便失禁，床上早已脏乱不堪。周国知鼻子一酸：“老胡，我没有照顾好你们。”周国知仔细帮他擦洗干净，第二天又给他送来一床新棉絮，还掏出100元钱要他买药治病。胡顶成泪眼汪汪地告诉我：那100元钱是周主任自己的工资。
乡民政助理老魏告诉我一件事。今年春节过后，在乡民政办公室，来了一位范婆婆。老人家从背篓里提出一块腊肉往老魏面前一放，连声说：“周主任，我专门给你拜年来了！”老魏一愣，但很快明白过来，这位婆婆是把自己当成了周国知。当范婆婆得知周国知已经去世的消息，禁不住当场失声痛哭起来。原来，范婆婆2002年冬天到椿木营乡黄家村走亲戚，当时下着大雪，范婆婆脚上穿着一双破胶鞋，脚指头露在外面。一位身材瘦瘦的中年人从衣袋里掏出10元钱让她买双新鞋。后来，范婆婆才知道这个人叫周国知。
对大家他倾心尽力，对自己的小家却是另一番情景。
在“消茅”最紧张的日子里，一天，周国知从家门口路过，病恹恹的妻子说：“国知，你就不能把我们家也当一回贫困户？你看看这个家，和那些贫困户还有什么区别？”当时，周国知站在那里愣了半天，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是呀！为了给妻子治病，家里的猪卖了，牛送到邻居家喂养了，田地请弟弟代种，女儿到恩施读书，也是贷款交的学费，多年前就建起的房屋，至今还有一面板壁没装。
结婚近20年，他跟妻子没照过一张合影，更谈不上什么“全家福”。周国知的遗像还是从他的工作证上翻拍下来的。乡里曾专门给他配了一部相机，从未照过相的9岁儿子多么想爸爸给他照一张相啊！国知摇摇头说：“这是专门给那些消茅户照相用的。等爸爸以后有空了，一定带你到照相馆去照一张。”没想到，他至死都没有满足儿子这个愿望！
今年9月27日，是周国知的周年祭日。整整一天，杨家湾国知的墓前，祭奠的人流不断，鞭炮声不停，墓前堆满了鲜花。
工作20年，无论在什么岗位上，他做的和想的唯一事就是为老百姓谋利！在中国大地，周国知这样处在农村最前沿的基层乡村干部成千上万，他们没有什么级别，所得的报酬也十分微薄，但他们将党的关怀与温暖送到千家万户，他们像基石一样深埋于群众的沃土之中，撑起我们党执政为民的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