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8日，北京市第一中院开庭审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文中简称基金委）会计卞中贪污、挪用公款一案。卞中采用谎称支票作废、偷盖印鉴、削减拨款金额、伪造银行进账单和信汇凭证、编造银行对账单等手段贪污、挪用公款2亿余元。这是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有史以来承办的涉案金额最大的一起案件，因数额巨大最终交由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起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这个鲜为人知的机构就这样被推上了前台。
2003年春节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财务局经费管理处刚来的大学生李刚(化名）上班伊始便到定点银行拿对账单。以往这一工作由会计卞中负责。
一笔2090万的支出李刚没听说过，就找卞中询问，卞中拿出8万元现金希望他不要声张。这一举动吓坏了这个年轻人，他选择了向领导举报。在海淀区检察院的追查下，基金委猛然惊觉：8年里，多达2亿的基金拨款被卞中闪转腾挪。
卞中出身于高知家庭，父母在科学界颇有些名望，他1992年到基金委工作，在同事们的印象里很不起眼，常常独来独往，为人低调，沉默寡言中有点不太合群。
卞中的犯罪始于1995年。这一年6月，卞中在和邻居陶进聊天时提到自己的单位“特有钱，有大量闲置资金可以拆借”。陶进说他朋友翁某的公司在湖北蒲圻搞一个电厂项目正缺钱，不知能否借点儿，公司可出高息。经与经费管理处副处长吴峰商量，谈妥三个条件：一、钱不能直接给单位，需找一家银行存入再由银行借出；二、借期6个月，月利率千分之13.5，利息归个人并且现金支付；三、事成后请两人到美国旅游一次。
同年8月，吴峰和卞中采取不记账和偷盖公章的手段，将公款1000万元挪出，以委托存款的方式存入银行，再以委托贷款的方式贷给翁某的公司。卞中和吴峰获得利息294.5万元，两人一直未敢动用，放在卞中家中。
说好半年借期，时过三年那1000万仍然在外，吴峰着急，担心卞中动用294万多元利息，便一次次跑到卞中家“看钱在不在”。1998年4月，1000万元终于回来了，吴峰这才安心。他仅分得一万元，一直没用，案发后主动交出。
卞中用此款买了一套价值不菲的商品房送给女友，谎称是一位朋友死后留给自己的钱。有媒体报道，他共买过三套豪宅和两辆高级轿车。
几乎与卞中、吴峰作案的同时，另一桩要案也悄无声息地发生着。时任基金委综合计划局计划财务处处长的秦登才在1994年和1995年两次将400万元基金贷给私人公司，最终导致无法收回，同样是时隔数年后才被发现。2002年64岁的秦登才被以玩忽职守罪起诉时，已经退休四年。
一个人“导演”的大戏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2月，是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责是运用国家财政投入的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自然科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面向的资助群体是中国上万家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机构和高校，每年大约受理4万件项目申请。截至2001年，自然科学基金委运用国家财政投入66亿，支持各类研究项目52000个。去年国家对自然科学基金拨款达到20亿。每年能够掌管20亿元资金的使用，这就是基金委被外界称为“有钱”的原因。
卞中挪用最大一笔款项是6000万元。2002年12月，卞中通过伪造银行进账单、编造银行对账单直接将6000万巨款挪用至北京一家建筑装饰工程公司。这6000万其实是经中央领导同意，基金委特批给中科院几位院士的专项资金。
卞中的犯罪直接导致了众多经过严格程序申请到基金的科研机构要么拿不到钱、要么只能拿到一部分钱。一些申请项目因长期拿不到经费，时过境迁而被迫中止或取消。卞中的作案手段采用最多的是退汇重拨和伪造进账单，他所有共计26笔贪污和挪用犯罪绝大多数以此法炮制。
1999年1月，浙江大学退回一笔25万元的项目拨款，2001年4月卞中伪造了给云南地理所拨款的银行信汇凭证平账，将这笔退款汇至某私人公司；2000年7月，基金委拨付中科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项目款20万元，因账户变更此款被退回，2001年6月卞中将其挪至一私人公司，伪造了给发育生态研究所拨款的进账单平账；2001年9月，卞中将拨付给北京大学和中科院遗传研究所的项目经费40万元转入某私人公司。
最多的时候卞中曾一次凭空伪造出25家受资助单位。2002年4月，基金委批准拨出项目经费1135万元，卞中分两批执行，其中一笔518.8万元私自转至某公司，同时伪造了给25家科研院校拨款的进账单，将518万元平账，这些机构包括南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诸多知名院校。
受资助单位打电话催款时，卞中要么说手续还没到财务，要么通过倒账先打一部分钱过去救急。没有上级查账，没有旁人监督，卞中一个人默默地导演着“进进出出”的大戏。
14年没有内部审计
在单位说话不多的卞中长期以来对单位收入分配不公心存不满，“我们这些人累死累活地干，上面凭什么白拿那么多”。他有些自闭，绝大部分钱花在了女友及其家人身上。
海淀检察院认为，基金委对此案负有严重的失察责任。卞中的作案手法并无特别之处，只要有一个环节有所监控就可暴露。办案人员感慨：“查到最后感觉偌大一个基金委，拨款权实际上就掌握在一个会计手中。”
由于基金委涉及资助项目和范围众多，为了减少填写支票的工作量，项目拨款长期一直采用“打包拨款”，按京内和京外两部分来打包，30家单位为一包。每张支票或汇票上一般填写的是×××等30家单位，总金额×××元，然后在支票后面附上拨往30家单位的银行票据。如此大规模的多张票据，容易为替换银行票据提供可乘之机。
基金委一直采用“以拨代收”的会计核算方式。项目款从银行拨出后，收到银行盖有“附件”字样章的回单和银行对账单后，即视为对方单位收到款项，不再要求收款单位提供收款发票。这种资金拨付中的开放管理，造成外部监督不力，一旦改变资金走向则很难及时发现。
长期以来基金委对退汇重拨的账户没有建立严格的监控体系，使得大量退汇的资金无人管理成为沉淀资金。
基金委纪检监察审计局局长彭连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基金委在2000年以前并没有审计监察机构，因而对财务没有做过内审。纪检监察审计局的前身是2000年才成立的“纪检监察审计监督联合办公室”。
卞中案发后三个月，基金委便面向全国招标征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法研究”课题项目，其从制度上改革的决心可见一斑。在基金委大厅里的电子信息栏中，记者看到有关经费使用状况的说明已经相当明细，今年1至9月的拨款情况一目了然。屏幕中还公布有“中止、撤销项目经费收回情况”——这是否是卞中案后的新变化，不得而知。（据《南方周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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