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菊花(以下称“夏”):我原本不姓夏,姓徐。当年父亲徐造钱在马戏班(夏家班子)当伙计,老板(养父)家生了一双儿女都先后夭折。他们就想找个孩子当“子”,按照当年迷信的说法,有了子,往后生孩子就不会夭折。
夏:1950年,我随马戏团从长沙到武汉,先住在武昌徐家棚,1951年才进民众乐园。虽然解放了,但生活条件还很差。为了生存,我们长年累月跑江湖、闯码头,光着脚板走山路,常常还受到一些地痞的欺负,每次演出都提心吊胆。
夏:家里穷,我从小养成节约的习惯。我记得当年每月有33块钱的工资,可自己从没拿到工钱。养父母每天给我5分钱,我就吃3分钱的早餐,存2分,竟然存了17元。可我没地方藏,就只好放在枕头下,后来被养母发现,“借”去了。在这种缺少温暖缺少爱的环境里,我想有个家。
夏:我为这朵红花可没少受罪,后来还牵连他人变成了“黑花”。当年,我和歌唱家王玉珍等“五朵黑花”,在国棉二厂被人批斗,被迫“坐飞机”,被电击,说是要“触及我们的灵魂”,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当年武汉老百姓说,“她还没成家,不能这么整她”。我熬出来后,他们都哭着对我说:你总算活过来了。
踏冰卧成绝技
问:1957年,您的杂技节目《顶碗》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以其娴静练达、端庄典雅的表演,技压群芳,一举获得最高奖———金质奖章,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一身绝技怎样练成?
夏:(笑)苦思冥想,长年累月地练。如单层单飞拐子顶脚面夹碗这个动作,今天看来,把传统顶碗从头上搞到脚上去,很简单,当年是难以想像的。有同行认为不可思议,还说我成功了他的名字倒着写。
杂技艺术就是挑战极限,变不可能为可能,变你想像不到为可能。为练好该动作,我不知道摔破多少碗。碗摔破了,心疼,怎么办?便对着床练,即使失败,碗掉在床上,破碎得也少些。数年磨一剑,后来到北京为国际友人表演,陈毅看后,连说“绝了绝了!”
可惜的是,我后来有很多创新,技巧丰富了,技能更高了,却被“四人帮”剥夺了演出机会。否则,我还要得更多的金奖,为国家争得更多的荣誉。
问:是受到怎样的启发,将传统的顶碗和柔术巧妙结合在一起?
夏:(严肃)我非常讨厌张冠李戴,据别人的成果为己有,将顶碗与柔术结合是我第二代弟子李泽芝的功劳,与我无关。
问:从事杂技艺术可谓名副其实的苦旅。绝技绝唱受人仰慕,但它背后有一个潜在的声音———后继无人,这种状况似乎更令人忧虑?
夏:我不这样认为。我们不缺少杂技人才。如果说缺,可能缺少吃苦、耐寂寞的精神。
“五关”过遍心塌实
问:离开表演舞台多少年了?
夏:从1972年到如今约30多年吧。
问:表演生涯之外,您都在忙什么?都有哪些爱好?
夏:我比较好静,工作之余多看点书。喜欢看芭蕾,一些世界名剧我基本都看了;最爱听些古典名曲,像《梁祝》,我是百听不厌。
问: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了解您更多是通过抽象的文字,以及从前有限的录像资料,回看60年舞台人生,自己有何感慨?
夏:我一生坎坷。旧社会,摆地摊演杂耍尝尽艰难;在新中国,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拥有今天的荣誉,最大的体会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夏菊花。
周总理对我说,当一个好演员要过好“五关”(“家庭关、社会关、劳动关、荣誉关、生活关”),挺着腰杆走过60周年舞台生涯,到现在我可以自豪地说,我过好了“五关”,心里很塌实。
问:赵瑞泰先生对您有个评价,他托我给您:艺术人生60年,风雨菊花倍鲜艳。功名利禄烟云过,化作正气留人间。怎么看老朋友的评价?
夏:(热泪盈眶)谢谢!多年朋友,我们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有共同语言,心灵相通。我对党对人民做了点事,但很有限。我希望自己多留下美好的东西,少留遗憾,把路扫干净一点,让后人跑得更快一些。
中国杂技亟待经营
问:中国杂技源远流长,像汉代“百戏”中就已表演“顶碗单手倒立”。中国杂技屡获国际大奖,蜚声国际。可是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国外市场经营却比国内好?
夏:我们的杂技水平高,在世界上是有目共睹的,并不比国外逊色。
问:我说的是经济上的。以加拿大太阳马戏团为例,他们邀请中国杂技演员到加拿大,专门表演中国杂技。如今该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马戏团,年收入高达几十亿美元。更为遗憾的是,参与表演的中国杂技演员所获得的报酬不过是其中的“一滴水”。中国杂技的品牌被“太阳”淹没掉了。您如何看待中国人替外国人“打工”的这种现象?
夏:人各有志,不能强求。我有个观点,忍气吞声低头给人打工,那是旧社会,在新中国,是不可以的。
国内的杂技团体众多,都是零敲碎打,没有形成规模化经营,竞争无序。杂技的艺术与市场如同人之两腿,长期以来我们没有迈出经营的“腿”,受制必然多。眼下完全属于我们自主经营的国外演出很少,不懂经营的结果便是只能听人摆布、给人打工,从而陷入困境。
问:中国杂技如何打破替外国人“打工”的局面?
夏:要理顺市场,应该是什么水平就是什么价,名牌就是名牌价。不能相互压价,自己乱了阵脚。
献给人民的节日
问:俗话说:酒好不怕巷子深。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酒好似乎也怕巷子深。尽管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艺术性,如今的杂技受老百姓追捧的热度,和那些明星演唱会等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夏:任何一种艺术表演形式,都有它的魅力,会拥有自己固定的观众群。杂技不受年龄大小、文化层次、场地环境的限制,有独特的生命力。也许是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从而降低了杂技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力。
包装诚然重要,但质量是关键。作为一个杂技表演工作者,我们要给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艺术品,不是文化快餐。
问:当年,你们杂技表演艺术家下基层,到农村、工厂、部队演出,与老百姓亲密无间。如今,表演进了杂技厅,似乎有人为疏远之嫌吗?
夏:没有疏远。拿本届武汉国际杂技节来说,我们的艺术家多次进社区表演,与广大老百姓面对面;今年,我们还特别要求,本届杂技艺术节的开幕、闭幕式现场直播,让不能到现场的老百姓可以看到精彩的节目,真正让杂技走进寻常百姓家。
问:您这样做会不会影响杂技节的票房?
夏:不会。受场地、器材的限制,许多杂技精品还得在杂技厅演出。
问:武汉国际杂技节已经办了6届,您说要把它办成人民的节日,您觉得您当年的梦想实现了多少?
夏:如今已成为了人民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