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 曾庆香

一、对人文精神的回顾和思索

社会责任理论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美国和英国，这一理论高度强调了传媒的社会责任，认为新闻享有的新闻自由应该以承担“社会责任”为前提，在社会责任理论中，新闻自由包括新闻道德和新闻业的社会责任的概念，同时它认为，人虽然是有理性的动物，但由于人思想上的懒惰，会厌倦运用理性，从而会陷入无所用心的盲目状态，因而，新闻界有责任倡导道德，捍卫社会道德，激励公民运用理性。

在报业竞争激烈的今天，重提“社会责任理论”是极其必要的。我们知道，新闻是一种文化，而作为一种文化，它同时具备五大社会功能：守望环境功能、知识娱乐功能、服务增智功能、决策参与功能和价值整合功能。新闻文化作为一种群众性的应用文化，有它鲜明的价值观，其中“新”是最主要的。新闻以公开报道为前提，而隐私保护则以保密为前提，怎样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隐私权的理论和法律从产生之日起就是针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所以对新闻界的影响尤其深刻，成为传播活动的一项重要的限制性规范，妨碍名誉和披露隐私被认为是新闻传播中的两大“不当发表”。而我们有些媒体，往往为了追求轰动性的效果，忽视了对个人隐私的尊重，所以新闻官司层出不穷，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媒体缺乏人文精神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状况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得到了改善。

二、如何建构媒体的人文精神

媒体的人文精神的构建，首先应该从自己做起，即自律。魏永征在《西方传媒的法制、管理和自律》中说：“现代社会新闻传媒发展史表明，要对新闻业实施有效的管理，使其传播活动符合规范，不仅要靠对这一行业的他律，而且也要靠新闻传媒机构及其成员的自律，靠传媒业界对传媒机构及其成员的权利和社会使命、责任的正确认识，靠新闻传播工作者在这种正确的认识指导下以职业道德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

事实上，在西方，乃至全世界，自律已经成为新闻传媒业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概念与重要实践。如果说西方以弥尔顿、洛克、密尔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传媒理论已经随着时间和实践的检验露出弊端的话，那么，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已经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媒体放任自己，滥用权利，失去了公信力，最终只能导致自己的灭亡，如何协调社会公众利益和媒体利益，如何处理商业利益和媒体的社会责任，怎样协调政府愿望和传媒愿望这些问题已经摆在了传媒的面前，不容回避。媒体在竞争激烈的今天，要想做大做强，自律尤其重要。

同时，媒体人文精神的建构还体现在对新闻事件的选择上。媒体应该在本着真善美的基础上选择新闻事件，不能一味地追求利益，追求轰动性的效应选择新闻事件，媒体作为“守门人”，应该有自己的专业理念。在重大的事件面前，媒体应该保持冷静。在马加爵事件中，有些媒体采取了狂轰滥炸的方式，对马加爵的亲人，同学，朋友进行全方位的采访，有的媒体甚至道听途说，捏造一些荒谬的新闻。马加爵妖魔化的现象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南方周末》经过全方位的采访，在今年3月25日做了《还原马加爵》的深度报道。马加爵并不是天生的杀人恶魔，他只是个在心理上出了毛病没有及时得到疏通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普通少年，在《南方周末》做出这样一组报道之后，对马年迈的双亲也算是一种安慰，多少减轻了人们对活着的人的敌视。毕竟，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人文关怀是大众传媒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张扬和体现，新闻传媒通过对新闻报道向公众敞开社会底层的生活状态，是传媒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体现。

三、人文精神对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文关怀话题在上世纪90年代进入大众传媒的领域，倡导以人为本，尤其是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在新闻报道中渗透人文关怀精神，是传媒成为社会良性粘合剂的要求，但是人文关怀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它对大众传媒的影响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有些记者遇到事情总是义愤填膺，写的新闻难免会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背离了新闻的客观公正原则，在某一方面，人文关怀影响了媒介从业人员的报道态度。在主观和客观面前，媒介从业人员应该分清界限，在不违背客观原则的基础上，用事实说话，从而在自己的作品里渗透人文精神。

笔者认为，不能因为人文精神具有主观性就把它拒之门外，新闻也需要真善美，弱势群体需要媒体为他们发出声音，关键是作者怎样使自己的作品在不违背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为弱势群体发出声音，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需要我们的媒介从业人员好好的思索。

（编辑：肖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