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卓如

我们湖北新闻界，有一个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大家相聚时，常常你“贬”我一句，我“损”你一番，有时甚至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但是我们相互之间，都是非常真诚，非常友好的。过了一段时间没见面，彼此还想念着哩。

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宋汉炎告诉我：报社五六十年代开始作记者的离退休“老记”，他们聚在一起就常常念起省电台当年一些和他们共同战斗的老人。

宋汉炎总编十分理解这些“老记”的心情，特别邀请省电台最老的记者邹仁修兄和我于7月9日晚去集团作客，跟报社的老记们聚首谈心。可惜的是，仁修兄当天上午去医院看病，身体感到不适，未便赴邀，只好让我做他的代表。

坐在报业集团贵宾室等待我的都是四五十年前工作在一起的老友。他们有的是从新华社南下湖北的“老记”；多数是四五十年前就在荆楚闻名的人物，如：耿维海、聂斌、鲁力、杨保荣、陈堂明、程平、边静远、秦恺等。我们相互握手、拥抱、呼喊对方几十年前的诨名，我胸前和肩臂还挨了他们几拳。和他们多数是20年左右没见面了，他们呼喊我的诨名“喜头鱼”（纪卓如的谐音），让我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岁左右的年轻时代，倍感亲切。

我们在座的人，除了策划和主持这次聚会的宋总之外，都是白发老人了。过去，我们都喊宋汉炎为“小宋”，现在则改称“老宋”了，他今年也有59岁了。他说，“我今晚只是为你们老同志搭个平台，让你们好好谈谈心。再过一年时间，我也要跟你们在一起了。”

在座的“老记”中，不少人都在抓紧时间，著书立说。坐在我左侧的鲁力兄，过去是跑省委机关和农村的记者，休息后他已经出版7本书了。他送一本反映湖北省老省长张体学光辉事迹的长篇巨著———长达60多万字的豪华精装本《官场一杆旗》。过去，我几乎每年都随张省长下乡采访。张体学是一位深受全省人民爱戴的、最关心人民疾苦的好省长，毛泽东曾说：“张体学是党员干部一杆旗”。鲁力兄这本书已经发行两年，曾三次印刷，深受读者欢迎。湖北电台文艺部邓翔根据这本书改编的广播剧，获得了国家“五个一工程”大奖。鲁力说：“湖北电台的风气是非常之好的，很尊重作者的劳动成果和知识产权。湖北电台在这部广播剧的开头，播报了原作者的名字和原著的书名”。其实，正直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争名夺利的，他们只求人们办事公道，受到尊重，就很满足了。听到鲁力兄对我们电台的表扬，我也深感欣慰和鼓舞。

程平兄是放牛出身，连小学文凭都没有，但他勤奋学习，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学识基础非常扎实，成为报社出色的新闻记者。他休息之后，也出了5本有关新闻理论、古诗词、楹联方面的书。他送了一本楹联的书给我，还用宣纸书写一幅楹联，把我的名字镶在其中。这说明在这次会面之前，程平兄真动了一番脑筋，作楹联、写书法，这份纯真的情感，叫我感动了好久。楹联的内容，诸多溢美，未便引用，作为老友对我的鼓励，我将好好珍藏在心中。

杨保荣兄20世纪70年代后期任湖北日报驻郧阳记者站站长。当年，他是宋汉炎的顶头上司。第二汽车厂生产第一辆25Y卡车下线时，省电台派我到郧阳驻站采访二汽半年有余。杨保荣把我们电台记者视作自家人，上面有什么精神，郧阳、十堰有什么重要采访线索，他都主动告诉我们。一位副总理视察二汽，就是杨保荣兄请示二汽厂长饶斌同意后，让我和他一道去的。

我完成二汽采访任务回省台前夕，保荣兄邀约我到我国道教圣地武当山去看看。他请当时的均县县委宣传部派了一辆小吉普，同车还来了一位年轻的宣传干事，把我们送到武当山脚下，这就省了我们步行几十里的路程。从山脚到山顶，仍需跋涉70华里。林荫蔽日，山势陡峭，有十多里地必须手脚并用，匍匐而行，稍有大意就可能掉入山谷。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到了山峰的“金顶”，可以在道观中休息一晚，第二天清早观看日出壮丽景色。好不容易爬到山顶，老道人抱歉地说，他们的米面都吃光了，派人下山买粮食今晚回不来。杨保荣当机立断，叫我们立马下山，再走30里到山腰的紫霄宫休息。一天上山下山100里，对我来说真是严峻的考验。我当时一身赘肉，体重达160斤。我全身大汗，衣裤脱得只剩一条内短裤。此情此景，我这个胖人实在狼狈不堪。杨保荣为了鼓励士气，一路拿我开心。走到一处有磅秤的地方，他让我上去称一下，我称完便请他也称一下。他体重120，我体重160。坐在一处石桥边，我向他讲道理：“杨保荣，如果让你背40斤肥肉，跟我一道爬武当山，日行百里，你此刻可能比我更狼狈”。杨保荣连声说：“那是，那是！还是老纪比我强！”就这样，培育了我们的兄弟般的友情，也是我们记者生活中有趣的片断。

陈堂明兄多才多艺，是一位优秀的记者、多产诗人、全国音协会员、词曲作者，省内外许多流行的民歌，都出自陈堂明之手。他上午刚到医院做完一次重要治疗，晚上就赶来贵宾厅和老友相聚。头一天，老宋在电话里告诉我：“陈堂明多次念到你，他身体近来很不好，我们也不便通知他。”没想到，陈堂明兄竟然主动跑来了。在席间，他只喝了半杯酸奶，一直微笑着望着大家，许多美味佳肴，他都没有伸筷。他几次举杯祝大家身体健康，友谊长存。

我们作新闻工作的，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干起工作来没朝没夕，没日没夜，甚至几个昼夜连续运转，生命是什么？健康是什么？全然不去考虑，大家心中只是：工作，出色地工作！陈堂明兄此刻祝大家身体健康，友谊长存，我的确感到这句话力重千钧，忍不住悄然掉下热泪。希望有机会读到本文的朋友，奉劝你们在努力工作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健康是革命的本钱，没有健康的身体，又怎能干好革命工作呢？

陈堂明兄和很多优秀工作者一样，具有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宝贵品质。我和他一起经历过一场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经历。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湖北省和武汉市委领导根据武汉杂技团演员夏菊花在国内外艺术实践中的出色表现，准备作出决定，号召全省、全市文艺工作者向夏菊花学习。由湖北日报、湖北电台、长江日报各抽出一名记者，共同写出一篇长篇报告文学，由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为此文撰一篇序言《一朵红花》。湖北日报派出的是文艺部著名编辑陈堂明，长江日报派出的是副刊部主任、作家周代，湖北电台派出的是我。我们三人经过深入采访，反复核对，多次修改，层层审查，此文除湖北日报、湖北电台，长江日报和省市其它媒体刊登、传播之外，人民日报、中央电台、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戏剧家杂志等媒体均全文或摘要刊登，湖北人民出版社还以《夏菊花》为书名，出版了一本书，宣传声势，可谓铺天盖地。

几年后，“文革”开始了。有人想从夏菊花这里作为突破口，打倒王任重，打倒省、市委，便把陈堂明、周代和我喊到武汉杂技团，批斗夏菊花时让我们三位记者陪斗，接受“教育”。每天学习“语录”，要我们跟王任重、夏菊花划清界线。条件很简单：由他们提供材料，让我们执笔，以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再写一篇报告文学，题目也由他们拟定：《夏菊花是一朵大黑花》。

我们三人听说后，心中都非常气愤。看似“简单”的条件，无异是让我们出卖灵魂，我们宁死也不能答应！“语录”天天照样学习，我们的认识却天天上不去。让我们多次参加夏菊花的陪斗，与夏菊花近在咫尺却不准我们跟夏菊花说一句话，怕我们跟夏菊花搞“攻守同盟”。

不久，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领导人到武汉访问，传达了一条“最高指示”：“夏菊花是个苦孩子，要立即解放她！”后来，我在洪山宾馆见到了夏菊花，她伸出双手紧握着我，两眼涌出泪水，说不出一句话。这时，我心想：做人，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作新闻记者尤其如此。任何时候都要说真话，不能图一己之利而出卖灵魂！如果我们当时屈从了，违心写出一篇“黑花”，今天哪能有脸再见夏菊花？哪能有脸再见世人？

通过合作撰写夏菊花那篇报告文学，特别是经历在杂技团的七天陪斗，我们三人在灵魂深处彼此相识、相知，成了永生的挚友！非常可惜，周代兄2003年先走了一步；他双腿瘫痪十多年，坐在木椅上，用一块板垫着写了几本书，而被中国作家协会批准为全国会员；多么顽强的一位优秀新闻工作者！

耿维海兄是湖北日报元老级的人物。1949年南下湖北，一直保持着“山东好汉”率直的性格和作风。他和我们的邹仁修兄一样，当年主持报道了湖北省、武汉市几乎所有的重大工程项目，不仅在湖北省、甚至在全国都是名牌记者了。老耿声如洪钟，铁齿铜牙，无论走到哪里，记者都围绕着他，听他那讲不完的故事。不仅新闻界内情，甚至社会上的要人、名演员、街道居民的逸闻趣事，他都能讲出一串又一串。我们作记者的能当到他这个份上，实在难能可贵。我们记者们相聚一起，老耿总是处于记者头的地位，因而受到新闻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

耿维海兄处传播甚广的“三位记者采访某名人，这个是抬（台）来的，那个是抱（报）来的”故事，记者相聚一起谈谈笑笑，图个开心快活，完全不含任何恶意。在这次相聚中，陈堂明笑问老耿：“抬来的抱来的”故事版本是如何流传的？老耿说：“抬来的”确有其事，源于一位从北京到湖北某次会上报到的记者，工作人员问记者是那个单位的？记者答：“我是某某台来的”，办理报到的工作人员没有听明白，心想：“从北京到武汉，有飞机，有火车，怎么会是抬来的呢？”后经别人加以引伸、加工、扩大，便有了“抬来的、抱来的”故事。陈堂明兄说，“你今天算是谈清楚了。”于是，又引来一场哄堂大笑。

记者，是一个神圣的职业，是一个艰苦的职业，也是一个十分开心的职业。所以，就有那么多有志青年愿意把自己的青春，甚至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记者职业。宋汉炎总编为奉献了大半辈子的“老记”们，提供了这次相聚谈心的“平台”，老记们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彼此的深情厚谊，的确是太值得珍惜了。

（作者系湖北人民广播电台原副台长、高级记者）

（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