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电视台 白兰

看电视，是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大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看电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整个社会心理？电视作为媒体在这个被看的过程中，发挥什么样的功能？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还是商业化？电视对大众形成影响的利弊如何？电视制片人在完成电视内容的生产和流通中被哪些因素制约？这都是电视研究者关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从批评的观点看，“看电视”是如何可能的。

笔者认为，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条件下，特别是文化作为一种产业已经进入社会发展策略视野的时候，对电视媒体的批评已刻不容缓。正确的批评必将在电视迈向文化产业的途中发挥积极作用，也会在大众文化的流变、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那么，“批判的武器”我们有多少呢？

有学者指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是我国电视批评理论的两个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前者的社会批判理论在我国广泛被接受，成为解剖电视的一把利刃甚至一种理论情结，而后者（含传播政治经济学学派）则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引入电视研究，分析电视传播背后的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作用，从而更深刻地“读”懂了电视；对于电视批评而言，这种经济学视角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以此出发来分析处于这种“双重视域”中的中国电视，也同时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另外，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电视的解读，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理论对媒体、消费、时尚、符号的分析，也日益在研究者中更多地被转述。

这是在理论层面。在方法论层面，我们有方式多样的电视文本研究和内容分析，有产业角度的管理、经营、营销分析，电视制作及传播方式的技术分析等等。央视国际网络的《电视批判》已经办了两年，学人云集，众声喧哗。客观地说，这都是中国电视在近二十多年来对大众日常生活的普遍“介入”所激起的涟漪。目前，中国的电视媒介承载着全国12亿观众每天3小时的收视，也承载着数百亿元人民币广告经营和其背后超过万亿元产值的企业市场营销。面对这个事实，电视不得不被我们认真地看了。

一、电视批评的基本视野：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

与中国开始步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同步，中国电视也开始名正言顺地走向市场。正当此时，电视中的庸俗化、商业化倾向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

尹鸿在《为人文精神守望：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批评导论》一文中断言：“中国的文化主流突然离开了五四以来近百年的思想、美学和文化传统，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金钱、资本，创造、风格、艺术被策划、工艺操作所替代，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抱着明显的批判态度。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起码存在这样几个弊端：“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大众文化“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

法兰克福学派标榜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曾有学者形象地描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成因：“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人或者被视为孤立的个体，或者被视为集结在一起的群众：而无论如何，个体性的一切美善都已消失。现代世界变成了精神的荒漠，生命所曾拥有的一切意义都已消失；人是空洞、迷失的灵魂，游荡于他们无法了解的世界。这些主题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多位社会学开创者的著作中。在马克思，那是异化；在涂尔干，那是失范；在韦伯，那是魔咒的解除。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笔下，萧瑟的风景已经变成梦魇：社会世界变成了电子怪兽，不断喂饱它自己的成员，且不断操纵与吸收一切可能出现的反抗。”

正是在这个理论基础上，人文论者指出了我们应该规避的界限和我们所应有的取向。正如恩格斯说过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笔者认为，我们的大众文化应该是有本土特色和中国气质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在中国的出现，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果实，也是科学技术和综合国力实现快速发展的文明结晶。它的出现不仅适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实际需要和实际水平，而且也能够在深化改革、促进发展和建设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中发挥积极作用。由于大众文化是以市场化和商业化为其生存和发展的支配力量，以大批量复制和拷贝作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以高效、快捷、广泛的传播为其获得活力和产生效益的基本形式的，所以，大众文化的发展必然要刺激和带动文化产业的发展，从而在进行精神抚慰和满足感性欲望的同时，也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其积极意义上，我们的大众文化，要做的可能正如《易·彖上·贲卦》中所说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目的在于“化成”。

“文化工业”这一概念，应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外围成员本雅明192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本雅明在这篇文章里首先提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一个新的文化现象，就是收音机、留声机、电影的出

现带来的文化方面的变化，提出复制技术使文学艺术作品出现质的变化，艺术品不再是一次性存在，而是可批量生产的。这就使艺术品从由少数人垄断性的欣赏中解放出来，为大多数人所共享。本雅明认为这是文化的革命和解放，给无产阶级文化带来了广阔天地。此文的观点招来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阿多诺的批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首先使用了“文化工业”一词。在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状时，《启蒙的辩证法》专列一章“文化工业。欺骗群众的启蒙精神”，第一次系统地、分析性地使用了“文化工业”这个概念。两位作者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使“电影和广播不再需要作为艺术”，而转变成了“工业”，因此就以“文化工业”指代这些新的文化现象。其含义是：马克思对商品生产的批判理论能够也应该被运用于符号产品的生产，应用于具有审美的、娱乐的、意识形态的使用价值产品的生产上。

从借鉴的角度看，文化工业论确有可取之处，其批判立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矛盾的认识，警惕文化的商品化倾向，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富有启迪。

二、电视批评的本土取向：产业化的文化传播研究和电视文本分析

伯明翰学派的著名学者约翰·费斯克在其文化研究著作《理解大众文化》中，提出了“两种经济”的理论，所谓两种经济，费斯克说，一是“金融经济”，一是“文化经济”。费斯克以电视作为文化工业的范例，阐述了他的两种经济理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电视节目作为商品，生产和发行于这两种平行而且共时的经济系统之中，其中金融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交换价值，流通的是金钱；文化经济注重的是电视的使用价值，流通的是意义和快感。

这个观点值得借鉴。在我国，1991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文化事业若干经济政策意见的报告》，正式提出了“文化经济”的概念。1992年出版的国务院办公厅综合司编著的《重大战略决策———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一书，明确起用了“文化产业”的说法，这可能是我国政府主管部门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概念。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区分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两个概念。电视作为文化产业，在内容制作上是一个层面；在商品流通上是另一个层面；它们共时存在，各司其职，并行不悖。我们的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产业，电视是先进文化的传播者之一，电视内容提供的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内容，这些内容进入我们的商品流通并产生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电视批评才有清晰的取向。

根据《2001-2002年中国文化产业蓝皮书总报告》，我国的“文化产业”指的是：现代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产业群”，它们奠立于大规模复制技术之上，履行最广泛传播的功能，经商业动机的刺激和经济链条的中介，迅速向传统文化艺术的原创和保存两个基本环节渗透：将原创变成资源开发，将保存变成展示，并将整个过程奠定在现代知识产权之上。

因而，我们的电视批评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特别是将目光投向“将原创变成资源开发，将保存变成展示”这两个环节上，有深远的意义。

在近些年的中国电视批评中，有两种批评格外引人注目，一是《新周刊》式的批评，或者也可以叫做李幸式的批评，还有一种就是网络批评，如央视国际的电视批评。前者的批评带有明显的感性特征，比如说中国电视弱智，有多少种病，等等。后者的批评比较敏锐，对中国电视存在问题的反应非常及时。但是，这些批评从总体上来看，取向上还是显得有颇多局限。

笔者认为，我们的电视批评应该不仅是本土文化研究模式的，也是社会学和经济学模式的；不仅是定性的，也是定量的；不仅是感性的、零碎的和随意的，也是统摄了感性和理性的，在这个取向上，才能原创性地发展出我们本土的电视批评理论。

（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