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云

一、区域文化决定一个地区的精神气质

长期以来，尽管人们对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探索，但是，对于什么是文化这一基础性理论问题，至今没有取得一致的认识。一般来说，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说法。文化的广义论者认为，文化是个无所不包的大概念、大范畴，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如美国学者尤金认为，文化包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语言文化五个方面。文化的狭义论者认为，文化主要指精神文明。如美国《新世界百科全书》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是一个群体共享的精神、智力与艺术观念的总和，包括传统、习惯、社会风俗、道德、法律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内容。”笔者赞成狭义文化论者的观点，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精神层面的文明化过程及其水平，是一个群体的精神气质与精神素质。如果文化涉及的群体生活在一个特定区域，则这种文化表现为区域文化或地区文化。因此，区域文化的本质内涵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气质与精神素质。

文化具有内容和表现两种形态。文化的内容包括由上述传统、习惯、风俗、道德、法律等要素承载的价值观、伦理观等精神层面的要素；文化的形式则包括文化活动、文化产品与文化产业等。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文化这两种形态的运动可能是反向的。例如，美国是一个文化产品输出大国，但是，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斯最近指出，美国的软实力特别是文化精神在下降。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文化产业也领国内风气之先，但是，上海文化学者许纪霖先生却认为：“在上海今天这一轮发展中，上海文化的丰富性被阉割了，或者说被滥用了。现在有些上海人成了经济动物。”“上海文化看起来很热闹，有数不清的这个节、那个节，但这仅仅是城市生活表面的一层油彩而已，其内心是苍白的。”因此，在追求地区文化的发展中，切忌单纯追求文化形式的发展，而忽视文化内容的充实。

文化在区域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长期以来，文化被当作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决定的，是第二位的。这从社会结构构成及其基本矛盾的角度看是对的，但是，从功能的角度看，则具有片面性。从文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功能角度看，文化属于基础结构的层面，在推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基础性作用。从国际经验看，国家的兴衰、世界力量重心的转移，表明上看，取决于技术、资本、资源、军事实力等物质层面的东西，实际上，起根本作用的则是制度、法律等制度层面的文化以及信仰、理念等精神层面的文化。2000多年来，古希腊始终令人向往，它最引人入胜的不是它的物质文明，而是其民主精神、科学精神、乐观精神、爱智精神、进取精神、理性精神，人们向往的是“文化希腊”。13、14世纪，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米兰等城市之所以最先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得益于意大利人文精神的培育。15、16世纪，荷兰之所以取代意大利成为欧洲的经济重心，得益于荷兰开放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环境，吸引了欧洲大地其他地区身怀绝技而又遭受宗教压制的工匠和满腹经纶的学者，是他们带来了技术、资金和思想。17、18世纪，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产生和发展，与英国建立了完备的专利保护和产权保护这种制度文化有根本关联。19世纪，美国开始崛起，与殖民者以“新教伦理精神”为文化导向在北美进行开拓与创新是分不开的。20世纪，日本和德国在战败后得以崛起，除了美国的保护与扶持以外，也得益于各自的民族精神。而“四小龙”的崛起，如果离开了市场经济与儒家文化的结合，也是难以实现的。

二、文化发展是加快湖北发展的内生动力

文化发展在加快湖北发展的过程中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首先，从科学发展观的实践角度看，文化发展是湖北实现科学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中的发展本身就包括文化发展。长期以来，中国实践的发展观所指的发展主要是经济发展。近年形成和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所指的发展则是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文化发展是科学发展中的题中之义和有机组成部分。

其次，从区域发展的实践角度看，文化发展是新形势下加快湖北发展的基本动力。一方面，从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内区域发展的经验看，先行发展的区域都有特定的文化动力。国外评论家将上海发展经验归纳为三个要素，即强势政府、跨国资本和海派文化。邓小平同志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而“敢闯”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文化。许多人将沿海的快速发展归于中央的优惠政策和区位优势，实际上，近代商业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兴则是其基础性因素。

另一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湖北的发展主要依靠内在力量的驱动，而文化就是最基本的内在力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中央提出的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湖北在内的中部诸省不可能指望中央给予太多的政策优惠与资本投入。其一，相对于中央针对中西部其他地区的发展措施而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只是中央实施宏观区域发展的一个大的思路，还没有像“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那样已经成为一种政策含量很高的国家区域战略。从字面上看，从中央的角度看，“促进”的力度与强度明显小于“开发”与“振兴”。其二，“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在中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提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性要求已经限制了中央所能给予中部省份的区域政策优惠空间；同时，中央正在致力于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开始启动新一轮投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因此，通过中央增加投资，或通过政策性手段增加资本注入的可能性空间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包括湖北在内的中部地区发展，只能主要依靠内在的动力来驱动。

文化应是湖北最基本的内在力量。这一命题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文化可能成为湖北发展最基本的内驱力。湖北有自身特有的文化优势，包括“荆楚文化”的历史积淀，科教文化的现实优势。其二，文化应该是湖北发展最基本的内驱力。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推动区域发展的众多因素中，资源、资本、技术等物化因素可以通过交易和流通取得，这些方面的优势可以位移，而文化，特别是作为文化基础结构的精神气质与精神素质则是难以通过交易和流通取得的。一个地区有优良的精神气质，从而有优良的文化基础结构，才能有优良的制度、环境与秩序，即优良文化上层结构，进而才能吸引和聚集经济发展的各类资源。同时，湖北拥有明显的综合发展优势，包括农业、制造业、资源等方面的基础和科教、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但是，需要有一种因素来激活、整合和实现这些优势。而只有文化才具有这种激活与整合的功能。

第三，从推进湖北发展的重点来看，文化发展是加快湖北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从省情来看，湖北存在着文化发展不够的问题。湖北与发达省份的差距，既有经济上的，也有社会与文化层面的。文化发展不够既是湖北发展不够的表现，也是湖北发展不够的深层原因。加快湖北的文化发展，既是加快湖北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加快湖北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湖北文化虽然具有自身特色与优势，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其劣势也是明显的。用市场经济的要求来衡量，湖北在文化上存在明显的消极的文化积习，成为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制约因素。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日益凸现，严重制约湖北经济发展。具体来说，一是重说轻做。人们将湖北人与“九头皆鸣”的“九头鸟”联系起来，实际上是贬斥部分湖北人能言善辩，虚言浮夸，说的比做的好的文化缺陷。二是缺少信用。所谓“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这种古已有之的缺陷至今依然在一些湖北人身上顽固地存在。三是做而不精。“楚越之地，地熟饶食，无饥馑之患”，人们习惯于粗放经营，不求精细，不注重管理。四是小富即安。在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下，人们养成懒散的惰性，不尚财，不重财富积累，“江滩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些文化积习在现实生活中严重制约了湖北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出现过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先进探索和经验，但多虎头蛇尾，很少在湖北坚持下来；湖北目前是全国市场信用和秩序较差的省份之一；湖北曾经有许多全国知名品牌，但多数不仅没有做精、做大、做强，反而逐渐消失；湖北人虽然很精明，但是在全国有影响的企业家不多。

其二，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文化残留较重。湖北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根基比较深厚的地方，计划经济体制的文化残留相对来说比较浓厚。这突出表现在官本位文化意识根深蒂固。特别是在政府部门，官本位意识突出表现在：一些部门和政府工作人员只对上负责，而不对下和对人民负责；较多地关心政绩，而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却关心不够；比较关心近期指标的完成，而对社会公共事业以及社会的全面发展和长远发展却关心不够。

其三，与产业结构相联系的文化劣根性比较明显。例如，湖北自然资源比较丰富，人们节约资源的观念和环保意识就不强，人们不像北方人那样节水，不像东部那样珍惜土地，不像沿海那样珍惜矿产资源；湖北农业经济比重较大，人们的时间观念不强，相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办事比较拖沓，节奏不快，效率不高；湖北经济结构相对比较封闭，人们的开放意识不够；湖北的经济专业化程度不高，产品生产的精细精神不够，等等。

此外，由于湖北的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市场经济文化发育不足。人们的开拓精神、进取精神、创新精神、守信精神、精细精神相对来讲发展滞后。

三、加快湖北文化发展需要整体与宏观思路

加快湖北的文化发展，必须跳出就文化论文化的窠臼，将文化发展放到整个湖北发展的视野中去，从宏观上整体推进湖北的文化发展。

首先，要确立科学的湖北文化发展观。从文化的作用来看，文化不仅仅是一般地反作用于经济，而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能动的、基础性的推动作用；从文化的地位来看，文化不是单纯的上层建筑，而是发展的基础结构；从文化的形态来看，文化不仅仅是作为文化表现形态的文化作品及其生产，而是人的心灵与灵魂的塑造过程，是湖北人价值观、道德观、理念与行为方式的完善过程，是湖北人的精神气质的完善过程。

其次，将文化发展纳入湖北发展的内涵与目标。科学发展观本身就要求将文化发展纳入发展的范畴；从文化本身的发展来看，文化发展不是单纯地决定于经济发展，由经济发展决定，而是与经济发展以及政治发展等统一于发展。要避免先经济发展后文化发展的脱节现象，避免将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割裂开来的“两张皮”现象，将文化发展纳入湖北发展的整体推进过程。

第三，科学地推进湖北文化发展。从文化发展的途经来看，要正确处理意识形态手段、公共事业手段和产业化手段之间的关系。文化发展的手段不仅仅是文化的产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还包括必要的意识形态化和公共事业化的手段；从文化发展的目标看，不应该以提高文化产业的产值和规模为主要目标，而应该以人的精神发展为根本导向。

第四，形成加快湖北文化发展的合力机制。文化发展不仅仅是文化部门的任务。文化发展的主体应该是多元化的，应该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培育包括单位、组织、社区和个人共同参与的多元文化发展主体。党和政府主要引导文化发展的意识形态方向，培育湖北文化可持续的、内生性的发展动力和机制；文化单位和组织承担基本的文化发展职能，通过产业化和事业化的运作，降低文化发展的成本，提高文化事业资源的效率，增加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效益；部门、单位、社区则承担文化发展的基础性职能，例如，政府部门要致力于建设行政文化，企业致力于建设企业文化，学校致力于建设校园文化，社区致力于建设社区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