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湖北日报）胡思勇
在前面的评论中，我们分别回答了提高市场化水平、打造九省通衢优势、改善环境、走绿色发展之路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创造湖北发展的条件。
当然，改革、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经济增长的条件不能简单归结到少数几个要素上。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并不单一地发挥作用。它们交互影响，一同促进经济增长条件的变化。同时，省情错综复杂，各地差异很大，各个地区的瓶颈因素并不相同，工作的着力点也不一致，我们只是抛砖引玉。这里，再简约回答当前影响我省经济发展信心和行为的六个问题。
差距能不能缩小
一定时段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是判断一个地区经济长期增长可能性的重要指标。我国1979年－2000年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地区是福建、广东、浙江，分别为13.30％、12.64％和12.32％，湖北为9.57％，居全国第10位。而市场化程度、非国有经济指数、全球化指数等指标，居第17位－22位。这就是说，湖北在体制条件滞后的条件下实现了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换言之，体制差距既是湖北发展不够的约束因素，又隐含着湖北经济未来增长的空间和潜力。
收益递减规律为湖北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提供了经济内在条件。东部地区由于资本日益密集，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报酬下降，其资本必然向内地转移。这正如外国资本向我国转移一样。事实上，我国生产要素已经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出现“对流”：即东部资本向中西部流动，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流动。这无疑有助于包括湖北在内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近年来，外商在东中西部地区的投资份额出现了变化。1990年东部占94.0％，2000年下降为86.8％；中部、西部地区分别由3.8％和2.2％上升到8.8％和4.4％。随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倾斜中部”的发展导向将进一步形成，各种要素进入中部地区的流量将增大。湖北市场容量及市场扩展度较大，区位优势明显，商务成本中劳动力价格、劳动力素质等在中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对外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2003年我省新批外资企业532家，合同利用外资金额增长99.7％；今年上半年，全省新批外商投资项目增长23.6％，实际外商直接投资增长28.8％；全球企业500强中，有46家来鄂投资。应该说，这预示了一种趋势。
还要看到，湖北的市场化水平正在显著提高。在全国的相对位置由1999年的第21位，上升到2002年的第17位。这表明湖北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对市场经济的适应能力正在增强。我们坚信，只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湖北的要素条件所蕴藏的增长能力就一定会释放，经济发展就一定会实现与东部地区“趋同”。
还要不要强调比较优势
由于湖北拥有科教优势，因此人们议论得更多的是“跳跃”式发展问题。
在经济发展中当然存在“跳跃”现象。通过20多年的发展，湖北的基础比过去强多了，局部地区当然要力争有大的突破。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湖北总体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武汉等地可能相对提高新经济指数，但大部分地区则要承认差距。经济增长具有时序性。要素禀赋条件决定着技术选择的适应性效率。改革前，我国脱离资本、技术稀缺实际，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尽管对推进我国工业化功不可没，但并没有带来经济的持续进步。改革后我国注重发挥比较优势，技术选择指数一直在下降。东部地区由9％下降到4％，中部地区由11％下降到6％，只有西部地区保持在8％左右不变。结果是，技术选择指数下降较快的地区实现了经济的更快增长。
或问：不搞高新技术，竞争力从哪里来？应该明确，竞争力并不一定等于大量资本、高新技术。竞争力说到底是一个效率概念、成本概念和赢利概念。在一定条件下成本低、能赚钱的技术，就是“适宜技术”。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竞争力显然不在技术、资本上，而在“适宜技术”和劳动力低成本上。否则，无法解释浙江经济“小集轻模式”为什么成功。
浙江“小集轻模式”充分揭示了发挥比较优势对落后地区的战略作用：在“事事不如人”的状态下，突出比较优势，实现局部但关键性的突破，如某一产业聚集，能够推动其他领域在市场机制下自发调整，以适应区域经济系统所发生的关键性变化，从而形成区域经济的市场生态、产业生态，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演进。
湖北总体经济实力不强，原因之一是县域经济薄弱；而县域经济之所以薄弱，原因之一又是没有内生形成富有本土特色的优势产业，即没有充分从比较优势出发发展经济。因此，各地必须针对国内多种经济形态、多层次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并存的情况，建立具有比较优势的适宜性产业，从而“一花引来百花开”，形成各类企业共生共荣、竞争发展的产业群落。
还要指出的是，发挥比较优势并不仅限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经济增长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市场范围内，皆存在比较优势。比如在高新技术领域，我省生物医药具有国际比较优势；在资本密集、技术密集领域，我省汽车产业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只要各地不头脑发热，不一哄而起，扎实把经济建立在各自的比较优势之上，“一个湖北，四个梯队”的不平衡劣势就会转变成为多层次的发展优势———这也是缩小地区差距的根本途径。
为什么要强调“铺天盖地”
近年来，大企业对我省经济的影响十分明显。比如2003年，武钢新增产值占全省工业新增产值的比重达到9.6％，利税达到25.9％。这固然说明大企业对湖北的重要性，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支持大企业发展，但也必须看到，一个地方过分依赖大企业也是一种缺陷。
这种缺陷引起的思考是：（1）湖北经济依靠“老家底”；（2）依靠“老家底”并不错，但问题是，“老家底”源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由政府“强制嵌入”，并不自然内生于湖北本土要素土壤，因此它们虽是大树，但在湖北的根系并不发达，与湖北经济的关联度、带动面并不很大。东风公司每年配套量超过120亿元，而湖北本土仅占1/6。因此，仅有大企业发展不能有效推动整个湖北的工业化进程。2003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低5.1个百分点；（3）大企业大多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的劳动力容量小于轻工业；由于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充分发展，导致社会对“转型失业”人口的收容能力有限，就业压力加大。2003年，我省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9％，而就业比重仅占21％；（4）中小企业少，为大企业“填空补缺”不够，导致产业配套能力不强，大企业反过来只能实行“外包”。不仅汽车产业如此，就是纺织行业，武汉市每年也得从浙江购进价值20多亿元的面料。这就加重了大企业的成本。
所以，各地要深刻领会省委省政府要求“既追求大企业顶天立地，又推动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重要意义。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取决于少数大企业的孤高发展；中小企业的普遍程度反而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尺度。它们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把本土资源盘活；它们像海绵，吸纳大量劳动力；它们代表了一种平民经济，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市场生态和产业生态。况且中小企业多，大企业产生的概率自然提高。因此，湖北必须避免越是依赖大企业就越抓大企业，而越抓大企业就越容易忽略中小企业的弊端，通过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协调发展，开辟湖北经济发展的新天地。
应该怎样对待“外资”
毫无疑问，外资的区域分布差异是形成地区经济增长差距的重要因素。当前，我省面临着发达国家资本和产业向中国转移、国内沿海地区资本和产业向内地转移的双重机遇，特别是一批世界500强企业投资湖北，显现了外资正向我国腹地推移的趋势。因此，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合作，充分利用外资的“溢出效应”，改善我省的经济质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实现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的重要途径。
但是，我们又要辩证认识外资。计量分析显示，2000年外资的区域差距对GDP区域绝对差距的贡献度为19.26％。从相对规模看，即使外资最集中的广东省，也仅占GDP的11.48％。相对规模超过5％的省（市）全国仅7个。在这7个省市中，海南达到8.63％，经济并不发达。而上海为5.84％，浙江、山东更低，仅1.91％和2.45％。再从国内投资、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看，全国平均分别为62.25％和9.64％；广东分别为78.8％和12.6％；浙江分别为73.9％和10.2%；湖北分别为59.3％和7.4％。这表明，不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我省，外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程度都弱于国内投资；外资并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把整个经济增长的希望全部集中到外资身上缺乏实证基础。
其实，有的地方存在这样的现象：一方面千方百计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忽视本土资本，导致资本外流，甚至流出资本大于流入资本。可以这样说，是因为民间资本调动不够或被忽略、被压抑，才使有的地方对外资产生了饥渴和依赖。
所以，对外资我们既要积极争取，又要理性。吸引外资不等于一味依靠外资，更不能因为强调招商引资而忽略利用国内资金、民间资金。《发展经济学的革命》说得好：“任何一个发达的经济都是从欠发达状态起步的，有钱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先决条件”，“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并不是资本，而是营运资本的能力；最紧迫的问题并非资本形成的多少，而是现有资源能否得到合理而有效的配置”。东部地区因为充分兼顾、协调利用内外资源，才实现了先发。
开放市场会损伤湖北经济吗
开放的市场能够“削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因为：（1）不同地区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要素收入的差距上。开放的市场能够带来产品与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缩小地区间要素的报酬差距，促进地区之间均衡发展；（2）在市场机制的奖惩功能下，各个地区只有发挥比较优势，才能深化地区间的分工与合作，增加各自的收益；（3）在价格机制下，劳动总是从资本稀缺的地区流向资本丰裕的地区，而资本则以相反的方向流动。这就使地区间的资本－劳动比率趋于相等，进而促使人均收入水平相当。因此，开放市场是落后地区尽快赶超发达地区的先决条件之一。
改革前，我国东部地区省际之间原本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市场化趋同，在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中，原先相对不发达的省份，得以迅速向发达地区的经济形态靠拢，从而缩小了东部地区内部的省际差距。
我省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据2003年“全国统一市场建设”课题组调查，全国各地地方保护受害程度平均值为196，湖北为217，居全国第四位。这并不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有意阻碍发展，相反是因为认为地方保护有利于发展。殊不知，在地方保护下，外部企业失去了在这个地区内选择合意要素的机会，即本土要素失去了高报酬的机会，内部企业也难以与外部市场对接，其生产经营可能既没有效率，也没有竞争力。因此，地方保护从整体、长远看，并不“利己”，而是“双输”。
劳动是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劳动力流动会带来配置效率的乘数效应。所以，越是发达地区，劳动力流量越大，资源的配置效率越高。有的地方担心“外来人口”抢了本地居民的饭碗，采取种种歧视性政策，这就减少了要素配置的机会，保护了低效率配置，结果反而影响经济增长。至于通过限制人口流动保证所谓治安，则既是消极的“求稳”之法，也是对经济增长的约束。
能不能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任何发展中的经济都面临着“马尔萨斯危机”，即经济难以背负人口包袱。湖北是人口大省，仅农村就有600万富余劳动力，人口压力可想而知。
但是，东部地区人口更加稠密。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83人，比全国平均密度每平方公里126人高两倍多。西部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4人，仅为全国平均人口密度的43％。中部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49人，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可是，东部经济比中部、西部都发达。从世界范围看，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密度比非洲一些国家的人口密度都大，但经济显然比后者繁荣得多。
劳动力集中指数是一个用来反映各省劳动力资源禀赋相对状况的指标。如果劳动力集中指数高，那么，意味着它具有较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反之，则表明劳动力资源比较稀缺。令人深思的是，东部在自身人口密度高、每年接受2000余万中西部劳动力的条件下，劳动力集中指数却呈下降趋势，由1978年的8％下降到1998年的6％以下；中部则由10％上升到11％，西部由13％上升到17％。
因此，湖北能不能打破“马尔萨斯陷阱”，既取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持续贯彻落实，更取决于经济增长和人口结构转变，即由人力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变。人既可能是经济增长的负担，也可以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人力资本存量提高，那么，它就不仅是科研与开发的“关键投入品”，而且能提高一个地区吸收新产品和新思想的能力与速度，扩大整个社会的智慧总量，从而对经济增长发挥持续推动作用。科教大省优势，为湖北实现这一目标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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