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勇
近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频爆“亮点”。从2003年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业增加值的增长为1998年以来最高；城镇居民消费结构逐步升级，汽车、住房、通讯器材、电子出版物及音像制品、体育娱乐用品、书报杂志等零售额分别增长9.2倍、1.2倍、91.1％、67.1％、33.6％和16.8％；城乡市场增幅差距由2002年的11.4个百分点缩小到4.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扭转了5年来持续下降的局面；整体小康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中西部地区前列。这些都表明，我省城乡居民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福利。
但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省也将长期处于发展之中，已实现的小康是低水平、不全面和不平衡的小康。事实上，一些突出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一边是GDP持续增长，一边是资源在破坏，环境在恶化；一边是城市的高楼大厦、豪华别墅，一边是新增的贫困人口。尽管此类问题并非湖北“独有”，但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不论是巩固发展成果，还是面向未来，抢抓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历史机遇，实现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前列的奋斗目标，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回答：应该怎样把握发展的内涵？又应该怎样创造财富？
GDP、名义GDP和绿色GDP
湖北拥有优越的环境资源。既有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又有连绵起伏的丘陵岗地；既有适宜养殖的广阔水域，又有重峦叠嶂的广大山区；加之雨热同季的气候，湖北是我国自然环境最好的省份之一。
但“极目楚天舒”的美好境界正日益受到威胁。生态环境脆弱指标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的环境状况。大于0.65属于极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0.65－0.5属于强度生态环境脆弱区，0.5－0.4属于中度生态环境脆弱区，小于0.4属于轻度生态环境脆弱区。按照这个指标，我国宁夏、西藏生态环境脆弱指标最高，分别为0.8353、0.8359；最低的是广东、浙江，分别为0.1647和0.2017；湖北为0.4766，在中部六省中高于湖南（0.3418）、江西（0.4137），居全国第16位。在环境相对脆弱的背后，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2003年我国GDP仅占世界的4％，但消耗的原煤、铁矿石、钢材、水泥分别占世界消费量的31％、30％、27％和40％。我省工业也存在“暴饮暴食”，2000年－2003年煤炭消耗量分别为2866.27万吨、2989.88万吨、3582.80万吨和3838.87万吨，4年净增长1000万吨；一些工业品的单位耗煤量是日本、美国同类产品的20倍－30倍。这种资源的高消耗，增加了湖北环境压力。全省工业每年排放废气总量约5000多亿立方米，工业废水每年约10多亿吨。湖北是水资源大省，但80％以上河流湖泊和城市沟渠已被污染，损失十分严重。
环境问题与我国我省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短缺的条件下，经济总量当然应该是首要的追求目标。但现在，我国我省人均GDP都超过1000美元，经济进入质的提高阶段，不能再简单地追求GDP。GDP当然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它不能准确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结构，不能反映人们实际享有的社会福利水平。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它不仅没有扣除自然资产损失，而且将其中过度开采的资源和能源，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按照附加值统计纳入其中。这就忽视了资源的急剧消耗和环境的严重退化，人为夸大了经济收益。因此，现行GDP在某种程度上是“名义GDP”，不能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国民财富”。在未来发展中，湖北必须既重视财政账户，又十分重视“绿色账户”，把经济增长落实到省委、省政府强调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上来，把创造财富的基点转移到科学发展观所要求的“绿色GDP”和真实财富上来。
应该注意“贫困化增长”现象
有人问：我省小康水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中部地区前列，在16项指标中，生活环境等四项指标达到100％，为什么省委、省政府还强调今后湖北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呢？
如前所述，目前的小康是低水平的。有些指标达到100％，是基于2000年的标准。从时态看，不论是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还是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标准都不可能是“过去式”，而必须是“将来式”。这就意味着要用更高标准审视、指导现在的发展。
我们用恩格尔系数来观察。这是衡量人们富裕程度的重要指标。该系数60％以上为绝对贫困型，50％－60％为温饱型，40％－50％为小康型，30％－40％为富裕型，20％－30％为最富裕型。2000年全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最高的是海南（46.3％），最低的是山东（34.3％）。由低及高湖北居全国第15位，为37.5％。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全国最高的是西藏、贵州，分别为66.7％、60.0％；最低的是北京，为35.2％；湖北为51.9％，由低至高居第23位。这说明，我省城乡居民的富裕程度存在明显差距；GDP位置（居全国第10位）与居民收入之间存在明显不对称。
这里面有省情因素：我省是人口大省，较大的分母影响平均收益；我省是传统体制存量较大的省份，国有企业多，容易出现“转型贫困人口”；作为老农业基地，要承担不轻的政策性负担。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比如重经济增长，轻社会发展；重大企业，轻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恰恰是接纳就业的重要容器，是提高居民收入的重要源泉。
因此，GDP不仅是一个经济增长概念，而且应该成为一个福利概念；我省经济增长，不仅应该以平均增长率来衡量，而且应该以贫困人口的收入增长率来衡量。正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才有能力“削平”差距；正因为我们要实现更高目标，才要求克服“贫困化增长”现象。这是一种更高远的境界，一种自我加压的精神，一种对历史负责的科学态度。
差距来自人类发展水平
科学发展观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必须把经济的持续增长能力转移到人类发展上来，尤其是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上来。
所谓人类发展水平，主要是指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营养水平、卫生状态等。这个指标大于0.8，属于高人类发展水平；在0.8－0.65之间属于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65－0.5之间属于下中等人类发展水平；0.5以下属于低人类发展水平。按照这个标准，北京、上海最高，分别为0.853、0.845，在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32、33位；最低的是西藏、贵州，为0.521、0.602，分别居世界第123、111位；湖北为0.697，居全国第15位，居世界第97位。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我省人类发展水平高于人均GDP在世界的相对位置，属上中等水平；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位置仍然偏后，与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的发展要求尚有差距。
人类发展水平能够解释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为什么发生。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农民受教育水平增加一年，那么他从事非农活动的可能性会增加2.2％；提高初始人力资本存量1％，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526％。2000年，北京、上海15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0.33年和9.25年，湖北为8.02年。这就是说，北京、上海劳动人口平均进入了高等教育的门槛，湖北还需要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与此相应，2003年北京、上海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3882.62元、14867.49元，约为湖北7321.98元的2倍。同样，武汉市15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24年（与上海相当），恩施只有7.13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03年前者农民人均纯收入（3494元）是后者（1498元）的2.3倍。
教育通过两种效果共同作用对经济产生影响：（1）赋予人们工作技能，直接提高生产效率，即“工人效果”；（2）使人们对产品价格和要素价格的变化反应灵敏，提高要素的配置水平，即“配置效果”。我国我省农村经济以农户为基本单位，每个家庭都面临着对生产要素、产品的市场价格变化进行反应的问题，因此“配置效果”更为重要。我们看到，明明非农活动的收益大大高于农业活动的收益，但贫困地区的农户从事非农活动的比例反而更低。
人类发展水平还能够解释贫困人口为什么发生。从受教育程度看，文盲和半文盲的贫困发生率为21.3％，而高中学历为10.6％，大专以上学历为7.9％。
所以，缩小人类发展水平，是我省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所在。正如省委、省政府所指出的：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实现“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
决不能因为某些问题的产生而否定过去的发展。发展本身就是逐步改变欠发达状态的持续过程。没有过去发展所奠定的基础，今天实践科学发展观就无从谈起，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实现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的奋斗目标就没有条件。找准问题，也就明确了努力方向：实现由“以物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的根本性转变。
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的观点。污染严重的“黑色发展”已难以为继。在今天，“绿色”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环境问题，而且是经济的核心竞争力问题。随着世界绿色消费的兴起，绿色贸易壁垒以鲜明的时代特征日益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主要关卡，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我国在发达国家建立的绿色壁垒面前，近些年每年都有70多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到不利影响。农业是我省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工业中传统产业的比例也很大，因此，“绿色”是强化我省经济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牢固树立完整国民财富或真实国民财富的观点。仅把物质资本视为国民财富的观点是狭隘的。国民财富应该包括物质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三类。根据世界银行对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评估，物质资本仅占总国民财富比重的16％，自然资本占20％，人力资本占64％。其中高收入国家人力资本占国民财富总量的比重为80％，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人力资本比重很小，自然资本占国民财富的比重超过一半。尽管其测量方法还存在缺陷，但它告诉我们：只有把三种财富统一起来，我们才能创造“完整、真实的国民财富”。
牢固树立经济发展是人类发展的观点。以人为本，不仅意味着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且意味着人的能力得到培养和运用。收入贫困只是贫困的表象，人类贫困和知识贫困才是实质。知识贫困是人类进入21世纪知识社会的新型贫困。提高人们的知识，就等于增加国民财富。
牢固树立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地区差距、收入差距都说明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成果。限制社会分化，缩小地区差距，建立一个公平和相互关怀的社会，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总之，回答怎样创造财富的问题，就是要明确世界发展的新方向，明确新世纪我国发展的新要求：增长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求；是增长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我国进入21世纪之后的主要挑战不是进一步加速增长，而是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在这个大趋势下，湖北不仅要关注经济增长，而且要关注经济增长方式；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的可持续能力，而且应该关注这一增长的目的；财富不仅是GDP，而且包含着真实国民财富；不仅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且要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总归一句话，未来的湖北，应该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湖北，是经济、社会、政治统筹进步的湖北，是6000万荆楚人民共同受益、各地共同发展的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