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湖北日报）胡思勇

“九省通衢”是湖北经济发展的独有优势。围绕这一优势，我省先后制定了不少发展战略，推动了湖北经济发展。但也毋庸讳言，这一优势当前仍然发挥不够，潜力还很大。因此，在抢抓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中，我们必须进一步探讨：应该怎样打造“九省通衢”优势？

地理位置优势不等于经济区位优势

“九省通衢”描述了湖北在我国自然地理总体框架中的腹心位置，但较好的自然地理位置与有利的经济区位之间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有利的经济区位可以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形成，但又不完全取决于地理位置。因为，经济区位的构成要素多样；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区位要素结构并不相同。所以，同一地理位置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相对重要性会发生变化，并可能造成经济区位中心转移。

在传统经济条件下，区位要素结构比较简单，自然交通条件、自然资源等是决定性的区位因素，交通要道、粮食产区等容易成为经济中心。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化，基本区位要素结构也在加速变化，经济区位因此发生了多次偏离。比如：由于交通运输的进步，经济活动对河流等自然交通区位的依赖产生偏离，更多地向拥有现代交通优势的区位转移；由于产业结构不断由劳动密集、资源密集向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甚至知识密集演进，经济活动对传统产业的依赖产生偏离，更多地向拥有新的优势产业的经济中心转移；由于现代经济的开放性和技术进步，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禀赋的依赖产生偏离，更多地向具有产业聚集优势的经济中心转移。所以在今天，决定经济区位的因素已不再是自然地理位置，甚至也不是自然资源的丰俭，而是经济的聚集能力。

近些年来，浙江、江苏两省家具产业崛起。从地理位置看，东北三省似乎更有优势。因为东北三省木材富集，有就地取材的便利，但浙江、江苏更有市场优势：其一，两省更发达的市场分工体系和更高的生产效率，使资本的回报率更高，这就能够激励各类资本进入市场；其二，投资的密集带来家具企业聚集，这就放大了企业之间彼此提供的扶持效应，使信息对称、交易便利、成本低廉、竞争力强。同理使然，我省没有聚乙烯资源优势，仙桃崛起了无纺布产业；大冶等地相对而言也没有地理位置优势，却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小虎”。

所以，现代经济学认识经济区位，不单单重视自然地理位置，更看重“有利于形成市场的区位”。

对“九省通衢”的把问

把自然地理位置与经济区位区别开来，不是否认“九省通衢”的重要优势。恰恰相反，是为了校正“九省通衢”认识中的某些偏差———正是一些不当认识，对“九省通衢”优势产生了约束。比如，当强调“九省通衢”的时候，往往内含着一种东西南北经济活动都“缺我不可”的先天优越感，它直接产生了妄自尊大、非我莫属、等客上门、守株待兔甚至“搭便车”的经济发展思维。这就使一些思考和实践偏离了“形成有利的市场”这一经济区位的核心。

近年来，基于“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产生过几种发展思考：一为“国家支持论”，即根据湖北在全国地理位置中的重要性，要求“定地位，定政策”，呼吁国家对湖北加以倾斜；二为“桥梁论”，即根据梯度推进理论，希望在东部经济西移的过程中充当“中转站”而获得发展；三为“共同发展论”，即在东部经济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湖北凭借地理位置优势，借势而上。这些思考当然都体现了加快湖北发展的愿望，有可取之处，但也必须防止简单化的倾向：

第一种观点要防止滑入“等靠要”的传统思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日益接轨，政策均等是一种必然，中央对任何一个地区提供优惠政策的空间已十分有限。这就决定了今后湖北在发展战略的取向上既要积极争取国家支持，又不能简单地希望中央政府在政策和投入上“开小灶”。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个人格化的“超级企业”，都必须通过市场竞争获得发展要素。必须看到，正是计划经济“向上伸手”的惯性、惰性，使湖北过去失去了不少机遇。

第二种观点存在的缺陷是：（1）它强调的重点是一种“经济的路过”，而不是“经济的归宿”；（2）它似乎忽略了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就是：随着现代交通网络和信息网络的发展，地理空间对区域之间发生经济联系的不利影响正在减弱，加之我国的开放开发战略从来就是选择式、跨越式，东部完全可以越过中部地区直接与西部地区合作。所以，东部经济因“路过”而“停留”、并借助或依赖湖北的程度将相对减弱。

第三种观点要克服理想化。东部、西部经济腾飞当然会对湖北产生一定的带动力，但市场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损益经济”。地区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以市场为取向的。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地区竞争时代”，地区之间对资源的争夺将会更加激烈，其发展也将产生新的不平衡。“自助者，得天助”。只有首先实现“自我发展”，湖北才能实现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共同发展”。

总之，上述思考都有些“外部依靠论”色彩，对湖北经济角色的定位也存在偏差，即在发展动力上强调外来，而不是内生；在区位价值的判断上突出自然地理位置优势，而不注重追求“形成市场”的“经济区位”；在实现目标上是充当“二传手”甚至“扶持或照顾对象”，而不是主动进攻，争做中部或中西部地区的增长极或火车头。结果正如省委八届五次全会所指出的：“九省通衢”的优势，还没有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市场优势。

湖北的市场结构仍属传统内向型

中央提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这一重大战略后，中部地区各省竞相加快了发展步伐。为此，我省上下一定要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既要看到“九省通衢”优势为湖北抢抓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准备了有利条件，又要看到这一优势早就存在，决不会在今天自动带来发展。事实上，湖北经济特性与“九省通衢”优势比，存在着明显反差。

从全球化指数看，1999年广东在全国最高，为364.93；湖北为21.19，居全国第22位。这就是说，拥有地理位置优势的湖北，与外部社会经济的联系既低于沿海省份，也低于10个中西部省份。直言之，“九省通衢”优势目前还没有给湖北带来足够的进出口贸易、外国游客、国际资讯和资本流入。

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和“相对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利用外资水平的重要指标。1991年－2003年，湖北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累计为105亿美元，占全国的2％，仅为浙江的32.5％、山东的20.6％、江苏的12.9％、广东的6.5％。在“相对规模”（外国直接投资与GDP之比）上，1999年，全国平均水平为4.14％，湖北为1.98％，居全国第12位。这表明，“九省通衢”尚未成为外商大规模进入湖北的走廊。

湖北国内国际市场比也一直较低。2003年直接出口占GDP的比重仅4.1％，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7.0个百分点，比中部6省平均水平低0.5个百分点。这证明，我省市场结构仍然属于传统内向型；“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优势也还没有有效支撑湖北的产品输出。

所以，“九省通衢”优势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闲置，亟须发掘。我们要勇敢面对困难和挑战，把打造“九省通衢”优势作为湖北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实现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前列目标的重要课题，加以充分解答。需要转变的依然是观念首先，实现角色观的根本性转变。占据“九省通衢”之利，加之现有基础、历史地位、发展潜力，湖北理应成为我国经济中心之一，成为中部崛起的支撑力量，而不是仅仅作为一条经济往来的“过道”，一个单纯的交通枢纽。

其次，实现地理位置观的根本性转变。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分为内生型和外生型两种。内生型优势是一种在市场竞争中获得的优势；外生型优势则是来自于自然的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内生型优势而不是外生型优势决定着一个地区的发展。“九省通衢”只是一种外生型优势，它对湖北经济发展具有一定作用，但不具有决定性、根本性。

还应该看到，除土地外，其他生产要素大都属于流动性要素。出于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天性，它们总是不停地由低效率配置的地区向高效率配置的地区流动。因此，“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实质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是吸纳外地要素资源的通道，也可能是本地要素资源流失的坦途。

归结起来说，“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既是湖北发展的优势，又要求湖北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肩负相应责任。实现由自然地理位置优势向经济区位优势、由交通优势向经济聚集优势的根本性转变，是湖北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是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客观需要。

“九省”何以“通衢”

打造“九省通衢”优势，具体途径到底在哪里呢？笔者以为，当务之急在两点：一是根据商务成本理论，突出招商引资的特色性和综合优势。具体说来：（1）彰显现实的市场运输优势。近年来，基于“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全省上下狠抓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不少骄人业绩。目前，湖北拥有全国最密集的铁路、公路、河流运输网，拥有万吨级内河港口码头211个，重要铁路枢纽城市2个，航空港口城市2个；武汉、宜昌、黄石，都是国家一类开放口岸。但这一切并不完全为人所知。湖北应该强化对这些“卖点”的推介，让外部世界认知湖北已经为任何拓展中西部市场的企业准备了理想的运输条件和市场半径。（2）在广泛招商的同时，锁定重点招商对象。主要是以运输成本所占比例较高，原料、产成品辐射半径大的企业为重点，提高招商引资的针对性和“命中率”。（3）把水、电优势做足。在可预期的时段内，水、电将日益成为约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大供水、供电等垄断行业改革，使其供应价格和便捷度进一步具有竞争力，是湖北能够打出的王牌。经验表明，任何一个地区都拥有对某种产业最适宜的要素，并对商务成本有决定性影响。发挥“九省通衢”的综合性优势，能够扩大对某些产业的容纳能力，提高相关项目投资的适应性效率，从而在吸引国内外投资方面实现大的突破。

二是根据现代经济的发展趋势，增强经济的关联度、互补性和配套性：（1）优势产业不突出，上下游配套能力弱，是制约我省外资发展和本土企业壮大的重要因素，也是湖北经济必须加强的薄弱环节。当前，我省不仅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汽车产业方面零部件配套水平低，就是在劳动密集型的纺织业，每年都要从外省购进大量辅料。这就加大了企业成本。因此，必须加强对产业的规划和引导，将产业配套能力提升与全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尽快形成若干个产业聚集中心和企业共生群落，改善湖北经济发展的产业生态条件；（2）分工与合作是现代经济的本质。在外部市场的拓展中，把着力点放到构建供需关系上来。现在，湖北与西部地区的发展水平总体相近，用于区际交换的产品的相似性大于互补性，如何寻找、形成差异化，引爆“亮点”，是湖北“西引”、“西进”的核心问题；在与东部的关系中，关键是“插队”，即利用东部产业升级机会，在产业分工和价值链中占据重要一环。

总之，经济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实现“九省通衢”的关键是构建以湖北为中心的现代经济网络；“九省通衢”优势的最后凸显取决于经济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只有以“九省通衢”之利实现经济聚集、以经济聚集凸显“九省通衢”之便，二者良性互动，湖北才能成为联东结西、承南接北的纽带，才能成为国外和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最佳平台，才能实现中部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区、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和现代物流中心区的建设目标，所谓“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优势也才能真正升华为经济优势，进而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有更大的作为，作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