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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什么推动经济增长——二论努力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前列

胡思勇

湖北资源丰富:矿产资源种类多达110种,占全国已发现矿产资源种类的3/4,其中16种储量居全国前7位;湖北还是我国三大教育中心之一;粮棉油猪渔橘等农副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水电资源居全国第4位。毫无疑问,湖北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很好。

改革开放以来,湖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尤其近年来一些经济指标上升很快。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1999年以来增幅最快的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是1998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人均GDP达到9001元,居中部地区第一位;纱、布、钢、汽车、发电量等工业产品产量居全国前列;全省涌现出了仙桃、宜都、汉川、江夏、大冶等一批生气勃勃的“经济小虎”。

但是,也应该看到,先进省份的增长速度比湖北更快。1979年-2000年湖北平均GDP增长率为9.57%,而福建、广东、浙江分别为13.30%、12.64%和12.32%。在中部地区,河南同一时期平均GDP增长率也达到10.11%,比湖北高出1.5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的差异直接导致经济总量的差距。1983年,资源贫瘠的浙江GDP只有湖北的90%,而1986年已是湖北的112%,2003年人均GDP则为湖北的两倍。

可见,资源丰富不等于经济增长。面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实现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缩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走在中西部地区发展前列的奋斗目标,湖北必须首先进一步回答“靠什么推动经济增长”这一关键问题。

自然资源只是“初始有利条件”

在经济增长中,自然资源只是形成生产力的初始禀赋要素之一,而且发挥作用受种种条件的约束。比如,人力资本禀赋条件决定它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基础设施条件决定它的开发效果;等等。归根到底,自然资源只是一个地区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原材料”。这好比一只优质灯泡,离开电就只能是玻璃和钨丝,绝不会光芒四射。

事实上,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自然资源对一个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因为:科学创造可以增加禀赋;交通进步可以减少物质禀赋的运输成本;越稀缺、越具有增值能力的要素,如技术、资本、管理等,流动性越强。所以在今天,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并不完全取决于拥有多少要素资源,而取决于要素资源配置即创造财富的能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并不一定经济发达(如我省鄂西),资源贫乏的地区经济可能更为繁荣(如我省仙桃);市场配置效率能够改变生产要素的流向,并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差距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拉开

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增长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对管理者和劳动者激励不足而导致技术效率低下,二是由于计划体制的束缚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因此,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上世纪90年代前主要通过激励机制改革提高技术效率;90年代初开始主要通过要素市场发育,推动自然资源、资本、技术在部门间和地区间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两种改革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截然不同。技术效率属于微观激励机制改善的范畴,不必依靠市场的发育,是一种全面受益的改革,中西部地区大多数省份因此能够与沿海地区一样获得发展。而市场化属于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性转变,并且对政府、企业的市场适应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是一种非均衡受益的改革。传统体制存量大的地区,其配置效率较低;而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地区,其配置水平较高。

湖北是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加之改革开放的时序后于东部地区,因此计划体制存量较大,“路径依赖”严重。作为老工业基地,正处在艰苦的转型之中;作为老农业基地,还承担着不轻的政策负担。这就决定了湖北转型与发展存在一个阵痛较长的过程,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效率相对较低。所以,东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与湖北拉开距离。

GDP决定于TFP

如何进一步推动新世纪我国的经济增长?专家呼吁各级政府重视TFP(全要素生产率)。因为,经济增长并不完全是自然资源、劳动、资本投入的结果,还存在着TFP,即技术进步和体制改进带来的经济增长。

比如1978年-1995年,我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主要有四个:劳动力增长2.6%,资本存量增长9.3%(但这两项均低于1952年-1978年间的增长率11.5%);人力资本增长率(按15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为2.2%;全要素生产率则由改革前(1952年-1978年)的-1.9%提高到3.3%-4.6%,即相对改革前提高了5.2-6.5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3%-47%之间。这说明,TFP是决定改革时期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把浙江、湖北两省的GDP和TFP加以比较,这个问题更加清楚。1978年-1995年两省GDP增长速度分别为13.84%和10.46%,浙江高出湖北3.38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全要素生产率浙江为6.2,湖北为2.4,仅为浙江的40%。可见,TFP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浙江与湖北的发展差异。

科技优势为什么转化为TFP不够

人们不禁要问:既然技术进步是TFP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拥有科技优势的湖北为什么TFP低于东部地区先进省份呢?

不能简单、肤浅地看待科技优势。一般而言,科技优势表现为两个层面、两种能力,即反映科学技术研究水平的上游创新能力,和反映技术商业化水平的下游创新能力。就上游能力而言,中部与东部的差距并不很大,但下游能力的差距就大多了。2001年,东部每万名专业技术人员申请专利140件,获得授权83件;而中部只申请39件,获得授权22件,分别相当于东部的1/3和1/4。与此同时,平均每名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市场成交额,1995年东、中部地区分别为2212元、931元,而2000年分别为5883元、1827元,差距由2.3倍扩大到了3.1倍,绝对数差距则由1281元扩大到4056元。同样,我省上游创新能力较强,科研结构条件居全国第6位,科技活动投入居第8位,科教活动直接产出居第8位,而高新技术产业化水平居全国第11位。2001年技术市场成交总额只有上海的1/3,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仅为广东省的1/20,占全省GDP的比重仅5.4%。

还应该看到,科技与专利都属于流动性要素,技术下游能力强的东部地区对湖北上游成果有较大的“磁吸效应”。“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科技成果为本省经济作贡献的可能性。

因此,TFP强调的技术进步,是技术上游能力与技术下游能力的统一。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达,一方面技术研发的市场成熟度高,另一方面市场对技术成果反应灵敏,承接、使用、消化、发展能力强,因此二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以统一起来认识,但对转型经济来说,尤其是湖北这样传统体制存量大的省份来说,技术进步则既存在于TFP之中,同时又取决于TFP中的另一种因素———体制改革的推动。换言之,科技成果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本身就存在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而且科技部门、科研单位也需要改革)。如果没有相应的市场环境,技术扩散能力和应用能力就会减弱,技术研究能力就难以转化为经济的竞争能力,自然也就难以有效推动经济增长。提高市场化水平的路径在哪里显然,改革以来湖北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差异,并不是因为生产要素缺乏,而主要是因为体制基础差异较大,市场条件相对不充分,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现阶段推动湖北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进一步提高市场化水平,提高TFP。

为此,湖北必须实现由传统资源优势观向市场竞争优势观———要素配置优势观的根本性转变。须知,任何初始要素都永远不可能自动带来发展;要素配置能力是市场竞争的核心,是决定要素流向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环节;把资源优势整天喊在嘴上,沾沾自喜,只会使要素优势徒为炫耀的资本,反而贻误发展。

必须实现由传统经济基础观向现代市场经济基础观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基础不仅包括资本存量、自然资源等“硬资本”,而且包括体制基础、市场配置效率、技术商业化水平等“软资本”。对于转型经济来说,“软资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不同地区跨越市场经济门槛的能力,决定着资源优势能否转化为经济优势,是湖北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根本基础。

那么,市场化的路径到底在哪里呢?省委省政府强调指出:“很多制约发展的问题,根子在体制上”,必须“坚定不移地深化体制改革”。而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两点:

其一、政府与市场的距离。所谓改革,简单地说,就是改革政府垄断资源配置的方式,把资源配置权还给市场;改革政府独占发展主体地位,使企业、居民成为市场主体。所以,政府的“让位程度”可以反映体制的变化和市场化水平。只有“经济人”(企业和居民)在市场机制下,能够根据盈利目标理性、自由地组织生产经营活动,要素的高效配置才可能发生。

其二、“经济人”进入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市场生态不可能由政府安排,而必须由下至上自然形成,“经济人”是创造主体。进入市场的“经济人”越多,涉及的领域越广,开发的程度越深,则对要素的需求量越大;而可供选择的要素总量越大,则对要素质的要求越高,要素配置也就越有效率,市场机制就越活跃,经济增长的能量就越大,各种要素的经济价值就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乃至整个经济发展,最终取决于有多少人群进入了市场、从事了自己的投资、发展了自己的企业,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建立在分工与合作、生产与交换之上。浙江的“草根经济模式”已经深刻阐释了这一点。近年来,我省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很多突破。“三个一批”工程大大优化了所有制结构;培育市场主体有效激励了“经济人”的创业积极性;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连续增长,既带来资本,也溢出了技术、管理,激活了市场。这里,根据国内外一批知名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研究成果,归纳五条具体的市场化路径:(1)精简机构,压缩政府消费支出,减少社会负担。政府消费支出减少1个百分点,会带来0.089%的经济增长;(2)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提高市场化指数1个百分点,会带来0.051%的经济增长;(3)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真正做到“人人当老板”。劳动参与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增长率提高0.164%;(4)改善法律制度环境,减少地区贸易壁垒;提高市场中介组织的质量和数量,加速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投资效率提高1个百分点,会促进经济增长0.053%;(5)鼓励非国有经济发展,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投资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率提高0.073%。应该说,这些判断及增长预测都以经济学科学原理为依据,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是令人信服的成果。所以,它们既是各地判断市场化水平的重要尺度,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市场化水平、推动我省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的努力方向和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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