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评论员胡思勇
编者按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抢抓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使湖北发展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这是省委八届五次全会确定的重要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站在全国发展大局、顺应世界发展潮流的战略高度，认清省情，找准差距，创造条件，探寻路径。为此，本报组织了这组评论。
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都具有阶段性。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具备的发展条件即资源禀赋结构不同，比较优势也不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从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才能顺利推动经济增长。因此，湖北实践科学发展观，抢抓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历史机遇，必须首先回答“湖北在哪里”这一基本问题。
“一个中国，四个世界”———湖北属于“第三世界”
尽管以GDP衡量经济发展存在缺陷，但强调科学发展并不完全否定GDP。在一定程度上，GDP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规模；人均GDP则适合于衡量其经济发展水平，即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所处的经济增长阶段。由于我省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追赶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因此考察湖北的发展阶段，不仅要放在全国坐标之中，更要放在世界背景之下。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GDP购买力平价标准（PPP)把全球206个国家和地区划分为低收入组、下中等收入组、上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按照这一划分方法，2000年我国人均GDP已进入世界下中等收入阶段，世界排序居第128位。细分31个省市区，则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其中，上海、北京1999年人均PPP分别为15516美元（人民币30805元）、9996美元（人民币19846元），与高收入国家水平相当，分别居世界第45位和64位。湖北人均PPP为3281美元（人民币6514元），属于“第三世界”，居全国第12位，世界第129位。此外，我国在世界排名最后的三个省分别居第177位、157位和155位。
这说明，湖北发展总体处于欠发达的中间阶段，与全国先进地区差距较大（相距65位－84位），而与位居后列省份的距离较近（相距26位－48位）；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角度看，我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拖后腿的问题。
两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湖北“有高有低”
人类历史经历了两次现代化。即以发展工业经济为特征的经典现代化———工业化；以发展知识经济为特征的新型现代化———知识化。
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指数的涵义是：以1960年工业化国家的平均值为标准值，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达到100％时，表明第一次现代化的10个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大约达到了当时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完成了工业化。2001年，上海的实现程度指数最高，达到97％；湖北为81％，居全国第10位。位居最后三个省的工业化实现程度指数分别为60％、61％、62％。
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指数的涵义是：第二次现代化评价以2000年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值为基准值。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大小，反映评价对象与2000年高收入国家平均发展水平（世界先进水平）相比的相对水平（或差距）。据测算，2001年全国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指数北京、上海最高，分别达到74％、66％，表明北京、上海处于第二次现代化的准备阶段。湖北为31％，居全国第13位，实现程度比北京、上海低一半以上。
为进一步观察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程度指数，我们参考新经济指数。根据新经济品质和发展潜力，2001年北京分值最高，达到97.3％；广东60.2％，居第3位；湖北42.1％，不及北京的一半，居全国第21位。可见，实现工业化仍然是湖北的重要任务；尽管拥有一定的科技优势，但第二次现代化湖北还没有破题；湖北发展是典型的“两次现代化一步走”。
市场化指数———湖北在改革进程中“中间偏后”
我国改革是以市场为取向的。市场化指数既反映了改革的进程，又反映了一个地区在这一进程中的相对位置。2002年全国市场化指数最高的三个省是广东、浙江、福建，市场化指数分别为9.74、9.10和8.67，湖北为5.57，居全国第17位。
市场化指数有多个考察指标。这里选择全球化指数看湖北的开放水平，选择非国有经济指数看湖北的体制改革绩效。1999年，我国全球化指数最高的省份是广东、天津、上海、北京，分别为364.93、208.78、207.95和201.25；最低的是甘肃（13.00）；湖北为21.19，是广东的1/15，天津、上海、北京的1/10，居全国第22位。非国有经济指数最高的省份是浙江、广东、福建，分别为9.98、9.23和8.91，湖北为4.96，为浙江的一半，居全国第17位。
因此，湖北参与全球经济的程度不深，资源配置的市场范围有限，所有制结构不优，市场机制的力量不强。
面对中部地区崛起——“高地”与“洼地”并存
那么，湖北在中部地区处于什么位置呢？在“中部六省”中，1990年－2001年，湖北年均GDP增长11.6％，低于安徽，居第2位；2003年科技进步水平居全国第10位，领先于湖南（13位）、河南（17位）、安徽（18位）、江西（22位）、山西（25位），同时，人均GDP达到9001元（人民币），居第1位。
但是，湖北经济运行的质量低于周边。从宏观层面看，2001年，湖北地方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为4.97％，高于河南（4.7％），低于山西（7.5％）、江西（6.1％）、安徽（5.8％）、湖南（5.2％）。从微观层面看，湖北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三项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为51％，低于安徽（51.8％）、河南（59％）、山西（60％）。
这表明，一方面湖北拥有发展优势，有条件在中部地区率先加快发展，实现走在中西部地区前列的奋斗目标；但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比较薄弱。
明显的梯度差异——“金字塔结构”
“一个中国，四个世界”，形象概括了我国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梯度差异”湖北同样存在。
参照1999年全国“四个世界”的人均GDP指标，2003年武汉人均GDP最高，超过北京当时的水平，达到21280元（人民币，下同），属于第一梯队；鄂州、潜江、荆门、黄石在12000元－10700元之间，属于第二梯队；宜昌、襄樊、仙桃、十堰、孝感在9900元－6700元之间，属于第三梯队；其他七个市（州、区）在6200元－3600元之间，属于第四梯队。
从人均财政收入看，2003年全省平均432.49元。平均数以上的地区有武汉（1276.37元）；400元以上有宜昌（421.77元）；300元以上有鄂州（335.57元）、黄石（318.75元）；200元以上有荆门（298.74元）、襄樊（292.26元）、十堰（263.07元）、天门（227.89元）、神农架（227.85元）、黄冈（220.09元）、潜江（208.87元）、荆州（205.00元）、咸宁（204.10元）；其他四个市（州）在200元以下。这种划分结果是“五个梯队”。把两种划分结果归结起来看，在第一梯队重叠的地区只有武汉市；在第二梯队、第三梯队重叠的有鄂州、黄石、宜昌。很明显，湖北发展形态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所处“梯队”层次越低，地市数目越多，这就大大影响了湖北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位置。
湖北发展属于“混合赶超型”
从以上分析，大致能看出影响湖北未来发展的省情基础。从工业化程度、人均GDP等指标看，湖北在31个省市区中居第10位－14位，属中上水平；从改革开放和新经济的水平看，湖北居第17位－22位，居中后列。由此可见，湖北经济发展形态是异质的、多样的，差距甚大；总体水平处于向中等收入过渡的起步阶段；不论湖北全局还是各地发展都是典型的“混合赶超型”。
现代经济增长具有规律性，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在低收入水平阶段，发展属于“要素驱动型”，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土地和资源、非熟练劳动力，主要产业为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密集型；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过渡时，开始进入“投资驱动型”，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本投资，包括对基础设施的大量投资和吸引外资，主要产业为资本密集型、中技术密集型；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水平过渡时，开始进入“技术驱动型”，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投入，开始从技术进口经济向技术生产经济转变，产业选择高技术密集型、中技术密集型；在高收入阶段，属于“创新驱动型”，增长主要依赖于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产业选择为高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因此，“一个湖北，四个梯队”的省情，决定湖北发展必须选择不同的产业，在不同层面与外部市场竞争。从空间布局看，是以武汉为中心的“经济等高线”式的梯级分布；从发展队列看，是以武汉为首的雁阵。一方面，武汉必须实施追赶全国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战略，形成增长极，对雁阵产生强大拉力；另一方面，各地必须立足实际，通过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对“头雁”产生强大推动。“拉”与“推”互促互动，形成富有活力的“雁阵”。应该提醒的是，知识革命对各个地区的机遇是不均等的。对落后地区与其说带来了机遇，不如说增加了更多的约束条件，因此每个地区都要树立健康的赶超心态，避免急于求成。每一个“梯队”都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湖北经济就会千帆竞渡，百舸争流，形成各种活力竞相迸发的局面。
在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东部地区明显走在湖北前头。一方面，商业文化的历史积淀和强烈的改革意识与决心，提高了东部地区政府和民间资本对市场的适应性效率；另一方面，外资和外企的进入，带来了新的参照、新的经验、新的模式，又给经济注入了活力。整个东部地区因此实现了开放与改革的良性互动。湖北是“两老经济”，即老工业基地和老农业基地。旧体制存量大，“路径依赖”严重。当前，作为老工业基地，正处在艰苦的转型之中；作为老农业基地，农村工业化还没有破题。这就决定了湖北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效率较低，“体制赶超”是一个阵痛较长的过程。所以，湖北既要进行多层次比较，看到差距，又不能盲目攀比；既要有发展的紧迫感，又不能浮躁；既要正视历史因素，循序渐进，又要自我加压，不断深化改革，充分挖掘潜能，尽快实现与东部地区的“发展趋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