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周芳 实习生黄育文
“湖广熟，天下足”，讲述着中部地区曾有的繁茂和富庶。
在短缺经济时代，鱼米就等同于“财富”；但在供求基本平衡或者相对过剩时期，“鱼米之乡”却为“鱼米”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粮食大省、财政穷省”的现实背后，是中部人的声声叹息。
负重前行的中部人渴望发展，更渴望崛起。
思考中部崛起所面临的挑战，一个关键且刻不容缓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作为国家粮食主产区的中部，如何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稳步迈进农业现代化？
“鱼米之乡”的忧愁
广阔的平原、星罗棋布的湖泊、宜人的气候，大自然慷慨赐予了中部优越的农业生产环境。回望这片美丽的土地，她却承载着太多的忧愁。
历经近十几年里一拨一拨的卖粮难，一拨一拨的粮食降价，中部产粮大省的农民始终默默承受着风险和压力。
武汉理工大学中部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虽然中部农业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但中部人均农业总产值与东部的差距越来越大，与西部的差距越来越小；从1995年到2002年，中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低于全国农民人均收入。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邓大才曾对中部种粮农民收入作过分析，数据清晰显示着种粮利润的下降。
他说，1995年，中部五省（不包括山西）农村家庭人均种粮利润为502.91元，只占同期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1577.7的31.88%，2002年中部五省家庭人均种粮利润113.12元，仅占同期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2475.6的4.57%。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博导李崇光认为，中部虽然大宗农产品产量大，但深加工系列产品少，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不发达，没有形成较大的产业规模，产业链没有得到有效拓展；中部农业生产很大程度上仍处于靠天吃饭的传统农业阶段，产品竞争力较弱。
“鱼米之市”的畅想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下发、中部崛起的重大战略举措实施，为中部农业发展带来了希望。“中部要抓住历史机遇，将‘鱼米之乡’打造成‘鱼米之市’，建设市场的、高效的、生态的新型‘鱼米乡’。”邓大才说。
在他看来，“鱼米之市”就是指以市场的观念、利润的观念、竞争的观念、平等的观念指导下的盛产粮食和水产品的农业地区。“鱼米”的生产、结构安排以资源优势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中部地区承担“鱼米”的生产义务按照市场原则进行损失补偿和支持，中部主产区的农民以平等的权利和义务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微观主体。“鱼米之市”不仅意味着农产品的商品率不断提高、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意味着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环节和服务环节都实现市场化。
显然，这是一幅众人期待的美好蓝图，但农业市场化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
李崇光认为，推进中部农业市场化，现阶段需要逐步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加强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
他建议，围绕国家优势农产品油菜产业带布局规划，积极创造条件在武汉设立国家级油料产品期货交易所。
眼下，湖北油菜籽产量排名全国第一，长江油菜产业带油菜产量占全国80%左右，油菜籽已经成为我国最为重要的油料作物。设立国家级油料期货交易所，将为湖北和中部地区油料生产创造极好的市场环境，使湖北成为全国油料生产中心和流通中心。
“农产品期货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这种现代交易方式既可化解农户市场风险、稳定和提高农民收入，又可提高农户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提高与国外农产品的竞争力。”李崇光说。打造现代“鱼米乡”
飞速发展的科技为传统农业插上了翅膀，但现代“鱼米乡”的涵义远不止此。
“建设现代‘鱼米乡’首先要调整优化农业区域结构。”邓大才说，中部主产区是传统的商品粮、商品棉、商品鱼的供给基地，在遵循国家产业政策或者在落实粮食生产义务的同时，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进行结构调整。
对于粮食，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变化，向品质较高、口感较好、市场需求较大的品种调整，尽可能地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经济作物，更应以市场为导向，向名、特、优、稀产品调整，抢占农产品的高端市场。如湖北地区，可一边着力发展好水稻、棉花、油菜、生猪、柑橘、淡水产品等传统当家农产品，也可一边积极开拓适应市场的“花色品种”。“还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壮大区域性支柱产业，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加工业、拉长产业链。”邓大才说。
可喜的是，中部省份正在形成优势农业产业带：有分布在安徽、河南、湖北等的优质小麦带和“双低”油菜优势区；有布局在江汉平原、洞庭湖、鄱阳湖的长江流域产棉区；还有布局在河南、安徽的中原肉牛优势产品区等。但由于农产品深加工滞后，不少地方向市场提供的仍是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初级产品或初加工产品。以湖北为例，其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仅为0.9：1，大大低于沿海地区的2：1和发达国家5：1的水平。
在中部六省中，河南蓬勃发展的农产品深加工业成为人们关注的亮点。加工业不仅让河南的味精、面粉、挂面、方便面及面制速冻食品产量均居全国第一，更成为农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有关部门对闻名全国的河南漯河双汇集团、莲花味精、科迪集团等八家大型食品加工企业调查显示，企业就业总人数9万人，其中吸收农村劳动力4.6万人，带动上下游农村劳动力就业100万人，是企业职工的10倍。“政府可重点扶持一批农业深加工大型企业，让他们建立上联科研开发、下联基地的农产品加工群，生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探索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路子。”邓大才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