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梁亚莉
2003年10月
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正在呈现出新的格局。东部地区势头强劲，西部大开发紧锣密鼓；今年国家又作出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重大决策，东北地区初现生机。东西南北都得到了国家区域政策的有力支持， 中部五省已在客观上成为“政策低谷”。
这一格局使中部五省加快发展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而突出。如何看待中部五省的地位和作用， 中部五省应怎样确立加快发展的新思路， 已成为我们必须正视和回答的两个重大的现实问题。
一、中部五省在全国发展格局中举足轻重
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安徽等中部五省，国土面积8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9％；2002年五省人口3．2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25.6％，GDP近21500亿，占全国的18.3％，是我国人口、资源、经济较为密集的区域。
中部五省具有典型的“三老、三突出”特征。“三老”，即中部五省是我国的老革命根据地、老农业基地、老工业基地；“三突出”，即资源突出、贡献突出、困难突出。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中部五省在我国区域发展的格局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一)中部五省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主战场
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归根到底要靠新型工业化的不断推进。推进新型工业化，难点、重点在中部。
1、中部五省是我国“二元结构”最为突出的区域，加快农村工业化的难点、重点在中部。
2001年，中部五省有农村人口2．55亿(指户口在乡村的常住人口)，比整个西部的农村人口仅少3千万， 占全国农村人口的27.34％。中部五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达78.22％，分别高出全国、东部、西部和东三省5、7、1.1、25.6个百分点，是全国农村人口比重最高的地区。
中部五省也是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土地最少的地区。五省农业耕地面积为25978千公顷，仅占全国的19．98％，而农业劳动力则为9628万人，占全国的比重高达29.67％；每一农业劳动力占有耕地仅为4．2亩，明显低于东部、西部、东三省和全国的4.96亩、6.16亩、17亩、6亩。由于农业人均耕地最少，中部五省同时也是全国剩余劳动力最多、压力最大的地区。农业劳均耕地仅达到6亩的全国水平，就需要转移农业劳动力3133万，占农业劳动力总量的32.5％。如要达到起码的经济规模劳均8亩，则需要转移剩余劳动力4756万，占五省农业劳动力总量的一半，占全国剩余农业劳动力的58.9％。
中部五省历来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建国以来，五省的土要农产品产量在全国基本上保持1／3左右的比重。在对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中部五省的广大农民群众也付出了艰难转型的巨大代价。以全国9％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3的农副产品的中部五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全部低于全国水平，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58％。与西部相比，虽然收入水平略高，但由于老粮棉基地的基数影响，中部五省农民的税费负担明显高于西部。2001年，中部五省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承担涉农税负87元，比西部高出21％；耕地亩均税负为21．65元，而西部、东部、东三省则分别为10.73元、20.55元、7.73元。与东部相比，中部五省税负也明显偏重。中部五省农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为25.2％，涉农税在全国的比重却高达30％；东部农业产值占全国的46％，涉农税却仅占35％。加上老粮棉基地财政挂帐的巨大包袱，中部五省农民苦、农村穷、财政弱的问题十分普遍。
“三农”问题是我国推进新型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最突出的难点；而中部五省的“三农”问题又是全国最突出的难点。占全国近30％的农村人口、近60％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问题不解决，克服“二元结构”，推进中国农村工业化就无法真正破题。
2、中部五省是我国传统产业密集区，加快老工业基地的振兴，难点和重点也在中部。
1980年， 中部五省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份额就已达到16.3％，比西部12省高出1．15个百分点。中部五省工业固定资产(原价)占全国的比重高达17.92％。特别是湖北，建国以来一直是国家投资的重点地区，1980年全省工业固定资产(原价)已占全国的5.36％。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中部五省工业在全国的地位进一步加强。2002年，五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7％，比西部1-2省市高出3.3个百分点， 比东三省高出6.2个百分点。
完全可以说， 中部五省是除东部地区外我国工业特别是传统工业的主要集聚区。
老工业基地在新形势下的矛盾和困难在中部地区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是国有经济改革和调整任务艰巨。2001年，五省国有及控股企业总资产占全国的16.5％，在五省全部规模以上工业资产的比重高达78.4％，比全国的这一比重高13．5个百分点。二是产业改造升级压力巨大。老工业基地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改造乏力。2001年，中部五省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净值率仅为64.3％，比西部还低1.6个百分点。由于企业和财政普遍困难，工业投资进展缓慢。2001年五省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长率仅为7.75％，而西部、东部、东三省分别为8.88％、10.25％、12％。三是就业再就业压力大。中部五省是典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镇职工下岗“双高峰”地区，这使就业问题的难度大大高于西部和东三省。2001年，中部五省二、三产业就业人数比1996年仅增长了20万人，增幅为0.29％；而西部地区则增长了949万，增幅为8.7％。东三省虽然国有下岗职工较多，但由于城市化水平高，发展空间较大，就业再就业从总体上讲比中部五省路子要宽，压力要小。2001年东三省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在就业结构和总人口中的比重分别为55.2％、23.3％，比中部五省分别高出13.4和两个百分点。四是中部五省的开放程度远不如东北，利用外资改造老工业基地的力度比东北小得多。辽宁外商和港澳台资本创造的工业增加值比湖北要高出一倍多，外资嫁接改造国有企业已成为辽宁改造传统产业的一条主要途径。五是五省都是财政穷省，依靠本省的财力支撑老工业基地改造十分困难。中部五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313元，还不及东三省的一半。中部五省在振兴老工业基地上所面临的困难远远超出了东北。中部五省不尽快搞活，我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同样难以真正实现。
3、中部五省具有突出的科教资源，是我国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信息化的重点区域。
2001年五省共有高等院校270所，在校学生数160万人，占全国的22.3％，在校学生数比西部和东三省分别多6.5万和74万。 中部五省又是我国科技资源的主要集聚区之一。五省国有企事业单位科技人员占全国总数的1／5，比东三省多22万人，与整个西部地区拥有的人数大体相当。特别是武汉东湖，是全国仅次于中关村的第二大智力密集区。同时，中部五省还是我国信息通信网络最重要的基地和枢纽之一，信息制造业也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密集的科教资源已使五省成为我国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和信息化最有潜力的地区之一。中部五省已经形成了以光电子、生物工程、新材料为代表的有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群。湖北沿江产业带、湖南潇湘产业带、中原产业带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群，也是我国“十五”规划中确定的国家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仅武汉地区就有我国著名的光谷和生物医药谷。如何充分发挥中部五省科技资源密集的优势，尽快形成高科技和信息化的产业优势，并使之与老工业基地和传统产业的改造振兴紧密结合，不仅是中部五省的重要任务，对全国新型工业化的进程都有着重大影响。
(二)中部五省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二方阵，具有加快发展的巨大潜力和空间
从经济总量看，中部五省的GDP、工业增加值、消费品零售总额等重要指标占全国的比重仅次于我国的第一方阵东部地区，明显高于西部和东三省。尽管五省在经济转型中困难突出，但资源禀赋仍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是我国内陆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有关专家根据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相似性和规模合理性等因素，对全国经济区块划分为八大区域：东北(东三省)、北部沿海(京、津、冀、鲁)、东部沿海(沪、苏、浙、)、南部沿海(粤、闽、琼)、黄河中游(陕、晋、豫、蒙)、长江中游(鄂、湘、赣、徽)、西南(云、贵、川、渝、桂)、大西北(甘、青、宁、藏、疆)，并对其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其中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部五省特点。
1、长江中游是我国交通设施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2001年这一地区每千平方公里拥有铁路14公里、公路410公里、内河航运42公里，是内陆地区交通里程最密集的区域。与东北相比，除铁路里程仅低2公里外，公路和河运分别多出221公里和32公里；与黄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相比，铁路、公路、河运里程均大大超出。
2、长江中游是我国产业能力最为完备的地区之一。2001年这一地区的采掘业、 中间投入品制造业、消费品制造业、资本品制造业等四大类产业的增加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为13％、15％、13.5％、11.4％。其中，采掘业比重高于东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和大西北地区； 中间投入品制造业高于东北、黄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消费品制造业高于东北、南部沿海、黄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资本品制造业高于东北、黄河中游、西南和大西北地区。除北部沿海外，长江中游的产业能力最为完备和均衡，产业之间的配套能力最强。而其它区域都或多或少地在某些方面偏轻偏重。
3、长江中游是我国内陆市场规模最大的区域。2001年这一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5392亿元，仅次于三个沿海地区，比东北、西南、大西北和黄河中游地区分别高出1250亿、1043亿、4352亿、1530亿。武汉的市场优势更为突出。自古就有“货到汉口活”的美誉，今天武汉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副省级以上城市中始终名列第五，市场辐射力十分突出。
4、长江中游是我国商业联系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2001年长江中游地区旅客和货物周转量占全国的比重分别达到18.4％和9.16％，前者为全国最高，后者仅次于三个沿海地区和黄河中游地区。
除此之外，长江中游还是我国水资源最为富集、开发条件最好的地区。这里江河纵横、湖群密布，在水源、航运、水电等方面均居全国前列。湖北号称“千湖之省”，三峡等工程完工后，将成为我国最大的水电基地；武汉市人均淡水资源量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十分突出。同时，长江中游乃至中部五省又是城市体系较为完备的地区。一个特大城市武汉作为整个华中地区的经济中心、三个省会城市为省区次中心，分别形成了武汉城市群、郑州城市群、昌九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安徽沿江城市群。发达的城市体系是要素集聚扩散的主要平台，必将为产业和市场的发育提供有力的支撑。特别是武汉城市圈，特大中心城市的商务环境和周边丰富的资源、低成本竞争力相结合，完全可能成长为内陆最具发展潜力的增长极。
以上几个方面足以表明，长江中游乃至中部五省是我国资源禀赋最为全面、充分、均衡的地区之一，具有形成我国新的增长极的充分条件。关键是加大开放开发的力度。中部五省虽然地处内陆，但在国际资本以进入我国市场为主要目的的产业转移中，镇守中央“辐射八方”的区位优势将独具吸引力。现实表明，这一地区正在成为国际和沿海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热土。
(三)中部五省“承东启西、沟通南北”，是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枢纽
中部五省南、东、北三面分别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三个国内经济最活跃的区域接壤，西面则与大西南、大西北相通，是我国区域关联度最强的地区。由于独特的区位特性，中部五省历来是全国水陆交通运输网络的的中枢。东部和西部绝大多数地区的人流、物流往来都必须通过中部五省。中部五省是全国最重要的交通中心，是辐射全国大市场的战略要地。
更突出的是中部五省在产业梯度转移中的枢纽地位。我国东、中、西部发展水平的明显梯度，构成了产业发展环境的巨大差别。在以市场机制为主导、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转移中，投资者考虑的根本因素是竞争力和回报率，因而主要选择的是产业环境和市场环境。这就使产业基础完备、市场辐射力强、交通便利、资源充足、成本低廉的中部五省必然成为国外和沿海产业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事实上，尽管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力度较大，但除了四川、重庆、陕西外，近年来外商和沿海资本真正大规模进入西部的并不多。相反，中部五省利用外资和承接沿海投资都在大幅上升，从总体上看大大超出了西部的水平，也明显高于东三省。2002年中部五省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达8.16％，比整个西部高3.6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的增幅明显高于东三省。沿海资本则更是大踏步进入中部五省，各省近年来引进省外资金都有几百亿的规模，仅江西省2002年实际利用省外资金就高达426亿元，增长1.32倍。这充分说明了市场主体对投资环境的客观判断和选择反映了市场机制下产业转移的梯度规律。
事实证明，在市场机制为主导的投资行为中，期望东部和海外大量资本跨过中部源源不断地向西部进入，是不现实的。国内已有专家指出，西部要真正走上发达之路，是一个艰苦的过程，需要十至二十年打基础。从地缘经济角度看， 中部是向西部辐射的最佳平台。面对西部人才难进、资本难进、技术难进、产业难进的现实，只有把中部搞上去，形成对西部辐射的现实基础，西部才有得以“借月”的近水楼台。中部不上去，“东西互动”是难以实现的；只有“东中西”一起联动，形成产业梯度转移的“雁行模式”，才能顺利推进西部大开发，从而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中部五省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比东三省也要突出得多。如果西部没搞上去，中部也“塌陷”了，将是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最大的失败。
(四)“中部塌陷”的现实可能
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因素，拥有优良资源禀赋和突出战略地位的中部五省仍面临着尖锐的矛盾，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开始出现滞后的迹象。
一是在中部五省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现落后态势。以中部五省投资总额为l，2000年中部五省与东部和西部的比例是1：2.99：1.2l，2002年这一比例则变为1：3.56：1.26。其原因在于，与东部相比，缺乏外资和民间投资的强劲拉动；与西部相比，缺乏国家政策投资的大力倾斜。二是中部五省的GDP在全国的比重开始下降。中部五省GDP占全国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9％下降为2002年的18.3％，而西部这一比重则从17％上升为17.1％，东部的比重更上升了0.7个百分点。这说明中部五省GDP的增速在全国已开始落后。2002年中部五省的GDP增速除江西为10.5％外，其余均在8．9--9.5％之间；而西部地区12个省市区中有7个在10％以上，其余为9—10％之间。
三是中部五省人均GDP的增速已相对滞后。2002年中部五省的人均GDP为6550元，比2000年增长15％；而西部人均GDO则增长了16．6％，东部的增幅更高达24.8％。2000年中部五省人均GDP与东部和西部的比例为1：1．99：0.82，2002年则变为1：2.16：0.834。
四是中部五省财政收入增长缓慢。2002年中部五省财政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为13％，比1996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而西部地区的这一比重则上升了7.2个百分点。2001年中部五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仅为315元，比1996年增长63.7％，而西部和东部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达到357元和1044.5元，比1996年分别增长77.6％和38.3％。
中部五省是我国新型工业化的重点和难点所在；是我国内陆最具发展潜力和后发优势的区域；是全国“东中西”互动的区域经济格局中的重要枢纽，这些构成了中部五省独特的、不容忽视的重要性。正如一些专家所说，中国经济发展矛盾集中在中部，中部是整个中国新型工业化的突破口。中部五省不崛起，将严重影响全国发展的大局，影响全面建设小康的进程。而当前中部五省出现的落后于全国发展步伐的态势，已尖锐地预示着“中部塌陷”的现实可能性，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加快中部五省发展， 已成为全国发展格局中突出的焦点。
二、加快中部五省发展的几点思考
在我国经济全面市场化、国际化的进程中，中部五省必须切实从自身的主要矛盾和比较优势出发，大力推进机制创新，走出一条更快更好的发展路子。毫无疑问，这首先需要五省人民更加坚韧的艰苦奋斗，同时，也需要国家在宏观经济布局和区域发展政策上予以更多的支持。中央关于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一系列重要精神，也是中部五省加快发展的基本指针。
l、牢牢把握新型工业化这个根本任务
“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产业升级压力巨大的现实，意味着中部五省存在着城乡和工农之间、传统产业与高科技新兴产业之间突出的发展断层。这是工业化进程缓慢的结果，是一切矛盾和困难的根源，也是中部五省发展的根本制约。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切实弥补这两大断层，将是振兴中部五省的根本任务。
为此，首先必须全面优化产业结构，着力实现三大基本任务：一是大力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在加快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非农化的过程中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水平。这是中部五省最突出的矛盾，也是加快发展首要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只有在农村工业化顺利推进的基础上，才能使整个经济步入良性循环。二是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并使之与国有企业改革紧密结合，实现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优化，重铸老工业基地的产业、企业竞争力。三是大力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新兴产业的扩张升级，形成工业化的强劲火车头。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坚持城乡统筹的指导思想，使工业的发展与转移农村巨大的剩余劳动力、加快农村工业化紧密衔接，相互促进。中部五省在旧体制下形成的工业体系，往往城乡分割，产业结构明显偏重。这使得城市工业的发展不能有效拉动农村非农产业特别是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因而也不能有效带动巨大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因此，必须真正树立工业化的思想，以大力发展农副产品为原料、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突破口，调整工业产业结构，提高工业体系对农村工业化的带动作用。同时，中部五省要充分发挥科教、人才资源优势，把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紧紧结合起来。在我国沿海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中，这也是中部五省突出的比较优势，是吸引和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领域。武汉等大城市要充分发挥产业龙头的优势，加快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高加工产业，努力与中小城市及县域经济形成产业转移、技术传递的“雁行模式”，以此构建高科技产业、传统产业、农村工业化紧密衔接、相互配套的产业格局。
在中部五省艰巨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中，国家应给予更多地支持。对国企破产、核呆、重组，对老工业基地技术改造，对再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应尽可能地按照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有关政策加大支持力度；对一些中部五省有优势和迫切需要发展的产业，应在国家产业布局中予以倾斜；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上进一步予以支持。同时，要加大对中部五省农村改革和工业化的支持力度，适时考虑调整地区间农民税负关系，使农业税负与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趋于合理，使中部五省农民长期负担过重、收入偏低的状况逐步有所改善，增强他们自主创业致富的能力。
2、狠抓机制创新这个关键
结构调整是一个加快资源整合、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必须依赖高效率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薄弱加内陆开放的滞后，是中部五省结构调整滞后、工业化进程缓慢的根本症结。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努力在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上迈出更大的步伐，大力发展新的经济增长机制，将是加快中部五省发展的关键。解决中部五省发展的一切矛盾和问题，都必须在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导向下进行。要切实从实际出发，在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上狠下功夫。中部五省只有在改革开放上努力走在全国前列，才能使发展步伐跟上全国的水平。
机制创新的首要任务是把加快国有经济改革同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塑造富有竞争力的市场主体。国有资产庞大但机制落后，是中部五省的突出问题。在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推进民营资本和国际资本对国有企业的战略性重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才能赋予国有资本新的机制活力。这也是中部五省吸引国际和沿海资本转移的突出亮点，是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与国际资本本土化战略紧密结合的最佳切入点。要加快国有资本从一般性竞争行业和领域退出的步伐，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同时，要坚持把发展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紧密地
结合起来，以“富民”为发展的根本目标，以更大的力度发展民营经济，鼓励千千万万群众自主创业，激发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发挥群众在创业致富奔小康中的主体作用，以“富民”带动“强省”。解决中部五省如此尖锐的“二元结构”矛盾，消化如此巨大的剩余劳动力，不充分发挥群众自主创业的主体作用，是很难真正成功的。
大力完善和强化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要克服旧体制下产业发展脱离市场的弊端，借鉴浙江市场和产业高度融合、相互促进的经验，进一步将中部五省的区位、交通、流通优势转化为市场优势，构建我国内陆最重要的市场中心，更大力度地推进产业集聚同市场建设的紧密结合，以大市场带动大产业。高度重视要素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大胆探索创新，努力形成中部五省的金融、科技、信息、人才劳动力等市场体系。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加快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在加快银行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同时，高度重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培育和发展，强化面向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创业群众的融资机制和工具，形成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共同发展的格局。武汉完全有条件也完全应当建设成为整个华中地区的市场中心、金融中心。
计划经济实质上是主要依靠政府作用的“官本经济”；市场经济的实质是主要依靠市场机制和群众主体作用的“民本经济”。要切实摆脱旧体制的惯性，就必须大力推进政府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发挥政府作用，努力把中部五省建设成为我国创业发展环境最好的区域。在这方面中部五省还有艰巨的任务。
建议国家对中部五省赋予更多的改革试验权，支持中部五省在一系列重大改革上先行一步。
3、大力推进对内对开放
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为中部五省提供了重大机遇。最大限度地扩大开放，吸引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对于内陆欠发达的中部五省尤其重要。为此，一方面中部五省要充分发挥自身产业配套能力强、成本较低、交通便利、市场辐射力强、人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突出重点和特色，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特别要注意吸引那些真正以中国市场为目标的产业转移，努力形成吸引国外和沿海产业转移的优良产业环境、政策环境、法制环境，使中部五省成为继沿海地区后外资进军中国的第二大集聚地。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使中部五省享受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同样的引资政策，尽可能避免由于政策不同造成区域发展上人为的“低谷”，鼓励和吸引海外、沿海资本大规模进入中部。在引进外资问题上政策优惠一点，就可能在政府支出(如再就业和社保方面)上省一点。从总体上看，是利大于弊的。
4、进一步加快城市圈建设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助动机。现代经济发展已经证明，以核心城市为龙头，以相互间分工合作为基础的城市圈，是工业化、现代化加速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中部五省工业化的艰巨任务需要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发展非农产业和城镇化进程的紧密结合，大力提高县域产业集聚水平和城市化水平，使中部五省县域经济薄弱的状况尽快予以改变；另一方面，则要进一步加强城市在工业化中的主导作用，大力推进城市圈建设，强化城市特别是核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功能和产业龙头作用，加强城市间产业分工合作，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区域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提供高效的平台。中部五省完全有条件首先形成各自的城市圈，并进而加强彼此分工合作，发展成长江中游经济一体化的都市延绵带。武汉城市圈尤其具有在更大区域内形成核心增长极的良好条件。武汉城市圈的加快发展，不仅有利于形成湖北乃至中部五省的强劲增长极，也将对整个东中西互动起到重大的战略作用。对此，国家应予以进一步的重视，支持武汉城市圈成为中部五省开放开发的中心。
课题负责人；尹光志 梁亚莉
执 笔；梁亚莉 吴让松 黄良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