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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郭治澄


(2004-12-09 15:39:19)

  魏 栋

  郭治澄同志是我的老领导、好老师。他虽离我们而去快20年了,但他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记者的形象,一直印在我心中。

第一印象:认真、敬业

我初次认识郭治澄同志是在一次会议上。那是1952年秋,中南局团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郭治澄同志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记者身份参加了会议。他穿着一身整洁的蓝色中山服,白白胖胖的脸盘上戴着一副银丝眼镜,浓密的头发梳得十分光洁。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安排他在一个显眼的记者席上就坐,只见他聚精会神地聆听大会报告和代表讨论,并不停地作着记录,看得出是一位非常认真和敬业的报人。

1954年,中南行政区撤销,我被调到刚由《新武汉报》改名的《长江日报》。郭治澄同志是早我一年,即1953年中南局《长江日报》终刊后,调到武汉《长江日报》的,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因我在中南局曾和他有一面之识,在我向报社人事科报到的第二天,便在他办公室拜访了他。他一边握着我的手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让我坐在沙发上,简要地给我介绍了武汉《长江日报》的背景情况。他针对我怕搞不好报纸工作的思想顾虑,鼓励我说:“谁都不是生而知之,你们这次中南局下来的同志,都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和实际工作经验,实践一段时间,会做好工作的。”

我来报社以后,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叫他老郭,甚至有的直呼郭治澄。我觉得对领导直呼其名,或叫他老郭,不够礼貌,也不尊敬,还是常常叫郭社长,但他对这个称呼并不感冒。一次他对我说:“党报不兴叫‘官衔’,都是记者,以后还是叫我老郭好,那多亲切。”

郭治澄同志十分敬业,但从不贪功。令我深受感动的是1954年,武汉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他作为分管防汛报道的副总编,本可在家坐镇指挥,但他却身先事卒地到防汛第一线指挥。当时报社交通工具很少,唯一的一辆旧福特轿车,还是领导集体共用。郭治澄又不会骑自行车,每天他便搭乘防汛指挥部的工作车,奔波在百里长堤上,晚上回来还要参加市防汛指挥部的碰头会,有时还要赶写社论和文章,审阅重点报道和版面,经常是日以继夜地工作,很少落屋。在300多天的防汛取得胜利后,报社由于宣传报道成绩突出,受到上级表扬。在评选防汛功臣时,大家一致推选他,认为这一头功非老郭莫属,但他一再推却,说:成绩是在编委会领导下,大家努力的结果,我只作了一点我应做的工作,还是多评第一线的同志好。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郭治澄同志在工作和生活中,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有功不自傲,有过不推诿。1954年,武汉长江大桥开始建设,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工程。为了搞好宣传,报社派出了一个以老带新的记者班子,常驻工地进行采访报道。当时,我派驻汉阳区,结合大桥建设,也搞一些策应性的报道。由于大家没有经验,对建桥方面知识比较缺乏,报道不免出现一些偏差和错误。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肯定前段报道成绩的同时,也指出了宣传报道上的一些缺点和错误。郭治澄同志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二天,便带着有关记者登门拜访了大桥工程局领导和群众,征询意见,并在当时《人民日报》“党的生活”专栏里写了篇文章,实事求是地回顾了前一段报道,把成绩归功于别人,把过失留给了自己,使我们深受教育和感动。

郭治澄同志为人的作风是一贯的,即使在人性扭曲的“文革”中,诿过他人,栽赃陷害,落井下石颇为盛行的时候,他承受批斗追逼巨大压力,也只承认自己“有错”,没有牵扯过别人。他这种伸张正义、为人受过的坦荡品德,实在令人敬佩。

郭治澄同志的人生道路并不平坦。他是知识分子出身,从学生时代起,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被追捕过,坐过牢,正由于这个原因,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审查,甚至靠边站。上个世纪50年代末,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他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大悟县农村劳动。“文革”中,他更是重点审查和批斗对象,关进“牛棚”,被打成报社“头号走资派”,但他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动摇,对党无怨无悔。郭治澄很有才华,这是武汉新闻界同志所公认的。但他在长期的革命工作中,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用,除在武汉晚报一段时间外,他都是任副职:副社长、副总编、副书记、副部长、副主任……许多同志为他鸣不平,他却坦然地说:“名利均是身外之物”,从不逐名于朝、争利于市,堂堂正正做人。正如李尔重同志在《郭治澄文集》前言中所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一个忠诚老实的人,为马克思主义敢于奉献一切,不单有献身精神,更要有与常常伏在身边的鬼气搏斗的韧性,平凡中见伟大,伟大中自甘平凡……郭治澄同志生活历程体现了这个。这,往往被人看不见,却是无比高尚的。”

呕心沥血 创办晚报

1959年,中共湖北省委决定《长江日报》与《湖北日报》合并。正当紧锣密鼓进行人员分流时,突然传来消息,武汉市委感到自己没有报纸指导工作不方便,想办一张晚报,并决定将在大悟县劳动的郭治澄调回筹办。

当时,我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都感到吃惊。郭治澄同志心情更加复杂,既喜又忧,喜的是自己“右倾”错误还没有作出结论,组织就提前给自己分配了工作;忧的是没有办晚报的经验,怕再犯“右”的错误,新帐老帐一起算。他与我们话别时,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尽管还有许多顾虑和疑惧,但他还是欣然地接受了组织分配的任务,提前返回报社(原规定下放劳动一年)。

不久,郭治澄被任命为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辑,筹办《晚报》的担子全落在他身上。他发挥善于依靠群众的特点,抽调了老报人戴易山等几位同志成立一个研讨班子,分析了当时著名的两张晚报——羊城和新民晚报。在调查研究和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郭治澄亲自主持草拟了《关于筹办晚报的初步方案》。报送市委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带队北上京津,参观访问《北京晚报》、天津《新晚报》,学习办晚报的经验。回来后,向市委作了汇报。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同志意见:参考《北京晚报》的路子办。但北京有机关报《北京日报》,晚报只是作为日报的补充,武汉此时已经无机关报了。经反复研究再次请示市委,决定办一张机关报性质的晚报,即既有机关报性质,又有晚报特点;既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又要寓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当时像这样具有两重身份的报纸在全国尚无先例。如何办?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但郭治澄有个理念,无论是机关报,还是晚报,无论是大报,还是小报,都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是办好报纸的关键。

经过7期试刊后,一张由董必武同志题报名,全国首家机关报性质的晚报——《武汉晚报》,于1961年5月1日正式创刊了。

在办报过程中,郭治澄同志带领大家按照发刊词提出的办报宗旨,坚持三个面向:面向城市、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特别强调在宣传报道中,要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群众心声结合起来,从人民群众的实际出发,需要出发,多刊发一些生动活泼、可亲可信、入情入理的报道,更好地实现潜移默化,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的作用。例如,《武汉晚报》创刊之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一些企业不能正确处理农轻重的关系,致使市场日用品奇缺,市民吃穿用严重不足。《武汉晚报》破常规,敢为人先,让一些人民群众平常看不起的日用小商品上头条,让修理服务行业上头条,比如《曹正兴菜刀中状元》、《江岸园木厂脚盆、水桶评为一等品》,《两棕床厂比翼齐飞》等。一些企业看到新闻舆论重视了轻、手工业,纷纷以服务市场,服务人民群众生活为荣,恢复和转向轻、手工业和修理行业。通过这些报道,既宣传了党的方针,又解决了市民生活的必需,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提高了报纸的声誉。

郭治澄同志在指导报道工作中,十分重视先进人物典型的宣传。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物资匮乏,社会上出现了乱抬物价等不良现象。在郭治澄同志亲自指挥和具体组织下,1961年9月末至11月初,《武汉晚报》在一版头条位置,突出地发表了一些很有针对性的人物通讯,如《根深不怕疾风吹》,宣传坚持明码实价的三轮车工人余宏杞,《肖八斤是苕吗?》,宣传菜农肖八斤以平价蔬菜卖给国家等报道,在全市职工中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兴起了学习热潮。事隔几十年,人们对那些报道仍记忆犹新。

《武汉晚报》从创刊到被迫停刊,虽然只有5年零8个月,但它作为机关报性质的晚报,所发挥的组织、鼓舞、激励和推动作用,是很大的,市委满意,读者满意,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回忆至此,使人不能不想起它的创始人郭治澄同志,为《武汉晚报》的创建和发展呕心沥血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履行党的办报方针

郭治澄同志信奉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他30多年的办报生涯中,始终坚持和实践“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方针,始终把群众工作、通联工作放在工作的首位。

1961年,《武汉晚报》正式创刊后,郭治澄同志在纷繁的办报工作中,首先抓的事情,就是开办通讯员学习班。他除担任第一讲《创办晚报的指导思想和办报宗旨、方针》外,还经常下到学习班,与通讯员一起学习和讨论,了解学习进展情况,帮助解决办班中的疑难问题,促进了学习班的顺利开展。学习班历时半月,参加学习的是各区、各战线和重点企业的主要宣传干部和骨干通讯员。这些同志回去后,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在贯彻群众办报方针中,他特别强调要发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他常对编辑、记者说:“党安排我们在新闻岗位上工作,不完全是要我们来写稿的,还要帮助党培养‘秀才’”。他不仅这样说,而且带头这样做。

郭治澄同志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他把调查研究作为新闻宣传取之不竭的源泉。他常说:“只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做好调查研究,才有思想,才有力量,才有主题,才有文章”。他强调调查研究必须认真,并要作好记录。他有句名言:“记者、记者,就是要记,不记就剩下‘者’了”。他说,作记录有三大好处:补充记忆、积累资料,立此存照。他无论参加会议,听传达报告,听取汇报,还是下基层了解情况,总是认认真真地听,仔仔细细地记。正是由于他吃透上头精神,掌握下面实际情况,所以讲起话来有理有据,头头是道,写起文章旁征博引,行云流水。以前,我把他这种勤于记录看作是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一种恒心、毅力,特别读了他写的许多

社论、文章,才明白,这种职业习惯,源于他对新闻工作强烈的事业心和神圣的使命感。

郭治澄同志是我们新闻战线上逝去的一位老战士,但他的精神、他的人品、他的风范永远值得发扬光大。(编辑:吴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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