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电视台　柯泽　陶开府

在我国，隐性采访正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新闻实践中，尤其是涉及舆论监督以及揭露社会阴暗面的电视新闻报道。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30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每周质量报告》、《法治在线》等栏目，就经常使用这种报道方式。各省级电视台近年来也开始配备隐形摄像机，用于隐性拍摄。

隐性采访也叫秘密采访或称新闻暗访，有两种情况：第一，记者有意隐瞒身份出现在新闻事件现场。如《南方周末》对安徽等地的劣质医疗器械地下销售窝点进行暗访，记者以购买者的身份与犯罪嫌疑人“洽谈生意”。第二，记者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采访，这种采访当然也没有得到采访对象的许可。例如中央电视台关于湖北省公安县自来水公司弄虚作假多收水费的揭露性报道，记者巧施计谋，偷拍到了自来水公司到宾馆向记者行贿的全过程，成为经典之笔。

造成隐性采访上升趋势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开始出现，某些社会矛盾也变得日益突出，甚至出现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如权力腐败、黑恶势力、司法不公、造假卖假等等。这些社会邪恶现象的客观存在，使舆论监督变得更为紧迫，同时也增加了新闻采访的难度，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大量使用隐性采访。此外，媒介之间新闻竞争的严峻态势，迫使各新闻单位不断改进报道方式。隐性采访不但能让记者获得显性采访无法获得的新闻，而且采访过程往往伴随着极富刺激性的过程、未知悬念，具有生动逼真的效果，因此，各新闻单位大量采用这种方式以强化报道效果，吸引受众，在竞争中取胜。

在我国的新闻实践中，适当搞一些隐性采访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隐性采访也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把握不好，就有可能危及公众利益，甚至侵犯公民合法权益。

隐性采访把握不当，有可能违反职业道德。《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就明文规定，新闻工作者“要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尊重被采访者的声明和正当要求”；联合国制定的《记者行为原则宣言》则明确要求“用公平的方法获得新闻、照片和资料”。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说不能搞隐性采访，但至少可以将这些条文看作是对隐性采访的某种限制。在我国的电视新闻隐性采访中，记者有意设置陷阱进行诱拍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还有一些隐性采访因为违反了人类基本道德和良知而引起争议。例如有一幅获普利策新闻奖的照片展示出这样一幅情景：在非洲干旱的大地上，一只穷凶极恶的秃鹰凶狠地盯着一个快要饿死的孩子，等待着吞食这孩子的尸体。这一新闻图片显然是偷拍的，尽管它具有震撼力，但多少显得有些不人道，并引起争议。

隐性采访极易侵犯个人隐私及其他权利。我国的法律明确规定，公民的隐私权不受他人侵害。在新闻实践中，公开场合下的隐性采访更多地是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如电影《秋菊打官司》中，曾有被拍入影片的“群众演员”状告导演侵犯了自己的肖像权。公开场合下的隐性采访有时也会侵犯公民隐私权，如交通事故中亲人过于悲痛时的失态表情，公开场合下恋人过于亲密的肌肤之亲，在报道时都要慎重考虑。还有某些特殊形式的采访也有可能侵犯公民隐私权。本人初入电视新闻界时，有一次赴荆州采访，那个时期当地迷信之风盛行，街头算命先生剧增，本人当时扮作一名求卦者，与一位盲人风水先生攀谈起来，摄像机和采访话筒招来了众多围观者，而这一切风水先生都毫无知觉，这自然构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隐性采访。直到最后，围观者泄漏天机，风水先生落荒而逃，这场采访才告结束。采访效果的确逼真，但现在看来，笔者在当时实际上已侵犯了那位风水先生的隐私权———他的生理残疾，不应该被我加以职业利用。

当隐性采访这种特殊的采访方式被恰当地采用的时候，对一些“不良公民”造成的心理威慑无疑是十分巨大的，同时公众的正当利益也就因此而得到多一份保护；但是，如果隐性采访被滥用，也将会危及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容忍存在一个特权阶层对其公民的生活进行不受任何限制的监视。

有些隐性采访是针对违法犯罪事实的，对这类隐性采访记者也要慎重行事。如果这种犯罪足以使大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伤害，如果对这些犯罪行为的曝光足以使公众免受类似的伤害，那么进行隐性采访、予以曝光是必要的，否则就没有必要。

事实上，隐性采访在西方国家也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在我国隐性采访也要遵守一些基本的原则，如：不得涉及国家秘密、不得侵犯公民隐私、必须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采访目的应该是善意的等等。（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