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汽车报社　陈兰芬

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因此，我国的新闻机构和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舆论监督行为，具有一定的职责义务性。有学者认为，新闻舆论监督行为具有公共职权行为的法律属性。因此，进行舆论监督，是新闻传媒的重要使命和功能之一。这一功能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可以取代的。这是因为，新闻传媒披露和传播事实具有透明度高、影响面大、时效性强等显著特点。透明度高，是指公之于众的事实通过媒介与受众直接见面，具有传播的公开性，避免了层层转递所造成的误差和遗漏，达到了高保真的要求。影响面大，是指上至高层领导，下至平民百姓，都可以是它影响的对象。时效性强，则指新闻传媒所传播的内容，可以即写即刊\(即播\，还可以现场直播、同步转播。由此，新闻传媒所体现的舆论监督，有着一种特殊的威慑力。

一种较流行的看法认为，我国舆论监督难以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有关名誉权或隐私权的法律已成为非常完善的体系，而有关言论自由权或“舆论监督权”的法律却非常粗疏，因此需要创制《新闻法》或《舆论监督法》来落实宪法中的言论自由权。实际上，有关名誉权或隐私权的法律主要也是有关言论自由权的法律。舆论监督难以开展，也并不是因为没有一部《新闻法》或《舆论监督法》，可能是因为有关名誉权或隐私权的法律规定不甚合理，疏于保护言论自由。因此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未必是要创制一部新法，也可以是修改和完善已有的法律。制度建设既可以通过立法途径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进行，它的实际方向和内容最终取决于一系列相同和相异的力量的合力。

事实上，舆论监督的本意，并非单纯的批评，也应包括事先的善意提醒和经常的严格约束。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接受监督，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言行已经越轨。实际上，任何干部都应当随时随地置身于法律监督、组织监督、群众监督以及舆论监督之中。

对于舆论监督来说，它的对象既可以是违法违纪的人和事，也完全可以是并未违法违纪而又必须接受舆论监督的人和事。它主要起着一种警示作用和防微杜渐作用：既可以是事后进行，也可以是事先进行。而批评报道则是就一部分人的违法违纪或有损社会公德的行为所作的批评性的披露。它往往是事后进行的。批评报道的对象，严格限于体现出反面影响和消极意义的人或事。批评报道与舆论监督，两者有相交叉的部分，也有不相重合的部分。批评报道的涵义相对较为狭隘，而舆论监督的涵义则相对较为宽泛。因此，将舆论监督与批评报道相等同显然是不恰当的。

按照新闻规律实施舆论监督，准确地讲就是，新闻舆论监督是由新闻传媒形成的公众舆论所发挥的监督功能。既然如此，它就必须按照新闻规律办事。在这里，新闻传媒要善于利用自己所作的报道形成起着某种监督作用的舆论。而实际情况是：报道播发了，并不就能形成舆论、舆论压力和舆论震慑力。其实，舆论监督，与其说是作为舆论工具的新闻媒体在起主要作用，不如说是借助新闻媒体所造成的社会公众舆论在起主要作用。笔者认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并不是新闻媒体，也不是其主管领导，而是作为受众的社会公众。

建立一种有效的舆论监督保障机制，需要有“硬”、“软”两个保障。所谓“硬”的保障也就是法律的保障。经过长期努力，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在我国，从事舆论监督工作的人，从根本上说是受到法律的强有力的保护的。但是，随着舆论监督工作实施力度的加大，由此而引起的纠纷或官司也急剧增加，原先的法律法规已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相应的新的法律法规，对舆论监督加以保护，是十分必要的，也势在必行。

相对于法律所提供的“硬”的保障而言，开展舆论监督工作还需要有“软”的保障。所谓“软”的保障，是指社会氛围和公众良知的支持，它是由领导层明断是非、新闻界所形成的合力、公众对坏人坏事的一致谴责这三个要素构成。因此，新闻舆论监督本身离不开舆论的支持，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据报载，1998年夏天，兰州市荣华商厦某总经理殴打因写批评报道的《兰州晨报》记者杨树森的事件发生后，其恶劣行径立即受到了当地新闻界以及市民们的广泛谴责，这就促使荣华商厦董事会立即采取了对该总经理撤职和向《兰州晨报》公开赔礼道歉的行动。这就充分说明，舆论监督本身离不开舆论的支持。（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