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汉炎
未曾想过将所写新闻作品结集的事。因为信息速传速朽，新闻报道每日每时大量产生也大量衰亡，当其主体价值新闻价值衰减为零之后，就只剩下存史、认识和审美的价值了，如果这些附丽的价值不大，结集也没意思。何况我的记者生涯集中在20世纪70至90年代，现在连20世纪都已作古，
但集团决定给一批同志出选集丛书时，我又同意了。就集团来说，这一壮举体现了对知识、劳动、创造的尊重，对干事者的鼓舞和对年轻朋友的激励，对人才战略的重视和对队伍建设的期盼，我忝列其中，又身在总编辑这个岗位，自不应推辞。只是怎样把这件事做得有意义一些，颇费思量。思来想去，忽然想到了遗体捐献。在即将告别新闻工作舞台的时候，或者可以把这当作一次郑重的“遗体捐献”吧。
这绝非故作惊人之语。
我从1964年进入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1972年分配到湖北日报“从一而终”，算来与新闻结缘40年了。40年中，我和我的同时代人一样，经历过地老天荒的极左年代，又见证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少年中国”之气象；荒废了人生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又好歹逮住了一条青春的尾巴；在时代和新闻的嬗变中付出了努力，作出过探索，又留下不尽的遗憾……生当中国历史、中国新闻史的重大转折时期，个人思想、新闻观和新闻实践、新闻作品都不能不带上时代的烙印，其成败得失自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就使得新闻作品作为新闻思想、新闻实践的结晶，在成为“遗体”时具有了某种解剖学上的意义。这个集子的作品以时间为序排列，以彰显年份即“新闻年轮”，就隐含某种解剖学意味。
马克思有句名言：“报刊年轻的地方，人民的精神也年轻”，反过来说也对：人民精神年轻的地方，报刊才年轻。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民精神最年轻的地方在农村，在神奇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青黄不接时》、《“三斤半”的变迁》、《春花流蜜》、《汉水听涛》、《老汉六十九，家道喜中兴》等等，就记述了鄂西北农村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其后农村改革风起云涌，向多方面展开，写大力发展水产的《江汉渔话》，写规模经营的《脱颖而出》，写双层经营的《一杆旗》，写商品经济的《扎根在希望的田野》、《彩蝶飞舞》、《党旗，在改革的潮头飘扬》等等，勾画出比较广阔的改革图景。但80年代中期继起的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城市体制改革似乎就没有那么顺当了（其实后来的事实显示，农村改革也历尽艰难），《海观山上话潮生》、《武钢：历史的规定性和创造历史的主动性》、《在落差中》、《在撞击中》、《在攀登中》等，就记录了更多的阵痛与思考。除改革之外，那些年的记者生涯中，我经历过一些大事件，如长江截流、经济过热、“91.7”型大暴雨、95年大洪水，也见证过一些生活中的小悲喜；采访过一些大工程，如葛洲坝、丹江口、二汽、武钢，也捕捉着生活中一些别有情趣的小镜头；采写过一些大典型，如李伯照、“两兰”、大别山的“八尊铜像”，也感动于许多可歌可泣的小人物。这些篇章中有我的观察、我的感受、我的思考，也有我的呼喊甚至是愤怒。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来自于生活的赐予，报道的生气源于改革开放激起的时代风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型期，也是新闻文风的重大转型期。把这些报道称作“遗体”，是因为从解剖中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律动，也可以看到新闻文风包括新闻思想、写作手法、表现形式发生的嬗变。
“文革”十年浩劫给新闻文坛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以“假大空长”为特征的帮八股践踏了全部新闻准则，颠覆了整个新闻界，公式化、程式化的写作模式使新闻报道面目可憎，无法卒读，使记者的创造性严重窒息，头脑一片空白，这是我做学生和记者亲身感受到的。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新闻界致力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这时候有两件事对我影响颇大，一是1978年我被从记者站抽调到省广播电视学校任教，两年中新的任务逼得我对头脑进行了一番比较认真的清理，对新闻八股进行了一番比较彻底的清算；二是重回记者站后，穆青关于打破死板沉闷新闻结构、提倡“散文化”（后改作散文式）的讲话传来，证诸正反两方面实践，我一下子成了“散文式”的热情拥护者、辩护者，也自认为是比较忠实的实践者。我驻十堰记者站后期采写的许多小通讯小特写，注重深入生活，注重观察感受，注重真情实感。写作方面，从标题到文字，从结构到语言，从基调、底色到“第一乐句”的寻觅与推敲，都可以看出对散文式的某种刻意追求。这些报道因比较富于生活气息，写法不拘一格，与盛行多年的八股反一调，很快得到编辑部肯定和同行的好评。
也正是这一段经过沉痛反思后的新闻实践，形成了我后来一直坚持的一些新闻观。如，我认为，记者最应该依恋的母亲是“生活母亲”，最应该建立的崇拜是“生活崇拜”，采访的本质不是别的，是记者对生活的发现。在具体采访中面对生活的时候，记者要特别注意观察和感受两个环节。我体会，观察主于景又不限于景，还由景入情；感受主于情又不限于情，还由情入理，只有观察感受并重，所写的报道才可能有景有情，入情入理，等等。
1983年调回编辑部后，活动的天地扩大了。其时农村第一步改革成功带来的狂喜，开始让位于各方面深化改革面临的阵痛，感性在无奈中寻求理性的帮助，于是深度报道之风渐起。在记者部、报社领导的提倡下，我并不十分自觉地融入其中，先后采写了《惊起却回头》、《海观山上话潮生》等深度报道和《大操大办陋习剖视》、《黄石市机构改革见闻》等系列报道。正是新闻不仅要反映生活、描绘生活，而且要说明生活、对生活下判断等思想和实践的日积月累，在新闻寻求突破、边缘学科兴起之时，我又成了新闻与美学的热情研究者。我艰难地涉足这片陌生的领域，希求给予一切不安灵魂所作的创新和冒险以美学上的阐释与支持，当然也给自己的采写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可惜后来因走上领导岗位实践机会不多，取得的成效不大，殊深为憾。新闻与美学研究给我带来一个意外收获，是对消息的认识。说来惭愧，作为新闻记者，我对新闻的主体消息素来缺乏认识和研究，而偏爱通讯。有一天，当我发现新闻美学仅仅以通讯为基础时，我懵了：这岂不是说明我的研究建立在沙滩之上！于是我痛下决心来研究消息，特别是西方的消息写作，一经研究，陡然发现，其实西方的消息写作是很美很俊很俏皮的，其断裂行文，倒金字塔结构，善用细节，引进人物，用好引语，克制议论，不写一句空话套话题外话，把意见隐藏在看似公平冷静的叙述中，把报道写成仿佛纯净事实的单晶体等等，深具平实委婉、文约事丰、意在言外之美。其消息如此，特稿即我们所谓通讯也是如此。怀着真诚的倾慕与学习的渴望，我除在《新闻前哨》开“中外新闻佳作赏析”专栏以事推介外，在消息和通讯写作中也努力作过一些尝试，集子中《废墟上的安宁》、《吴头楚尾话江防》等，可视作刻意借鉴模仿之作。它们见报后能得到读者和同行好评，我特别感到欣慰。可惜实践得太少了。
散文式——深度报道——新闻美学——借鉴西方，基本勾勒出我20多年记者生涯的业务历程，总的指向是走出八股，与时俱进，某些时候也曾走在前沿，所以得到报社和同行肯定，差可告慰平生。但把这些作品当作遗体解剖时，特别是拉开了一段距离来审视，也明白无误地发现诸多病变、病灶，令我汗颜。
有结构性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改革开放年代中国农村最深刻、意义最深远的改革，我也作过一些报道，可数量不多，深度力度不够；其他许多改革也是如此，尽管有的极具典型性，但只是略有涉猎，不曾深究。历史不可能两次趟进同一条河流。面对重大的历史主题、历史题材，为什么自己未能有更深入一些的思考，有更大一些的作为？范长江写《中国的西北角》、约翰·里德写《震撼世界的十天》，故事耳熟能详，为什么自己面对同样重大历史题材时忘记了这些故事，忘记了记者的责任？这涉及记者的“历史的自觉”，即对眼前新闻事件所处历史方位、所具历史价值的敏锐判断、深刻体认，以及由此而来的追踪到底的决心、百折不回的意志和开拓掘进、做深做足的能力。往事已矣，我们欣喜地看到，今天当历史在眼前爆炸的时候，跟踪、连续、系列、剖析式报道以及“地毯式轰炸”般的报道，会即刻滚滚而来。如果我们能多一些深刻、少一些炒作，一定会把历史抛得很远。
有属于新闻观方面的。新闻以时效为生命，尽管通讯的时效要求可以比消息略微放宽，但也应有明确的时间概念。很遗憾，那时我和大多数同志一样，还没有树立很强的时间观念，所以昨日新闻极少，“最近”、“前不久”一类该打板子的词反复出现。又如新闻尚简，精练是写作基本功，但我的很多报道长而又长，这在今天是不能容忍的。以上说明当年“正本清源”的任务并未完成，真正的新闻观念并未牢固树立，拼抢新闻的思想准备严重不足，更缺乏倚马可待的写作才能。
有属于新闻写作基本要求方面的。好发议论，爱抒发感情，好像不如此文章就没有做足、没有做出气势，读者就不可能明白理解、不可能被感动，自己就显示不出才华和才情。恰到好处的议论抒情当然是必要的，它会使报道大大增色；过多过滥的抒情议论反成为文章的累赘。回头审视，我在许多报道中主观的感受表达多了。它说明爱显示自己、教训别人的八股遗风尚存，冷静客观、用事实说话的基本准则未得到尊重，对比西方新闻的表达艺术、写作技巧，更觉脸红。
工作效率和写作速度问题。过去一张报纸四个版，做记者发稿的压力不大，采访写作可以慢慢来，采访的深入程度、写稿的细致程度强于今天，但工作的效率、完成的发稿任务与今天无法相比。那种工作节奏也影响了写作速度。看看今天记者们每月的发稿考核指标和由此带来的紧张程度、练出的写作速度，我对年轻的朋友们充满敬意。
最后，我也深感写得太少了。从本书目录可见，从大学毕业到收入本集的第一篇作品相去10年，表明极左路线的影响给我带来一大段业务上的空白。走上领导岗位后自我要求不严，极少参加采访写作，又出现一大段新的采写空白。这样一来，一辈子真正在一线采写、出作品的时间也就20年光景。这在
我个人已无法弥补，相信后来的同仁们会以我为镜戒。
（编辑：徐蟾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