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电视台 柯 泽 黄 海

大众传媒与娱乐有着天然联系。关于大众传媒的娱乐性，西方学者有过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述。1967年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威廉·斯蒂芬逊在《传播的游戏理论》一书中提出了“游戏说”，提出应该把媒介看作一种玩具，人们参与媒介就是为了游戏，从中获得愉快，因此媒介中充满了暴力、色情等低级趣味都是可以理解的，也不必不以为然。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文中提出了新闻媒介的第四大功能，即娱乐功能，作为对拉斯韦尔媒介功能说的补充。媒介产业的娱乐属性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

娱乐有其深刻的心理学根源。在佛络依德看来，追求快乐是人的本能，人们习惯于在幻想中去求得精神的满足，而不愿意依靠理性去辨别真理，大众也并不是生来就具备纯正的趣味，那些被现实力量所压迫和束缚的心灵更倾向于从色情、暴力、凶杀之类的低级趣味中去求得精神上的放松与发泄。现代媒介非常善于利用一般受众的这种心理特点，不遗余力地推销其“娱乐”产品，从中获取利润。正是在这一点上，大众媒介与娱乐发生了天然和必然的联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我国新闻行业的娱乐化一直受到有关政策法规的限制，新闻报道中更是不允许出现娱乐性成分，但80年代以来，随着政策环境的日渐宽松，特别是对传媒性质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情况也迅速发生了改变。娱乐功能被视作新闻传媒产业的一部分，大量的娱乐报道、娱乐版面、娱乐栏目开始出现，新闻报道也开始呈现出一定的娱乐化趋势，主要表现在：

1.名人报道。大量的有关名人访谈、名人追踪、名人视点类的报道开始出现，许多报刊栏目、电视栏目名为“人物”，实际上关注的是名人。名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成为报纸、电视追踪的热点。这些所谓名人的趣闻、轶事、爱情、隐私成为媒介爆炒的热点，一些中外伟人也难以幸免。政治名人、科学名人、工商名人都成为不太严肃的炒作对象。

2.影视名星。这是一个被爆炒得几乎白热化了的领域。大凡什么影视片开拍、什么片子得奖、何人搞同性恋、何人逃税、何人自杀、何当红明星殴打孕妇等之类，有些是被他人恶意炒作，有些是自炒以提高身价，有些甚至不怕自暴隐私或自编丑闻。此类报道铺天盖地，并形成潮流和产业。

3.赛事炒作。各类选美比赛、模特选拔、声乐比赛、歌舞比赛、主持人大赛等遍地开花，实际上还是庄家炒作，其目的还是为了吸引受众、丰富“新闻源”。例如中央电视台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搞几场比赛，通过这些赛事制造新闻，拉动广告。除此之外，一些体育赛事也被刻意策划出来，如“飞黄”（柯受良飞越黄河）、“飞洞”（飞机穿越湖南山洞及浙江桥洞）均属此类。每当此时，大报小报跟风炒作，大台小台跟风播出。

4.各类花边新闻、趣闻奇闻有增无减，特别是在风涌而起的各类都市报、晚报中此类新闻更是蔚为壮观。如：何地猫被老鼠所食、何家花盆坠地伤人、何地八旬老汉生子、何家的桃花常开不谢之类。

5.带有色情、暴力、犯罪内容的新闻。这些新闻都被冠以法制新闻、社会写真之类的美名，热衷于对所谓大案要案的跟踪报道，对细节的详细描绘。

新闻报道娱乐化的出现，是我国社会转型及媒体观念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首先，娱乐化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要。过去我国传媒被限定在“宣传”的最小范围之内，不承认媒介的信息功能、娱乐功能，严重影响了新闻传媒的正常发挥。目前的新闻娱乐现象立足于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意味着我国传播媒介由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进一步转移，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媒介变革。其次，媒介经营性质及观念的改革必然导致新闻娱乐化。长期以来，我国传媒受计划经济影响，只强调其政治属性，不承认其产业属性和经营属性。今天，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的产业经营属性凸现出来，同其它行业一样，新闻业也必须面对市场，必须通过生产适销对路的新闻产品，提高自身的发行量、收视率；一些媒体片面地认为，大量炮制娱乐新闻是提高发行量和收视率的“杀手锏”。新闻娱乐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娱乐报道成本相对低廉，同时还可以规避由于过多涉足严肃报道，如反腐报道、舆论监督报道所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

但是，必须认识到，新闻报道的娱乐化有一个“度”的问题。首先新闻报道必须坚持以严肃新闻、重大新闻为主，新闻以提供真实信息为本，这些信息应该更加有助于受众清楚地认知环境、认知社会，任何时候严肃新闻都是“硬新闻”，而娱乐新闻只能处于次要地位，起调节情绪、唤起情趣之类的作用。此外娱乐新闻应该坚持高尚的趣味。目前大量的娱乐报道偏离了正常的方向，一味追求猎奇、隐私、暴力、色情等低级趣味，危害社会。（编辑：徐蟾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