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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采访组] 荆楚大地涌春潮(图)


(2004-12-17 06:40:22)

人民日报赴湖北采访组

奔腾东进的长江吟诵着气势恢宏的乐章,而纳百川千湖的湖北段是其中秀美的诗篇。江山多娇、文化灿烂,千百年来长江记录着白云黄鹤之乡的沧桑变迁,更见证着荆楚大地广大干部群众抓机遇求发展的光荣与梦想……

面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机遇,湖北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三年有明显变化、五至七年有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走在中西部前列”的奋斗目标。

初冬时节,乍寒乍暖,我们走进湖北,冒着丝丝冬雨,寻访荆楚人民探索前行的足迹。

转变思想观念,创新发展理念——为“崛起”打好思想基础

对中部来说,2004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酝酿已久的“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提升为国家战略,正式写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如早春惊雷,如惊涛拍岸,激起亿万人民心中的千层浪花。湖北上下,干部群众,兴奋之情更是溢于言表。

湖北对中部崛起有太多的期盼。当东部发展蒸蒸日上、西部开发如火如荼、东北振兴紧锣密鼓之时,中华文明传承发展的心腹之地———中部地区却不得不面对“塌陷”的窘境。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湖北就发出过“崛起”的呼声,虽然20年来没有停止过追赶的步伐,但由于种种原因,湖北还是错过了一些发展机遇。“不东不西、不是东西”,湖北人自我解嘲;“政策边缘”、“中部塌陷”,湖北人扼腕叹息!“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我们要以强烈的进取精神,扎实的工作作风,抓住机遇,顽强拼搏,扎实苦干,经过艰苦努力,把‘中部塌陷’的帽子扔到长江去。”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俞正声满怀激情,道出了6000万湖北人民的共同心声。

时不我待,机不可失,而激动兴奋之余,是深深的思索:

打开中国地图,湖北坐拥龙脊,长江黄金水道,京珠、沪蓉高速公路,京广、沪蓉铁路,承东启西,贯通南北;70多所高校比肩,50多位院士常住;武钢等大企业国内外闻名,粮食主产区“喜看稻菽千重浪”……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雄厚的科教力量、良好的工农业基础,没能充分转化成经济发展的优势。湖北的差距在哪里?

2003年以来,省直部门领导和各县、市干部多次到江苏、浙江、广东、上海考察学习;“中部创新论坛”、“焦点湖北”、“东湖论坛”等研讨会相继召开;“人人都是投资环境”等大讨论,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对比反思中形成了共识:造成湖北发展不够的根本原因不是条件不好,而是思想解放不够。从此,少了妄自尊大,多了干劲信心。

2004年7月21日,省委八届五次会议对进一步加快湖北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作出了规划和部署,提出“打基础、管长远”的发展思路,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确保粮食生产,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不奢望短期内缩小与东部沿海的差距,而要在思想解放程度、改革开放深度、工作落实力度上全力突破。早在两年前,省政府就果断取消“经济十强”评比,建立对县、市信用等级的考评制度。“要有目标,但不能压指标;要有比较,但不能盲目攀比;要有危机感,但不能浮躁”,俞正声同志的“三有三不”已成为各级干部的座右铭。

加大改革力度,推动难点突破———为“崛起”打造体制基础

对比东部沿海,工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困扰,是制约中部经济发展的难题。破解难题离不开体制创新,创新体制关键在深化改革。从“机构瘦身”到“简政放权”,湖北用“不到黄河心不死”的“犟”劲,攻坚碰硬,同步推进20项重大改革。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之实,超出以往。

湖北是中国近代制造业的发祥地。100多年前,张之洞在汉阳兴办铁厂、兵工厂,“汉阳造”声名远播。新中国成立后,湖北建成“武重”、“武船”等一批“武”字头大企业,以及被称为“一二三”巨人工程的武钢、二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湖北造”风光30载。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沿海制造业迅速兴起,老工业基地却在市场经济中举步维艰。

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湖北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国企改革是重中之重。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快战略性重组步伐,“2004年内基本完成省属工业企业改制改组和管理体制调整。2至3年内基本完成国有大企业的改制工作。”省委、省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明确了攻坚的时间表。

在去年投入7亿多元的基础上,今年湖北又筹集5亿元支持省属企业改制。目前,85家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已有80家进行了公司制改造,71家整体或主体部分改为多元持股的股份制公司。一批大型国有企业成为混合所有制,一批国有骨干企业转制为民营,一批民营企业成为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改变着湖北国有经济比重偏高的状况。资本要素进一步向优势企业,以及具有发展前景的汽车、钢铁、石化、电子信息、食品等八个行业集聚。东湖之滨的武汉·中国光谷集中了7000多家企业,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光通信生产基地和激光产业基地,培育了一批品牌产品,在湖北高新技术产业格局中发挥了龙头和辐射作用。

武汉市硚口区,改革开放之初因“天下第一街”汉正街而名扬四方,改革中它因地制宜,走出了“整合资源,盘活存量,工贸互动”的新路。“去年6月汉正街都市工业区启动后,我们成片改造停产老企业‘修’巢引凤,厂房改造成本每平方米只有280元左右。而后,通过引入龙头企业进行高位嫁接、并购重组、依法关闭破产等,彻底转换机制。”工业园区负责人熊建明介绍说。目前,已有9家国有企业整体改制退出,3家国有企业实现改制、嫁接、重组。新引进民营企业34家,18家开工生产,提供就业岗位4560个。

大型国企改制、民营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中小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三驾并驱”,引领着湖北工业在破与立中走向复兴。今年1—10月,湖北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362.56亿元,同比增长22.6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和年初预计目标。科技进步贡献率达40%。“湖广熟,天下足”,描述着鱼米之乡的繁荣与富庶。但在卖粮难、负担重的风风雨雨中,广阔的江汉平原承载着太多的忧愁,出现了不和谐的“变奏”。

深化税费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推进乡镇配套改革、化解村级债务……湖北以改革为动力,以破除体制性障碍为突破口,努力建设现代农业。在“稻米第一县”监利,省委书记俞正声轻车简从10多次调研的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强力推进的税费改革给农民带来了很大实惠。

在监利县双湾村,村民李功新拿出负担卡告诉我们,现在每家要缴的费用在这张卡上记得清清楚楚。税费也从过去的每亩200元至300元降到了100元以内。为防止农民负担反弹,湖北又积极推进乡镇综合配套改革。严格限定乡镇机构设置和行政编制,除农村中小学校、卫生院外,乡镇其他直属事业单位要在清退非在编人员的基础上逐步转为财政支持的服务组织,走“以钱养事”的路子。

支农扶农政策多,农民得到实惠多,热情高涨。今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扩大330.8万亩,增产51亿斤,增幅达13.3%。1—9月,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幅同比加快16.6个百分点。其中,种田收入增长额占农民新增现金收入的76.5%。

攻坚解难中,各级政府机构深化管理体制改革,用硬措施治理软环境,更体现出抓机遇求发展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省级机关提出“凡是可以下放的权力一律下放,凡是可以取消的收费一律取消,凡是可以精简的审批一律精简”。继去年对20个县扩权,下放239项审批权限以后,今年又对52个县、市实行财政省直管县体制。武汉市出台《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后,一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问题,如阳光收入、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等取得阶段性进展。今年,又设立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定期召开新闻发布会,提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依法行政意识。

各地还大力推行“一站式”、“一条龙”办公,跟踪重大项目,用高效优质的服务留住慕名而来的创业者。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就令仙桃亲亲集团总经理林清华十分感动:“今年9月,我们要扩建污水处理中心。立项和设计提交市里后,大家预想跑审批恐怕需要一两个月吧。没想到,通过市里的一条龙服务20天就开工了。市里还帮助修改设计,推荐设备,节省开支20多万元。”“制约发展的瓶颈逐步缓解,让湖北人民看到了光明前景。两江交汇,三镇鼎立,大江东去,气势磅礴……”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陈训秋用诗一般的语句抒发着荆楚儿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投身伟大事业的豪迈激情。

变水害为水利,办交通求畅通——为“崛起”打牢硬件基础

九省通衢,襟江达海,湖光山色,一直是湖北的骄傲,也一次次带给荆楚人许多梦想。然而,当“区位优势不等于经济优势”、“环境也是竞争力”的观念渐入人心,当“创造优美环境”、“释放环境魅力”的口号变成行动时,一个更加靓丽文明、活力四射的湖北走到世人面前。

长江、汉江、清江、丹江……奔流在18万平方公里的荆楚大地上。湖北自古就因水而兴,因水而忧。追溯历史,湖北洪灾频繁,全省一半的人口和耕地、80%的农业产值、78%的工业产值、武汉等重要城市及一些重要交通干线受到洪水直接威胁。特殊的水情,决定了水利的重要作用。“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和支持下,我们以注重水利建设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科学治水观,构筑防洪减灾、水资源供给、水环境保障三大体系,实现了防洪经济效益、环境生态效益和社会综合效益的统一。”省水利厅的同志自豪地说。目前,长江干堤加固基本完工,干堤普遍加高1.5米至2米,堤身加宽4米左右,筑就了“一堤一路、两林护岸”的水上长城。正在建设的三峡工程逐步发挥防洪效益,长江水患得到缓解。

傍晚,漫步在灯光灿烂、绿树轻摇、喷泉幻妙、乐音缥缈的汉口江滩,湖北治水防汛的成绩变得具体而又生动。从武汉客运港到长江二桥,3.44公里的水景岸线和总面积达62万平方米的林带,如一块碧绿的翡翠熠熠生辉。沿着滨江景观“主轴”,堤防观景带、生态护坡带、市政广场区、园艺景观区依次延伸,构成了人与自然相和谐、城市与大江大河相融合、文化与风景相映衬的优美画卷。稳固的大堤不仅筑起了湖北的生命线,也改善着沿江地区的投资环境。

湖北交通具有独特优势。但去年的一组统计资料,却让津津乐道区位优势的湖北人焦急起来:高速公路居中西部第五位;村公路通达率居中西部第六位;公路运输各项指标在中西部居第五至第十位。前有标兵后有追兵。近年湖北交通虽有进步,但发展仍然不够。“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后,湖北提升交通发展水平的社会积极性再次高涨。2002年,吸收民间资金52.55亿元,建设荆宜、荆东、樊魏高速公路,建设里程达176公里。2003年,引资建设高速公路和长江大桥共1120公里。按照“谁积极就支持谁”的原则,大力推进通村公路建设和客运网络配套建设。“公路修到家门口,站棚设到家门口,班车通到家门口”,农民的致富路越走越宽。在宜昌市点军区,蔬菜种植大户陈友美告诉我们,“三峡工程保平安,夷陵大桥改变了出行难。从乘船改为乘车,方便多了,信息也多了。我按照城里的餐桌搞调整、赶行情,0.7亩蔬菜地一年收入6000多元。”墨矶山村农民谭振邦说,三峡工程和交通改善带来了人流、物流和旅游热,于是办起了农家乐餐厅。“现在,在点军区的农家乐一条街上,有36家农家乐酒店,年销售收入5000万元,村里的2000多人因此而致富,年人均收入由1000元变成了5000元。”

水路畅通,陆路延展。由改善环境带来的“磁场效应”激发着经济发展的蓬勃生机。

探寻优势组合,激发区域活力——大与强、多与活的交响

翻阅湖北色彩纷呈的发展图画,以武汉为圆心,以100公里为半径,黄石、鄂州、黄冈、咸宁、孝感、仙桃、潜江、天门围成的“1+8”城市圈引人注目。“九省通衢的区位、工业基础、人才基础,使武汉具有不可替代的‘节点传导效应’”,武汉市市长李宪生说,“在资源全球配置的大背景下,武汉要通过重振现代制造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现代服务业,发挥出比较优势,更好地发挥大城市的聚散功能。”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城市,拥有不平凡业绩的工业重镇武汉,理应成为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支点。这就是武汉的位置。

在从“大”到“强”的跨越中,武汉向世界敞开了宽广的胸怀。去年9月,国内汽车生产巨头东风集团总部迁移武汉后,东风本田、东风标致、中誉汽车相随而至,武汉成为拥有60万辆产能以及庞大产业链的汽车基地。截至目前,在这里兴建分支机构或办事处的国际财团和金融机构达110家,世界企业500强中已有50家登陆武汉。

在“聚”的同时,武汉也将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辐射到周边8城市。以大企业、大项目为依托,产业对接在多个层面展开。武烟集团在襄樊、咸宁、黄冈乃至全省范围内实行兼并重组,全省卷烟产能分散、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得到根本改善。武钢、鄂钢联手,并在大冶和黄石建成大型球团矿生产基地……“1+8”的后面是一个个充满生机、蓄势待发的产业集群。

人们说,过去的武汉,“一枝独秀”,但形单影只,显出独木不成林的寂寞。而现在的武汉城市圈,“众星捧月”,星光灿烂,展现出互动发展的良好态势,带动了全省县域经济的发展。

谈起打造“湖北温州”的发展轨迹,仙桃市委书记马清明十分感慨:“5年前,一次市委常委扩大会从早晨持续到深夜,最后大家统一了认识,在保持国有经济控制力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目前,仙桃民营企业已发展到2400多家,个体工商户达4.5万户。按照打造轻纺名城目标,这些企业围绕纺织、化工、无纺布卫材等主导产业扎堆发展,实现了从简单制品加工到生产原料和深加工的跨越。在龙头企业带动下,彭场镇建起无纺布生产厂家150多家,成为全国无纺布制品加工出口第一镇。

近年来,湖北明确提出县域经济以民营为主体,走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民营经济成为机制最活、发展最快、贡献最大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湖北74个县(市、区)实现生产总值1599.77亿元,增速高出全省平均水平1.07个百分点。“1.07”看上去并不显眼,但在湖北县域经济发展史上,却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打优势仗,走特色路,武汉与越来越多的“仙桃”合奏着大与强、多与活的交响。

远看无陡峰,身临江潮涌。抓机遇、抓改革、抓基础产业、抓基础设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湖北干部群众,在发展的“马拉松”赛中,迈出了非常坚实的一步。有人预言,按照梯次发展的规律,到2020年以前的16年应当是中部地区崛起的时期,是中部追赶沿海、加速发展的时期。展望未来,湖北的干部群众充满信心:只要认真做好打基础的工作,就一定会在本世纪头20年,把湖北建设成为我国中部重要的现代制造业聚集区、高新技术发展区、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区、现代物流中心区,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大江东流去,风正一帆悬。在求变中奋起的湖北,必将挺起脊梁,伴随着长江激昂澎湃的旋律,托起长江经济带的巨龙。(原载2004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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