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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兴学的人才群体


(2004-12-16 21:28:29)

    建立一支数量可观,质量合格的师资队伍是实现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轨的必要条件之一。作为武汉早期教育代化总设计师的张之洞对新式学堂师资队伍的建设是相当重视的。1902年,他在筹守湖北学堂规模的计划中,就把培养师资学堂列为举办各级各类学校的重点中的重点。为造就高质量和数量巨大的师资队伍,他甚至取消在武汉地区举办大学堂的计划,将两湖高等学堂改制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张之洞还通令各府,不具备条件办普通中学的,一律将府中学堂改为初级师范或师范传习所。由于师范学堂培养周期较长,在新式师范生毕业前,武汉地区新式学堂教习大体由以下3种群体组成。

    一是有传统功名或旧学根基扎实的老生宿儒,他们主要担任学堂修身、讲经读经、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中学”课程的教学。如改制后的两湖书院从1896年到1902年间的4位监督中,梁鼎芬、黄绍箕为进士,蒯光典、王同愈为翰林。这一时期担任中学课程教学的教习中,教史学的姚晋圻、沈曾植为进士,教经学的马贞榆为廪贡生,教地理的杨守敬是举人,教兵法史略学的陈庆生是优贡生。再如两湖师范教习中,取得举人以上功名的有杨宏发、王如恂、尹潮、王廷梓、刘尚垣、叶恭绰、雷豫钊、张继煦、李铸等;廪生有金华视、黄鹄翔、周龙骧、李右佑、黄乾元等。还有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也在两湖书院任过教职。这批任教于新式学堂的饱学之士,虽然不少人对新式学堂体制特别是大量引进西学存有种种偏见,但新式学堂的学生毕竟从中学得了不少必备的中学知识,因此,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过渡时期,这些任教于新学堂的士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是通过各种途径涉猎或精研西学的新式知识分子,多为年轻俊秀。包括留学生、出使随员、洋务企业内的科技人员等。如两湖书院算学教习华蘅芳为近代中国算学泰斗,曾在江南制造局附设翻译馆担任过翻译工作;另一算学教习汤金铸曾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两湖师范教习中,留学日本的即有吴赐侯、金昭、张铭、苏钟心、权国垣等。后成国著名地质学家的李四光1903年赴日本留学,1910年学成毕业,回鄂任教于中等工业学堂并兼任该学堂工场场长。再如自强学堂总办张斯栒曾任驻英使馆翻译;提调钱恂曾赴日本监督出洋学生。各种统计资料均显示,湖北地区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学教育和回国后任职教育界的占有相当大比重。1902年,为适应湖北学堂师资的需要,曾选派两湖、经心、江汉书院学生31人赴日本专习师范。这批早期的“西学通”对于新式学堂的发展,对于西学的大量引进起了重要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这批新知识分子群中的不少人对西学涉足不深,本身水平有限,这是湖北武汉早期教育近代化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

    三是外国教习。据目前所知,清末武汉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新式学堂中,最早聘请的外国教习为英国牛津大学硕士HENRY H?R?binson(骆丙生)和Low Kuo –Jui,他们至迟在1895年以前即来汉,任教于汉阳铁厂附设的化学学堂。以培养外语人才为目标的自强学堂更是大量聘用外国教习。据统计,19世纪90年代,这所学堂即有俄、德、日、英4国的8位教习先后任教,占学堂教习总数的一关。为了农业知识的传播,还引进15位教习先后任教。这些外国教习在农务学堂等校任教,传授专业知识,培育农业人才。他们还到鄂东南、鄂西北调查农情,提出调查报告,协助湖北政府设立农桑、棉花、林业、菜叶试验室,引种美国棉花,从事科学试验,取得了一定效益。湖北工艺学堂也聘用2名日本工师,2名日本教习。湖北省学务处编的一套《师范教育丛编》的教科书,共11册,也是由日本教习和日本专家所编的,该丛书由湖北留日学生译成中文,在日本印刷运抵中国。我国第一所幼稚园——湖北幼稚园聘请了3位日本教师担任保育员,负责教育儿童之责。

    20世纪初以后,随着武汉地区新式学堂的大规模设立,更多的外国教习络绎来汉。据日本方面统计,1903—1918年,当时湖北的日本教习51人,人数之多在全国居第5位,仅次于北京、河北、江苏、四川。日本人实藤惠秀著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的统计,在日本教习来华全盛期已经过去的1909年,武汉地区有日本教习任教的新式学堂即有两湖师范学堂、农务学堂、文普通中学堂、湖北商业学堂、湖北法政学堂、方言学堂、湖北女子师范学堂附属小学堂幼稚园、铁路学堂、武备学堂、武昌高等巡警学堂、仕学院等11所。至于来汉任教的外国教习总人数很难具体统计。清末驻汉口总领事水野幸吉所著《汉口》一书,对日本人在汉各新式学堂任教的人数作过粗略调查,可作管窥;两湖师范学堂2名;武昌师范学堂1名;湖南师范学堂1名(兼任);湖北文普通中学堂2名;武昌幼稚园3名,共计29人(7名兼任)。如果将其与《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对照,可以看出水野幸吉的统计是不全面的。事实上,在武汉地区聘请外国教习鼎盛期的20世纪初,在汉任教的日本教习的数目要大得多,至于所有外国教习的总数更大。据台湾学者苏云峰的统计,迄宣统二年(1910年)湖北全省共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61人,大冶水泥厂有德国技术人员5人,连官砖厂亦有英国人哈里森(Harrison)担任首匠。轻工业部门的织布局,聘有英国工程师金生(J.Dickenson)和摩里斯(R.Morris)等3名纺织专家,制麻局亦聘有西洋工师和日本工师艺徒。湖北自从张之洞开延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之风气后,影响及于民间,连商人林友梅1906年在武昌设耀华玻璃公司时,也聘请了英、德两国的技师共同设计,又雇请2名英国技师负责生产工作。
聘用外国人较多的是军事部门。1894—1910年,湖北共聘外国军事教习52人,其中1908年以后的仅4人,故其余48人均为张之洞督鄂时所聘用。外国军事教习中,除最先为6名德国人,宣统年间亦有3名德国人之外,其余均为日本人,多达40余名。这些外国军事教习,任总督军事顾问者3人,安排在护军营3人,武备学堂9人,将弁学堂6人,陆军特别小学19人,陆军中学3人,海军学堂2人,军医学堂4人,测绘学堂3人。聘期一般为2年,少数延长至四五年,但有2名德国教习,即法勒根汉(E.VON Falkenhayn)和根茨(B.Genz)的聘期长达8年。这些军事教习的月薪依其原有官阶而定,从100两至500两不等,但明显比在工厂任职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200至300两)两偏高,可见张之洞重视军事教育。

    在非军事系统的新式学堂里,张之洞先后聘请外国教习二三十人,其中也以日本人居多。其他各种部门和事业单位先后亦聘有外国专家二三十人,他们广泛地分布于铁路、海关、电报等部门。

    格拉塞是德国的一青年工程师,以向外国泄露了军事机密,被发觉无法在国内立足,乃投奔中国,被张之洞重用,并以500两纹银征得一日本女子为其妻,又在黄土坡(今首义路)特建一略有西式风格的房屋居之。格拉塞对湖北新的工矿企业贡献颇多。民国时,他在外国语专门学校及中华大学教德文,门弟子甚众;早期中国共产党员瘳焕星(湖南衡阳人)等为其学生。大革命后在中华大学任德文教授时还很健康。抗战前他才举家回柏林。这些外国教习和专家对于传播西学,推进武汉工业、教育、军事的早期现代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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