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出身于官宦之家，本人科举及第又早，很少知道稼穑的艰难与寒士的困窘。他常说：“未必一个人二三十两银子都没有么？”加上他心性高傲，创办新政，讲究排场；爱好玩赏古董字画碑帖；经常请客宴会，诗酒流连；喜欢送礼赏赐，所费不赀。如此，一年到头结算下来，往往入不敷出，陷于窘境。到年关时手头拮据，张之洞便命人拿物去当铺典质。
清末年间，武昌“维新”等大当铺有一行情：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当200两银子，并不开箱看内里是什么东西，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银根松动，督署再用银两赎回箱子。当铺则赚一笔可观的利息。总督典质，这在清末官场也是奇闻一桩吧。
再者，张之洞的一位弟子傅岳（字治芗，武昌人，民国时任北京师大教授）曾述及张之洞身后的情况：“张去世后，谥文襄，无遗产，家境不裕。他的门人僚属都知道这种情况，所以致送赙仪都比较厚重，总计亦不过银万余两而不足二万之数。张家所办丧事也就全赖这笔钱，治丧下来所剩无几。一生显宦高官，位极人臣，而宦囊空空，可称廉介云云。”
辜鸿铭也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何以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