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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国际性城市的发展历程与前瞻


(2004-12-15 23:00:10)

武汉大学  陈  锋

     内容提要

     武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城市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盘龙城时代。明代中期以降,随着汉口镇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格局。明清时期的汉口是全国四大名镇之一,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但当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从武汉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汉口开埠是一个重要的界标。汉口开埠后,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性城市向开放性的国际性城市迈进。1889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武汉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的界标。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武汉的现代化进程在各方面次第展开,汉口成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由于武汉的地理环境和武汉的历史发展,武汉具有区位优势、水资源优势、交通优势、商贸优势、科教优势等五大优势。武汉在21世纪的发展定位,应该充分考虑已有的优势和潜在的优势,以“五个中心,全面发展”为指向。“五个中心”是指交通中心、商贸金融中心、科教中心、信息中心、工业中心,这五个中心是武汉建设国际性特大都市的重要支撑,缺一不可。但是,作为现代化的城市,只靠这些中心还不够,还必须有环境、市政、文化、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

    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因果进程,历史的武汉是今日发展之基础,现在的武汉亦折射出历史之影像。考察武汉城市的发展轨迹,并在此基础上作一些前瞻性分析,对武汉国际性大都市的建设,或许有所裨益。

   

    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已经证实,武汉的历史源远流长,其城市(城堡、城邑)的源头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盘龙城时代。明代中期以降,随着汉口镇的兴起,最终形成了武昌、汉阳、汉口鼎足而立的武汉三镇格局。同时,因商而盛的汉口镇的出现,也使武汉具备了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多位一体的综合城市功能。

    明清以来,汉口商业繁剧,既聚集各路商帮,又中转各色货物,汉口不但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市镇,亦服膺全国四大名镇之名。“汉口”几成为武汉的代名词。以汉口为中心的武汉在全国的地位和知名度从而大为提升。

    大要说,明清时期汉口的兴盛,是以商业贸易为起始的。这首先得利于它的区位优势。在汉口未名之前,明代人已注意到湖北的区位优势:“大江以南,荆楚当其上游,……其地跨有江汉,武昌为都会。郧襄上通秦粱德黄,下临吴越,襟顾巴蜀,屏捍云贵郴桂。通五岭,入八闽。其民寡于积聚,多行贾四方。四方之贾,亦云集焉”[i]。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因汉水改道而出现汉口。嘉靖年间正式设立汉口镇后,汉口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得以快速发展[ii]。即如方志所称:汉口“当江汉交汇之处,水道之便无他埠可拟。循大江而东,可通皖赣吴越诸名区,以直达上海。循大江而南,可越洞庭入沅湘,以通两广云贵。又西上荆宜而入三峡,可通巴蜀,以上溯金沙江。……所谓九省之会也”[iii]。从此,湖北的大区位优势更彰显于汉口一地。此外,湖北及邻省的经济发展,也促成并加快了汉口的商业繁荣。如所周知,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贸易是以米粮、食盐、棉花、棉布、茶叶、药材、木材等为主干的。以米粮而论,是时,湖北及周边的湖南、四川等省的粮食产量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出现了“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湖北、湖南、四川等省所产之米粮下销江南、闽广各省,都要通过汉口转运,“粮食之行,不舍昼夜”[iv]。汉口成为米粮流转中心。应该说,米粮的大额贸易,是汉口进一步鼎盛的重要因素。没有疑问,明清时期汉口的商业繁荣以及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使汉口成为内陆特大型的市镇和全国性的商品市场。这也就是康熙时的著名学者刘献廷所说的:“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焉转输,虽欲不雄天下,不可得也”[v]。

    尽管如此,明清时期(鸦片战争前)的汉口还只是一个典型的商业性市镇,与国外也基本上没有商业往来,是时的汉口或武汉尚不具备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内涵和特质,离国际性城市也还相距甚远。

   

    从武汉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国际性城市着眼,1661年的汉口开埠[vi],是一个重要的界标。汉口开埠后,英国最先与汉口通商,外国各路商人也“立即趋之若骛”[vii],美国、法国、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先后来汉通商[viii]。与此同时,外国商人也开始在汉口开办原料加工厂,如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中所说:“一八六一年汉口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俄人乃(于一八六三年)在此建立其砖茶工厂”[ix]。据统计,至张之洞督鄂前,外商在汉口开办的原料加工厂有如下数家[x]:

            1863年俄商开办的顺丰砖茶厂

            1866年俄商开办的新泰砖茶厂

            1872年英商开办的汉口砖茶厂

            1874年俄商开办的阜昌砖茶厂

            1875年英商开办的金银冶炼厂

            1876年英商开办的汉口压革厂

            1876年英商开办的隆茂打包厂

            1880年英商开办的平和打包厂

            1887年德商开办的美最时蛋厂

            1887年德商开办的礼和蛋厂

    这些原材料加工厂的开办,又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可以认为,汉口开埠后,外商的涌入以及与外贸密切相关的外资企业的兴办,都促使汉口渐次由内陆型的封闭式城市向开放式的国际性城市迈进。

    当然,这种城市的转型,还只是初始性的。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的城市转型始进入关键时期。

    1889年张之洞的督鄂,是武汉历史发展的又一个重要界标。苏云峰所谓“张氏抵鄂之年,应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xi],虽是就湖北而言,实则依武汉立论。

    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年),武汉的现代化进程在各方面第次展开,国际性城市的轮廓开始显现。

    首先,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方面来看,以汉口的米谷年均流转量为例,张之洞督鄂前的1881-1890年为67 362担,1891-1900年即增长为507 630担,1901-1910年更增长为1 073 185担[xii]。增长幅度明显。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xiii]。从国际贸易商埠方面来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1908年曾达到37 223 831关平两,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1910年曾达到135 299 167关平两,在全国四大商埠中位列第二,仅次于上海[xiv]。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xv]。武汉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此一时期外商的大举进入也有密切的关系。据统计,1892年在汉的洋行户数为45户,人数为374人,1901年洋行户数为76户,人数为990人,1905年洋行户数达到114户,人数达到2151人。除洋行外,还有许多外国商号。1905年,汉口洋行和外国商号最多时达250家,其中日商居首,有74家,英商57家,德商54家,美商22家,法商20家,俄商8家,丹商5家,比商、印商各3家,瑞商2家,葡商、菲商各1家[xvi]。

    其次,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起步,并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1890)、湖北枪炮厂(1890)、湖北织布局(1890)、湖北缫丝局(1894)、湖北纺纱局(1895)、湖北制麻局(1898)等11个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 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

    其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武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等等,则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在“游学”方面,湖北是晚清派出留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到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 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一如端方在光绪三十年(1904)所奏:“近日中外教育家,往往因过鄂看视学堂,半皆许为完备。比较别省所立,未有逾于此者”[xvii]。

    其四,外国银行来汉设立分支机构,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汉口开埠之初,武汉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机构,1861年英国汇隆银行在汉口设立分支机构,开外国银行在武汉开设分行之先河。此后以迄张之洞督鄂前,先后有英国麦加利银行(1863)、英国汇丰银行(1866)、英国有利银行(1866)、法国法兰西银行(1876)、英国丽如银行(1877)、英国阿加刺银行(1880)等在汉口开设分行。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1897)、中国银行(1905)大清银行(1906)、浙江兴业银行(1906)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xviii]。

    其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武汉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芦沟桥至武汉)铁路的修建,所以张之洞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武汉的地位更加凸显。一如孙中山所说:“武汉者,……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而中国最重要之商业中心也。……汉口更为中国中部、西部之贸易中心,又为中国茶之大市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四省,及河南、陕西、甘肃之各一部,均恃汉口以为与世界交通唯一之港。至于中国铁路既经开发之日,则武汉将更形重要,确为世界最大都市中之一矣。所以为武汉将来立计划,必须定一规模,略如纽约、伦敦之大”[xix]。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xx],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阶位。

    无疑,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的迅速发展,是武汉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示,也使武汉的国际性城市进程经历了一个关键时段。

   

    明清时期,特别是张之洞督鄂时期,武汉形成了她的风骚独领的特色――由商业名重天下到全方位综合发展。由此,武汉也铸就了她的历史辉煌。

    窥察历史,我们所能得到的启示是什么呢?

    就其要者,可以归结为三:

    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武汉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这就是《汉口小志·商业志》已经指出的:“汉口贸易年见繁盛,盖以运输便利也,此地为中国全国之中心,水路四通八达,……中国内地商务实以此地为要冲”。1949年出版的《武汉概况》也明白表述:“汉口为国内主要的物资集散城市,向有九省通衢的称号,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甘肃、陕西、云南、贵州物产,都集中于汉口而为分配,九省需要物质亦经汉口取给。商圈的广大,国内很难找出第二处”。可以认为,明清时期商业的繁盛,主要是凭藉了这种条件。张之洞督鄂期间商贸的扩大与国际性商埠的形成,也与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当时的国际贸易以间接性贸易为主、以直接性贸易为辅,也是限于地势)。

    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能干他想干的事。换句话说,没有张之洞也就没有晚清武汉及湖北的发展。用“人来政兴”概括是贴切的[xxi]。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武汉开埠后,却没有像上海、广州、天津、南京那样发生显著的变化。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1884年,湖北总督卞宝曾筹建湖北机器局,但胎死腹中),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即使是有传统优势的商业也无法与后来比拟。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实际上,关乎此点,时人已经注意到:“武昌无疑将成为中国极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自从张之洞调任湖广以后,已将他原来打算在广州进行的一些庞大建设计划全部移到了武昌”[xxii]。近代武汉的发展滞后与经济的第一次腾飞视主政者为转移。

    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新的事业或社会经济的新发展,必须要有新的政治机制予以保证。张之洞任职两广时,即已筹谋“效西法图富强”的新政,只是没有督鄂时的力度大。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出于工作需要而设[xxiii]。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从新设机构的性质来说,属于教育、文化的机构3个,属于财政金融的机构5个,属于军警司法的机构6个,属于农工商及交通管理一类的机构最多,达23个。也明确标示出张之洞兴办实业的努力。有些机构的设置,在全国具有示范性,如1902年为推广新学制而设立的“学务处”,比清廷的有关规定早了一年多。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

    复原历史和描述历史,是历史学者的本职;进行历史的抽象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是历史学者的责任。由前述武汉的发展特色和优势以及得到的启示,我们可以对武汉在21世纪的发展作初步的前瞻。

    孙中山先生在前揭《建国方略》中已预示武汉将成为世界最大都市之一,美国未来学家金利·康韦也已把武汉列为21世纪全球的10个“超级城市”之一。由于武汉的区位优势和已经具备的条件,武汉在新的世纪中建成世界最大都市或超级城市之一,似乎没有疑问。关键是如何抓住机遇、如何发挥优势和如何定位。

    随着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加速以及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随着世界范围内知识经济浪潮的兴起以及加入WTO,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和国际化进程必然加快,武汉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抓住机遇的先决条件,最重要的是观念、思路的开放和制度的创新。

    武汉的优势是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的,其优势可以概括为五:一是区位优势,二是水资源优势,三是交通优势,四是商贸优势,五是科教优势。

    武汉在21世纪的发展定位,应该充分考虑已有的优势和潜在的优势,以“五个中心,全面发展”为指向。

    五个中心即:交通中心,商贸金融中心,科教中心,信息中心,工业中心。这五个中心是武汉建设国际性特大都市的重要支撑,缺一不可。但是,作为现代化的城市,只靠这些“中心”还不够,还必须有环境、市政、文化、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

    武汉的环境是得天独厚的,有山有水,有江有湖,关键是要把环境的绿化、净化放在重要的位置。武汉的市政也已有一定的水准,关键是要有统一的、长远的规划,并体现出武汉的沿江、滨湖特色以及与各个行政区的发展特色相吻合。武汉的文化有深厚的底蕴,楚风汉韵源远流长,关键是进一步发掘和弘扬,并使其在一些公共场所及标志性建筑上得到表征化体现。武汉人的素质有许多值得称道之处,但欠缺之处亦不少,尚需花大的气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人的现代化恐怕是至为重要的,也是任重道远的。

    我们希望,在把武汉建设成为一个国际性特大都市的同时,也把武汉建设成为一个特色独具的城市。

 

注释

[i] 张翰:《松窗梦语》卷4,《商贾纪》。

[ii] 据康熙《汉阳府志》卷1称,汉口“肇于明中叶,盛于启、正(天启、崇祯)之际”。据乾隆《汉阳府志》卷12称,是时的汉口,已是“商船四集,货物纷华,风景颇称繁庶”。

[iii] 民国《夏口县志》卷12,《商务志》。更早的方志,如乾隆《汉阳府志》卷12亦称:“汉口一镇耳,而九州之货备至焉,其何故哉?盖以其所处之地势使然耳。武汉当九州之腹心,四方之孔道,贸迁有无者,皆于此相对代焉。故明盛于江夏之金沙洲,河徙而渐移于汉阳之汉口,至本朝而尽徙之。今之盛甲天下矣。夫汉镇非都会,非郡邑,而火烟数十里,行户数千家,典铺数十座,船泊数千万,九州诸大名镇皆让焉。非镇之有能也,势则使然耳”。

[iv] 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见《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户政》。

[v]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4。按:刘献廷接下来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93页。

[vi] 1858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中增辟的11个通商口岸中即有汉口,但汉口的正式开埠则是在1861年3月。参见陈均、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8页。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36页。

[vii] 姚贤镐编:《中国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85页。

[viii]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8页。按:1861年汉口开埠前,挪威、瑞典曾援引《五口通商》条文,于1847年在汉口开展商务活动。又据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称:“约在一八五0年,俄商开始在汉口购茶,于是汉口成为中国最佳之红茶中心市场。俄人最初在此购买者为工夫茶,但不久即改购中国久已与蒙古贸易之砖茶”。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0-111页。如是,俄国在汉口的商业活动,也是在汉口开埠之前。

[ix] 见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11页。

[x] 参见陈均、任放:《世纪末的兴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页。宋亚平:《湖北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建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xi] 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湖北省》,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7年。

[xii] 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37页。

[xiii] 日本学者根岸佶在《清国商业综览》中亦称:“从汉口沿长江而下至上海、华南、华北,以及逆汉水而上至陕西、甘肃,调出大量米谷来看,无疑汉口集散的米谷数量要比上海、芜湖多”。

[xiv] 参见杨端六:《六十五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统计(1867-1932)》及张克明:《汉口历年来进出口贸易之分析(1867-1932)》。张文载《汉口商业月刊》1935年2卷2期。

[xv] 《民立报》,1911年3月4日。

[xvi]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128页。略有订正。

[xvii] 《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65页。

[xviii] 另据已有的研究,20世纪初,武汉的金融业进入兴盛时期,至1925年,武汉的本国银行发展为32家,与当时的140家钱庄和15家外国银行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机构也相继设立。金融机构不仅数量多,而且有的本国银行成为管辖行或区域行,金融活动和资金流通的领域日益扩大。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第102页。

[xix] 孙文:《建国方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07页。

[xx] 一说为1862年。

[xxi] 赵德馨、周秀鸾:《张之洞与湖北经济的崛起》,见《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中华书局1999年版。

[xxii] 《捷报》,1890年7月11日。

[xxiii] 罗福惠:《湖北通史·民国卷》第200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作者简介]    陈锋,1955年生。历史学博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 经济与社会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湖北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湖北省政协委员。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史学会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中国经济史学会副会长,湖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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