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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闻的泛娱乐化倾向


(2004-12-30 11:19:40)

湖北电视经济频道 钟梅

似乎一夜之间,我们媒体的新闻变得风情万种起来。举凡娱乐所需具备的要素,诸如美色、金钱、戏剧性、离奇性等,在我们许多媒体的新闻报道中都一应俱全。媒体的新闻从计划经济时代僵硬乏味的泛政治化倾向开始迅速地向市场经济时代的泛娱乐化转化,并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越来越多的新闻已经成了广告和娱乐的囚犯。”(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语)

一、新闻娱乐化的现状

2003年3月,在美英联军对伊拉克大打出手的同时,中国媒体也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新闻大战,其报道规模之大、形式之多样、内容之丰富,可以说是空前的。让人略感惊讶的是,中国各大媒体在争抢“眼球”方面的工夫一点也不比境外媒体逊色,而且心态似乎也显得较为轻松。比如许多电视台在对伊拉克战争报道的形式上进行创新,为了使报道营造出一种进程紧凑、扣人心弦的戏剧化的效果,编导们借鉴体育比赛的报道方式,以“比分”的形式密切关注每日双方战况,并让战况分析家现场评点,适时分析预测,有些报道甚至还借鉴了肥皂剧的模式,用大量的篇幅津津乐道一些花絮、秘闻,把重点放在迎合观众或读者的某些窥视欲上。娱乐化元素的加入,自然会使人们的注意力转移,从而有意无意削弱或淡化了战争本身的残酷性和人们对战争下的伊拉克人民生存现状的关注。

这种新闻娱乐泛化报道的情况,在前不久对云南大学马加爵凶杀案的报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典型。首先,对于马加爵这个事件的绝对主角,人们很快从贴满大街小巷的通缉令上的照片中获得第一印象,马上跟进的媒体的报道显然变得异常兴奋起来,一方面是戏剧化的渲染:因为马加爵杀人案在许多媒体的眼中几乎具备了拍摄一部惊险剧的所有要素———男主角:外貌凶险强悍,手段毒辣,性格内向神秘;作案动机:不详,极具悬念和发挥的空间;作案过程:锤杀四名大学同窗好友,手法大胆,场面血腥刺激……难怪有一家电视媒体迫不及待地在《新闻故事会》节目中宣称,他们将根据公安部发布的权威信息,对马加爵一案进行全程模拟拍摄,扮演者是与马加爵有几分神似的一位南方大学生。也许在某些编导的眼里,这宗大学生杀人案的精彩在于它提供了大众一个可以娱乐化的视觉感官消费符号,一切残酷性和严肃性都变成了带有喜剧色彩的一场闹剧。至于马加爵在逃跑和被抓捕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细节,都被媒体津津乐道。例如:马加爵如何被发现;举报人与他的25万元的奖金;错过奖金的各色人等:保安、白领、乞丐、清洁工……这些小插曲对这一系列报道所需要达到的博取“眼球”的目的进行了最为即兴的戏剧化的烘托,极大地满足了受众的猎奇欲望。用某些媒体的说法就是:人们需要这样的戏子。

可以说,目前的新闻娱乐化之风从文娱、体育类新闻发端,蔓延至社会新闻、时政新闻、经济新闻、科学新闻等各个新闻领域。

二、新闻泛娱乐化倾向之风从何而来

新闻泛娱乐化倾向之风到底从何而来,追根溯源,其形成的因素应该是多方面的:

1.媒体之间进入新闻大战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媒体的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电视、电台、报纸、互联网等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存的媒体激增。市场就像一个大蛋糕,加入战圈的媒体越多,各自所能切到的蛋糕就越少,越来越拥挤狭小的市场空间必然酿成媒体间全方位的殊死搏斗。继广告大战、电视剧大战等之后,新闻本身“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特性决定了新闻之间的竞争一夜之间从千篇一律的通稿飞速进入各自大显神通的时代,而如何迎合受众,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抢夺市场份额,成为新闻走泛娱乐化道路的时代背景。

2.经济效益的驱使。如何抢占市场就是如何争取利益,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以利润的最大化为终极目标。报纸、杂志等平面媒体追求的是发行量、覆盖率,电视、电台追求的是收视(听)率和占有率。为了充分挖掘利用每一条新闻的价值,炒作、作秀等一系列原本属于娱乐界所热衷的手法,自然就被某些媒体顺理成章地照搬到对各类新闻素材的处理上,通过对娱乐化元素的加入,来制造一些八卦新闻、花边新闻,以满足一部分受众的猎奇欲、窥视欲。而一些媒体所制定的奖惩措施也对采编人员造成一种误导,使一些采编人员为利益驱使,不惜捕风捉影,甚至达到无所不可娱的地步。

3.媒体的责任意识日趋淡薄。一味地娱乐新闻、哗众取宠,也反映出一些媒体及从业人员责任意识的降低,缺乏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些媒体把新闻报道的重点放在炒作上,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把新闻做“软”上,淡化新闻所承载的社会批判功能和舆论导向任务,缺乏勇于探索、勤于思考的精神,也缺少挖掘深度和培养高尚审美情趣的能力。

三、新闻泛娱乐化所带来的后果

目前愈演愈烈的新闻泛娱乐化倾向,对社会和新闻事业本身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这种现象对一些重要的政治新闻和较为严肃的大事件的新闻报道的侵蚀,已经成为一种不良倾向。

以“两会”报道为例,热衷追踪文体明星等大会代表、在进入人民大会堂的39级台阶上上演激烈的追逐秀……而追星意识更是在许多的采访中溢于言表,如:“黄宏到哪里,笑声就到哪里”;采访作为“两会”代表的潘虹,关注的话题却是“女人节里说女人”。很显然,在某些记者和媒体的眼中,即使是“两会”议政也不如娱乐重要。这种做法,极大地削弱了政治新闻本身的内涵,消解了受众的批判性思考,不利于营造积极健康、振奋人心的主流舆论氛围。

娱乐化现象对新闻的侵蚀还表现在为虚假新闻的泛滥提供了温床。为了使新闻产生戏剧化的效果,在处理极为贫乏普通的新闻素材上,采编人员不惜以丰富的想象力来编造、臆想出根本不存在的情节,无事生非、无中生有,甚至不惜捕风捉影、杯弓蛇影炮制假象,以达到“新、奇、特”的新闻效应。对于以“真实”为第一生命的新闻来说,这种行为必然无异于饮鸩止渴,它对整个新闻业的“诚信”度无疑带来的是一种致命的打击。

新闻的娱乐化倾向对社会认知还会起到一种误导作用。就像在报道“马加爵事件”的新闻大战中,媒体在津津乐道一些奇闻轶事的时候,必然使社会的注意力被转移被分散,失去对诸如马加爵父母亲友等弱势群体应有的关注和同情。试想,当媒体上成天都是成都推出“人乳宴”、昆明出现“女体盛”这些新闻时,谁还会去关注了解那些每日为“稻粮谋”的下岗职工和平民百姓呢?而且,这些低俗的内容对受众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影响和危害尤为深远,使他们日益缺乏主流的价值观,精神世界陷入无聊、空虚境地,无法建立起对社会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

纽约大学教授布士文出版的一本传媒评论《AmusingOurselvestoDeath》曾提出一个切中要害的论点:主要由电视而来的社会泛娱乐化,终会害死市民。虽然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一个观点多元、思想解放的时代,但对于新闻的泛娱乐化倾向所带来的低俗化倾向,应该说是其弊远远大于其利的。娱乐并没有错,如何正确处理好娱乐和新闻的关系,才是我们要在把持“社会职责和良知”的前提下思考和探索的一个课题。

(编辑:徐蟾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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