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记者熊家余 谢慧敏 杨伟鸣 曾遗荣

1971年冬，湖北咸宁向阳湖畔，发生了一个农村里时常发生的故事。

一位长者赶着一头水牯牛，不慎，水牯牛跌进了泥潭。长者先牵牛鼻子，后拉牛尾巴，使出了浑身解数，水牯牛不但没被拉起来，反而愈陷愈深。这时，湖田里走来十几位农民，搬来几根粗木杠，垫起牛肚子，再配合抓住牛鼻子和牛尾巴，终于将水牯牛拉出泥潭。

这个故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而那位长者，却不是一位普通的乡村人。

他是国际“发展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我国经济学大师张培刚。大师就是大师。若干年后，当他的眼光打量共和国的经济版图，忽然想起这个故事……

该是撬一撬“牛肚子”的时候了

20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之初，我国实施沿海开放战略，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成为推动全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动力。

上世纪末，中央着眼于促进西部地区发展，作出西部大开发的决策，西部地区乘势而上，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其后，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走上前台，为东北三省的发展提供了良机。中部六省，面积占全国的10.7％，人口占28.1％，在全国具有重要地位，但目前发展相对滞后。

2001年至2003年，六省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低于东、西部1.8个百分点和0.4个百分点，占全国的份额仅为22.5％，2003年出口总额仅占全国的3.3％。

通观全盘，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呈现东部最快、西部居中、中部较慢的态势。

这种态势，在张培刚深邃的目光中，与向阳湖畔的那一幕叠合在一起，引出了一个著名的理论：中国经济要持续协调发展，不能只牵住东部这个“牛鼻子”，也不能只拉动西部这个“牛尾巴”，只有相应地撬起中部这个“牛肚子”，全国经济才能起飞。

该是撬一撬“牛肚子”的时候了！

这是中国经济理论界的齐声呼吁；这是三亿六千万中部人的齐声诉求。

“莺歌”的命运说明什么

中部是怎样“凹陷”的？这些年，我们作过深刻的自省，有过深沉的自责。或者说，我们已经习惯了自省和自责。然而，平心而论，我们能把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中部人的不争气吗？

让我们再次绊动一下武汉人心中那并不久远的痛。

上世纪80年代，“莺歌”电视在武汉几乎无人不晓。生产“莺歌”电视机的武汉电视机厂，连续4年跻身全国电子企业百强，累计上缴国税1.1亿多元，出口创汇2000万美元。

然而，好景不长。当其他地方的电视机厂更新换代、新产品闪亮登场之时，“莺歌”悄然退场。

是“莺歌”不思进取？不！当年，该厂向国家上缴的各种税费占了企业利税总额的75%。竭泽而渔的政策，使外表如日中天的“莺歌”，竟然拿不出3000万元资金引进一套质量检测设备，更遑论技改提升。

同样，由于3300万元的资金缺口，武汉的“蓝波希岛”空调在势头正猛时，无法扩大生产规模，错失发展良机。

当时的武汉又处于一种什么状况呢？改革开放之初，武汉市财政留成比例只有17％，上缴中央财政比例达83％，形成了较高的上缴基数。这使得武汉对中央财政的贡献高居第二（仅次于上海），而地方财政累积却位列全国倒数第一。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后，除按分税制财政体制执行外，上缴基数一直维持未变，从而增加了武汉市的财政压力。

在这样的境况中，武汉当然无力投资工业。有人作过统计，改革开放初的10多年中，武汉市对家电业的总投资仅为2亿多元，不及沿海一个产品的投入。

与此同时，来自国家的投资锐减。1980年至1990年，国家对武汉的投资仅为沈阳的3/4，不足广州的一半。

大武汉，拖着失血过多的身子，走向经济竞争的赛场。它能不落后吗？

武汉的命运其实是中部命运的缩影。江西省社科联副主席汪玉奇指出，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中，中部地区一直缺少支持。这使中部在基建投资、财税收入和金融体制上长期处于劣势。

时至今日，劣势依然存在。湖北省国税局的一位人士给记者算了笔账：同为钢铁企业，鞍钢仅增值税改革一项，一年就可节约成本5亿元，相当于武钢再造一个200万吨的高炉。

在共和国的经济版图上，已经“凹陷”的中部，多么需要政策的倾斜和扶持啊！

种粮食与“种工厂”

为了追赶东部沿海发展的脚步，我们一队一队的人马前往取经，也确实取回了一条“真经”，这就是拿种粮食的土地去“种工厂”。事情再明显不过，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种粮食和“种工厂”，效益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生动的例子信手拈来。武汉市的蔡甸区，国土面积1105.6平方公里，去年全区完成税收3.3亿元，其中它所拥有的沌口开发小区，面积仅3.2平方公里,创造的税收却达1.45亿元，占了全区的43%。记者粗略一算，这里每平方公里产生的税收是全区的151倍。为什么？一个种的是粮食，一个“种”的是“工厂”。

那么，中部的土地能随意地拿来“种工厂”吗？显然不能。

中部是国家的粮仓，必须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在东部沿海农田面积已经大量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中部农田再度锐减，13亿中国人吃什么？这是大局。所以，中部的基本农田必须严格保护，粮食播种面积还要进一步扩大。同时，国家实行了严格的土地审批制度，你有项目也不一定能上。

上一轮发展浪潮中，中部被米袋子、菜篮子责任制给“制”住了。“背着包袱抓粮食，粮食增产背包袱”。

这一轮发展浪潮中，中部又被宏观调控“控”住了。由于没有工业用地，郑州开发区今年只能在150多个项目中选择30个，2004年9月份以后没有引进一个项目。

江西省扶贫办副主任饶耀明、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指出，种粮食与“种工厂”的巨大剪刀差，原材料输出与产成品购进的明显利益流失，还将进一步拉大中部与东部沿海的差距。

他们呼吁，国家要体谅中部的苦衷，一方面，要重视农业区域的经济利益，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和支持；另一方面，要考虑中部加速工业化进程的实际需要，对中部和东部实行有区别的土地审批制度。

中部崛起急需项目支撑

“聚焦中部”采访拉开序幕的第一天，湖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梁亚莉就给记者摆出了一组严峻的数字：2000年，中部五省（不包括山西）固定资产投资与东部和西部的比例是1∶2.99∶1.21；2002年，这一比例变为1∶3.56∶1.26。

中部固定资产投资为何摆尾？梁亚莉分析，与东部相比，中部缺乏外资和民间投资的强劲拉动；与西部相比，中部又缺乏国家政策投资的大力倾斜。

统计显示：西部大开发3年来，国家在西部新开工了36项重点工程，投资总规模6000多亿元；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东北仅首批国债项目就多达100项，总投资610亿元。

走出“凹陷”，实现崛起，中部急需项目支撑。河南省发展研究中心助理巡视员王冉提出，中部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靠中部的资源来支撑。多年来的资源开发，导致中部地区资源逐渐枯竭，支撑力度有所下降。“国家在中部地区应多上一些具有全国影响的大型能源项目，譬如核电。”他认为，中部地区大量发展火电项目会造成资源的进一步紧张，核电项目不应只放在东部沿海，也应考虑放在资源日益紧张的中部地区。

王冉建议，国家今后应利用中部的资源优势，多支持一些资源优势项目，如高科技新型原材料项目和粮食深加工项目，使中部地区能够真正培育起促进中部崛起的支柱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