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樊良树

晚近湖北学人，大抵务恢诡而好绝学。杨守敬“地学”，黄侃“音韵学”，熊十力“佛学”，汤用彤“道学”皆如斯。他们禀赋、个性不尽相同，但特殊的楚地气质，却不约而同使他们大气淋漓、汪洋恣肆的士人风范，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于学之外，更有事焉。身处传统与现代、新与旧、东方与西方的大碰撞中，他们当仁不让担荷起士人的良知与使命。徐复观才思超迈，力欲扛鼎；熊十力博大淹通，理想彻底；殷海光关怀世界，系心神器；胡风童稚，直言皇帝无衣；闻一多破门而出，烈焰逼人。

作为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所说的“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的一个内陆省份，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异军突起其如此之众的文化巨擘，仍不由不使我们慨叹。莫非，天才总是成批成批地产生，又总是成批成批地消亡。———这一定律，真的就验诸世界各国历史而屡试不爽？“夫学术犹如果实，成熟则灿而落，新生之机，亦于是焉茁”。（钱穆语）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土旧学灿败之余而茁其新生，诸大家蔚为大观，拜此所赐。

作为洋务运动的重要一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湖北新政”，建铁路、练新军、创学校、定币制、挽重文轻武之习等诸大政，皆规模宏大，意义深远。凡此种种，也赋予华中重镇武汉“驾乎津门、直追沪上”的荣耀及与世界同步的脉动。那一批湖北学子特有的博大深沉及舍我其谁、敢于用事的侠气，应部分值因或奠基于此。如熊十力早年就参加辛亥革命及护法之役，后因目睹人心弛荡，遂潜心向学；闻一多书生意气之余，更有街头抗争的慷慨激昂；胡风身处逆境，九死未悔；殷海光投笔从戎，是抗战以来第一个参军的西南联大研究生。

同为鄂东人，或许说他们得益于江山之助应不能简单划为神秘主义论调。如湖北作家熊召政先生就说过，“中国有两座最古老的山。如孔子就产生于有15亿年历史的泰山，大别山有13亿年的历史。那里产生如此多的文士、将军，恐怕就不能简单地用‘文气’二字概括。有谁敢说，生活其中的人们没有接受蕴藏其中的古老宇宙密码呢？只不过，有些东西，人们日用而不知罢了。”

抛开特殊时代机缘，他们究竟是否无定之中有一定呢？或者说，他们于当下中国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这，恰是本文所想关注的。

当此之际，西方声光化电、坚船利炮一日千里，蚕食神州。中土旧学因农耕文化、科举制度及乡绅阶层的花果飘零，已不足以同当时风起云涌的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等西方理论分庭抗礼。在激进的革命情绪下，我们打倒孔家店，扳倒了这个旧菩萨，但又树起了“凡是新的就是好的”这一个新菩萨。在此基调下，对中国文化咬牙切齿，意欲除之而后快；目眩神迷，不知所终……均属此种种波动之自然状态。等而下之者，甚至集中几个西方新名词，大玩概念游戏，动人视听。我们师夷长技以制夷，但学来学去总学不到家。义和团拳师式的自狂自大转而化为自卑、甘拜下风。上述学人虽对中国文化看法不尽相同，如殷海光就曾对中国文化劣根性痛加鞭笞，但情绪和偏激之后，是那“问题意识”和“存在感受”促成他爱深责切。与殷海光同时或先后的熊十力、徐复观，在传统学术将坠之际，皆以文化托命之人挺身而出，欲调适而上遂，返本而开新，重建中国人文的思想世界。在他们看来，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骨骼与气脉，而决非仅仅供人烧香敬礼的古董。因此，无论是熊十力的孤冷到极致，还是徐复观的力挽狂澜，我们看到，有他们这样一串前赴后继的“召魂”呼唤及尽其继绝存亡之使命，中国文化的精粹依然“游魂”尚在。中国文化长城的活的精神，虽经无数惊涛骇浪，但仍屹立不动、绳绳相续。

上述诸人均有扛鼎之作传世。如熊十力《新唯识论》、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胡风《十万言书》等。相较现今学者平静的书斋生活，上述诸作可谓“穷而后工”。无论返本开新，还是勇辟新路，他们都试图将宇宙人生的根本问题，分析到极其深微而无深不入，综合到极其广大而无远不包，可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其巍峨华瞻、万里逸步，同龌龊于偏解、矜激乎一致的庭间回骤之作相比，又岂可同日而语哉？

不宁唯是。如果说，古今正知、正见都从一生血汗中得来。夫子所谓仁者先难而后获是也。

楚人尤其是鄂东人特有的慷慨激昂、奔腾激越，也使他们吞天吐地、以宇宙为念的情怀，疾速纵横、无施不可的霸气，沉痛深情、肝胆如火的血性，分外娇娆。无论是闻一多面对国民党特务明枪暗箭的大气从容，还是熊十力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以及殷海光当仁不让担当起台湾青年学子“精神导师”之责，我们都能感受到他们“巨灵咆哮擎两山，洪波喷箭射东海”的壮阔纵恣。那一帧中国真正知识分子的情意虽经无数风吹浪打，但却始终情深一往，执著如斯！

西岳峥嵘何壮哉！时过境迁，今日学人生长环境较过去已大有不同。强悍的商业逻辑及难以捉摸的受众，使得你表达思想稍不注意就会陷入哗众取宠的自杀式泥沼；类似天鹅绒笼子般坚硬冰冷的学术规范及评定标准，使得你不敢轻易越位半步；学会组织或师友网络，虽对你来我往解决问题大有助益，但也促成了大致相同的理路与处理问题的方法；专家式的教育培养模式，使得专家多，通才少。同时，时代的世俗化也使我们不再将文化视为安身托命之所，那种“为文化所化之人”的苦痛与深沉，我们恐怕很难体会到。正如台湾著名学者许倬云所说，“华人学者的专业程度正在随着年龄的降低越来越高。这个好处是专业纯度高，坏处是他们缺乏归属感，难以全情投入。”反映在学术生产机制和精神气象上，不仅前辈学人精神意气，与今世优游于太平禄事者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时下利禄的直接导入，都难免有时使学人身处其中，为占地盘而著书立说。如此下来，“吃学术饭”见怪不惊，学术垃圾与日俱增。莫非，这真的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

这样说，并无任何危言耸听之意。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我们回顾既往，我们实际上就是为了更好向着明天。学术是深情的，借用魏晋人的话，“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学术也是人生意志的体现，借用先秦人的话，“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