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永平

去年，笔者在荆楚文化网上读到一篇题为《弘扬楚文化：一个祸害湖北的错误口号》（作者：郢仕）的文章，文中有这么一段：“几乎所有的湖北人都在问：湖北的自然环境、地理位置这么好，却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落后了？原因何在？”

这个问题提得十分尖锐，非常令人震撼，非常吸引“眼球”。

有个搞经济的朋友说得蛮实在，湖北是个农业省，有点重工业的底子，陡然向商品经济一转，计划不如变化，一家伙慌了手脚，于是落了后。有个搞文化的朋友喜欢玩虚的，他说这问题蛮简单，一是政策没有倾斜，二是亲戚都太穷。他们说的都似乎有点道理，笔者半信半疑，也没敢往深处想。如今有人把这个“祸害”找出来了，倒要认真看看他是怎么说的。

郢仕作古正经地指出：祸害就是“弘扬楚文化”！他写道：“深究起来，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落后现状直接与提倡‘弘扬楚文化’的口号密切相关，它像一道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手脚，把人们封闭在这个膜拜亡灵、沉醉历史的口号所提倡主张的思想意识之中，阻碍了湖北人民的创造、创新精神。”

看到这里，笔者不禁有点泄气。穷，是事实，怪天、怪地、怪人都可以，怎么能瞎怪。“口号”太多太滥有时让人确实心烦，如果放在早些年，倒有得一说。那时，“哄着不走打着走”，号召打麻雀，号召打右派，号召批林批孔，哪个敢不搞；如今时代早变了，既没得人哄也没得人打，想喊口号都没有机会，想要人管都找不到上家，打晃晃的，撮虾子的，挖地脑壳的，哄饱了肚子是第一，鬼晓得什么“楚文化”，它又能祸害到哪里去！

然而，郢仕却越说越有劲，他说：“（楚文化）包含了很多陈腐落后、迷信怪诞、狭隘消极和阻碍社会进步的文化因子……两千多年来，它已经阻碍了荆楚故地（湖北）的社会经济、人才科技和文化思想的发展，让荆楚故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都明显地落后于齐鲁吴越粤秦晋燕赵魏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真是敢讲！按他的发现，湖北现在的穷，根子就在“楚文化”上，而且“祸害”了“两千多年”！听着真让人丧气，早晓得，何必去推翻“三座大山”，把“楚文化”打倒不就结了。还说湖北一直“明显地落后”所有地区呢？这有点糊弄人了。汉魏六朝时期的江陵（楚国古城，名郢）与扬州齐名，同为长江沿岸最富庶的城市。江陵得水陆之便，“北客承南贾，吴樯间蜀船”，不仅是长江中游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而且也是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码头。富到了什么程度呢？有个卖豆豉的徐太婆“资产巨万”；城北“长沙寺”有上千和尚，香火钱用不完，铸成“金龙”埋在地下作镇寺之宝，还从印度请来了“阿育王造”佛像。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城诀》最近拍成了电视剧，其中最让人血脉贲张的是荆州城南“天宁寺”的“金佛”和“藏宝”，其原型便是城北“长沙寺”的这些史实。除了江陵之外，湖北富过的地方还有过不少：鄂州富过，东吴立国60余年，它作为都城或陪都长达45年，其富庶不下建业（南京）；钟祥富过，明嘉靖年间是全国三大直辖府之一承天府所在地，与北京、南京齐名。汉口富过，明清之际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列四大名镇，享誉世界；武昌、襄阳，也各有其机遇，都曾是所处地区的物流商贸中心，富甲一方。

近代湖北也有过争气的时候，张之洞治鄂期间倡导“工为体，商为用”，工商双双起飞，钢铁联合企业亚洲第一，军事工业全国第一，纺织企业全国第二，外贸进出口额全国第二。当时有外电报道说：“与武昌、汉阳鼎立之汉口者贸易年额一亿三千万两，夙超天津，近凌广东，今也位于清国要港之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观察者艳称为东方之芝加哥。”“东方芝加哥”———汉口，从此名扬天下。“楚文化”在湖北佬“富”的时候是否起过作用，笔者不敢臆说，“精神变物质”的说法是有的，但么样变的，一般人说不清白；可湖北佬的“穷”与它毫无关系，这确是笔者敢肯定的。两千年来“祸害”湖北的东西不少，最狠的是人祸，朝代更迭，战事频仍，“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其次是天灾，“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若是一年得了收，狗都不吃粥”。富的时候没有人提弘扬楚文化，或许那时候光忙着喂狗，想不到它还在其中帮了一把；穷的时候找不到人撒气，就有人拿着它开刀了。

湖北人就非要宣传“楚文化”吗？“盘龙城”宣传的是“商文化”，鄂州宣传的是“吴文化”，当阳在宣传“关公文化”，宜昌在宣传“三国文化”，鄂西在宣传“土家文化”，武昌在宣传“首义文化”，汉口在宣传“江汉文化”，谁敢说他们都宣传错了？

那么，对待楚文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马克思对希腊古文化的态度。马克思一生挚爱希腊传统文化，他说，“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他的态度是：科学的研究，合理的解释，愉快的欣赏。

我们也可以学习毛泽东对文化遗产的态度。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他说，“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他的态度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我们也可以学学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他说，“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他的态度是：以人为本，惟重实效，不尚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