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

    陶宏开教授此番应本报之邀的长沙之行，对于那些深陷网络的青少年，以及他们正处于焦灼无望情绪中的父母而言，绝对有着"惊心动魄"的意义。培训志愿者，接听热线电话，举行报告会......在陶教授长沙之行这张紧凑的日程表上，我们都以为自己读懂了他的这句话："全社会行动起来，挽救上网成瘾的孩子们，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陶宏开语）"。

    然而，当我们拂开那份激动与狂热的情绪，那么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湖湘大地上，一位六十岁老者短暂的停留到底留下了怎样的印痕？陶宏开绝不是"救世主"，我们不相信他能令所有的孩子迷途知返，但是他的到来，的确激起我们社会对于青少年网瘾现象的关注，也更让我们意识到一个社会对于这样一个人的期待与渴求。

    在这些天里，这样一个人的名字叫陶宏开。但，他还另有一个名字，那就是公共知识分子。自始至终，这位"素质教育的践行者"、社会学家以及大学教授的老者，都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

    谁是公共知识分子？一个相对切近的定义是：他们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是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公共知识分子责任何在？德国人费希特这样认为：学者的使命主要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他是学者，所以他比任何一个阶层都更能真正通过社会而存在，为社会而存在。因此，学者特别担负这样的一个职责：优先地、充分地发展他本身的社会才能、敏感性和传授技能。

    是否关注关注社会公共领域所发生的事情，能否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以及独立的人格与良知，是公共知识分子区别于一般学者的关键所在。一个知识分子，如果缺少了这些，那么他最多只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而不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我们缺少的不是有学问的人，而是兼具公共意识、勇于承担公共责任的人。

    青少年沉溺网络，就是我们今天所共同面临的社会问题。如何才能规避这一问题带来的社会风险，政府及社会都在思索并积极应对，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社会敏感的学者能否先于其它社会责任承担者发现危机，并通过他们所掌握的学术及专业知识积极应对，通过其富于前瞻及创意的工作化解未知的风险，是一个社会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终极期待，更是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陶宏开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应运而生，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姿态出现在公众焦虑的视野中的人。我们从公众追逐的脚步、虔诚的表情，以及大众传媒不远万里的追踪与报道之中，意识到这就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着的人。然而在另一方面，当我们回过头来，却又不禁觉得，在更多沉溺网络的青少年面前，在除此之外的更多的社会事务上面，一个陶宏开远远不足以满足公共之需。是的，多元的社会结构，急速社会变化产生的各种层面的社会问题，呼唤各个领域的"陶宏开"。在这样一个时代，公共知识分子正当其时啊！

    一位陶姓公共知识分子迅疾的行走以及短暂的停留，一定在湖湘大地搅动起一种别样的意绪。今天，当我们将送别陶教授的目光投向这块具有深厚人文传统的土地，我们为什么感到了某种失落，又为什么开始满怀期待？那种失落，是不是来自于一种公共精神的丢失？那种期待，是不是来自于对湖湘公共知识分子的期待？

    今年9月8日《南方人物周刊》推出了"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专题，在《发刊词》中，他们这样呼吁道：你们是知识分子，你们也是最普通的公民，你们对国家的兴衰，对社会制度的弊端或完善，对国民的幸福或疾苦，都有一份不容推卸的责任。这，也正是我们对于湖湘知识分子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