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学劝阿灿：与其千辛万苦打工，不如每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 

见到阿灿，我刚说是某某介绍来的，两人相互一望，禁不住嘻嘻笑了起来。我们在“企街”时迎面相遇过多次，互相点点头，好像也搭讪过几句，只是没有交谈过。

阿灿果真满脸粉刺，剪了个娃娃头，眉眼还算可以。她并不袒胸露怀，穿了件米黄色的太空衫，上衣衣领还在脖子上绕了一圈，像个装在套子里的人。下身着花格呢大摆裙，裙幅度几乎有360度，足蹬仿皮米色靴子，整个人距离时尚起码落伍5年。当她每次向我走来时，我几乎都将她认成一个小保姆。

傍晚，在村里那家最好的西餐厅里，我请阿灿吃晚饭。我要了两份煲仔饭，阿灿选了香菇鸡块，我要了咸鱼肉饼。就在有意无意的交谈中，阿灿说出了自己的往事。

回到住处，我根据暗藏在手提包里的索尼采访机的录音，在日记本上记录整理出阿灿的故事———

你问我是哪里人？我来自贵州一个贫穷的小镇，今年26岁。爸妈都是农民。下有一弟二妹。大妹也到深圳打工来了，在布吉某厂当物料工，每月能挣几百元。弟弟还在家乡上高中，小妹在念初中。

我上高一时，我家穷得再也不能支付我上学的费用了，不得已我就退了学。听人说深圳是个花花世界，好赚钱，我就跟着村里一个男孩，拎着一床被子，南下打工。进关时，我是扒铁丝网进来的。听老乡说沙头角一家工厂招工，我就去见工。

那天，见工的年轻人真多啊！里三层外三层，我好不容易挤进去，看见招聘栏上一行行新兴的行当，我心中好奇得很，有“车工、焊工等等”，我什么也不懂，就在“大烫”一栏上签了名。

见工时，主管是个男的，比我大两岁，竟然是我的同乡。他对我填的表格感到好奇，拉着我去“大烫”车间看别人是怎么工作的。我一看，吓坏了。原来，“大烫”足足有2.5公斤重，整天不离手，要烫平成摞成摞的衣料。就算是一般体格的男孩子，也不一定吃得消的。

看完“大烫”们的辛苦样子，主管问我怎么样？能不能胜任？我咬着牙说，可以。

主管可怜我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同乡，叫我负责每月车间内的抄抄写写。主管的女朋友是另一间工厂的会计，闲时还教我几下。半年后，在主管的鼓励下，我干起了小工厂的小统计，负责简单的结算，发发工资，月薪有900元。

就是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不服气。我特别想当车工，因为车工一个月能赚1800元左右。半年后，我才明白，这份工资是只有在工厂干了起码5年以上的熟手才能享受到的待遇。

来深圳最初的日子里，我恋爱了，爱上了那位带我走出贫穷小镇的男孩子。可是，两年后，我的爱情彻底破灭了。原来，那男孩子在沙头角另一家公司打工，公司里一位女工也爱上了他。那一年冬天，我男友被小偷扒完了所有的钱，女工拿出所有的积蓄，一共7000多元给男友回老家，男友感动不已，就将女工带回老家去成婚。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万念俱灰。当初，我变成一名统计时，做粗工的男友见到我有一种自卑感，但我从未看不起他，还在苦苦存钱等他娶我，不料，等回了这个伤心的消息。我收拾所有行李，告别让我伤痛的沙头角，到八卦岭工业区谋生，却一直找不到工作。正在六神无主之时，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她已经做了香港人的“二奶”。她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想找一位老实本分的内地女子做小的。女同学劝了又劝，叫我与其千辛万苦打工，不如每月拿几千元“固定工资”算了，想了一个星期，我咬着牙答应了。

明日请看：阿灿不希望自己的妹妹也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