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理（武汉大学新闻研究生 430072）
《史记》其“实录”原则体现了我国古典史学的重要特点，而新闻传播理论中真实性和客观性原则，也是新闻从业人员所要坚守的第一要旨；《史记》太史公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①，与现代新闻评论的倾向性也具有相似之处。通过比较分析，从《史记》看新闻客观性与倾向性的统一，我们从中可以受到一些深刻的启发。
一、《史记》“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之比较
《史记》以“太史公曰”对所述人物、事件、故事等评论对象发表议论，这些议论总是因事立论，以事明理，褒贬臧否，其发表的是个人见解，成一家之言，言简意赅，画龙点睛，感情色彩丰富浓厚，爱憎好恶之情流溢在字里行间，体现作者的政治观、伦理观、史学观和文学观，作者个人的倾向性表露无疑，是一种典型的评论方式。这与新闻评论相类似，甚至很多学者提出将“太史公曰”与新闻文体中的“编者按”、“编后话”相联系。
但值得思考的是，新闻文体中的评论表明的观点即使是以“编者按”、“编后话”的方式出现，也是新闻媒体机构或组织的观点，具有新闻价值的判断因素，其评论表达的观点也是为新闻传媒组织服务；而太史公曰的评论纯为一家之言，“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及所亲见，或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中摘一人以例其余，或于正传之外摭轶事以补其漏，皆有深意远神，诚为千古绝唱”②，以人物为中心，表达了司马迁褒贬历史人物的主要内容；同时，达到惩恶劝善，鼓励个人立名立节，劝诱为政者清平尚贤的目的。从这点看来，“太史公曰”论赞的三种评论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曲评：“寓论断于序事”
所谓“寓论断于序事”，是通过叙述历史事实，根据当时人们的评论或反映，借人物及其对话评人论事，不用作者出面给人物作论断，引导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在不知不觉中阐明了作者的好恶态度，含蓄蕴藉，引人深思。如《淮阴侯列传》写韩信与汉王有这样一段对话：项王喑口恶叱咤，千人皆废，然不能任属贤将，此特匹夫之勇耳。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元玩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在这里，太史公借韩信的口来评论项羽因为“匹夫之勇”和“妇人之仁”葬送了西楚霸王的霸业。
－－ 直评：直发议论感慨，直中采善
《史记》直评中最具特色的是以感慨为评，尤其能表现作者的性情与评论的由衷。如《伯夷列传》中论伯夷、叔齐“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颜回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雎，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从而发出了“天之报善人，其何如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的质问，可谓振聋发聩，感慨尤深，诚为直评书法的极至。《廉颇蔺相如列传》评论蔺相如“以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重泰山”概括蔺相如的胆识与德行。《游侠列传》专记汉代游侠们的事迹，热烈歌颂他们的“搌人不赡”、“振人之命”，“言必行，行必果”，“不爱其躯”等高尚品格，并分别给他们以公允的评价，体现了司马迁对小人物的爱憎。
－－ 引评：先叙他事以引发所评
《李将军列传》“太史公曰”中：“《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虽小，可以谕大也。”先以经典之言对李广做出为人正直的评价，接着侧面写出李广的得人心，“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最后，又更进一层以“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总括李广的治军有方，及至人心向回归。对此，也就是说，李广若非忠臣则人心逆之，更不可能“下自成蹊”。如今象李将军这样的人竟遭屈死，这岂不是为君者之大逆不道。对此类引述别致而不突兀，尤为“太史公曰”所独擅。
古人著述，讲究微言大义。《史记》公开宣扬“太史公”的倾向性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主旨，与当代西方新闻学理论中标谤的“公正评论”和所谓“客观新闻学”大相径庭的。
《史记》采取史论分开，与西方新闻学讲究在新闻传播中将事实与观点分开在形式上是一致的，西方新闻学主张事实写进新闻报道，新闻报道只是客观的陈述事实，尽量将事实的本来面目呈现在受众眼前，排除任何意见、议论和情感因素影响；观点写进评论，评论在事实的基础上传播思想、信念、看法、意见，并且公正的表述，“客观处理新闻，公正发表评论”，将“客观事实”和“主观意见”严格区别开来。
应该明确两点的是：严格将客观事实与主观意见区别开来，所谓的“真实客观”是一种自然主义，一定是歪曲生活真相的；作者叙述事实所表现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倾向性信马由缰，主观随意，屈改事实，脱离实际也是违背新闻写作规律的。相比较而言，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从求真出发，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考信，去伪存真，寻求历史的真，从一系列具体史实的陈述中成一家之言，达到以史立言的阶段③。新闻文体的评论的倾向性也要以事实为依据，新闻的倾向性和真实性在新闻作品中应该统一，而统一的载体是新闻事实。倾向性是新闻事实所具有的一种客观意义，作者所选择的事实本身就具有了某种思想倾向性。
二、《史记》实录精神与新闻客观性原则之比较
司马迁著《史记》或忠实于“六艺”，不随意杜撰；或忠实于史籍，不偏离古文；或怪诞之语舍而不取；或搜集逸闻轶事，纠正谬误，都实事求是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把人物传记写成言必有据，信而有证的“信史”。《太史公自序》云：“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 班固《汉书 司马迁传赞》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解释为：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文直是如实的表达事实的真相，事核是了解和掌握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不虚美，不隐恶就是实事求是，是其实录精神的重要内涵。
《史记》也不是纯粹的历史文本，历史文本所描写的历史事实，只具有相对的客观性，只能大致接近于历史本身，不可能完全与历史重合。但无论怎样，作者以史为录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是不能置疑和不容抹杀的。
《史记》所呈现的实录精神与新闻所要求的真实性客观性原则是相一致的，可以发现，在对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要求上，《史记》与新闻有着惊人的相似－－都追求实录。如果要求新闻工作者象史官记录历史一样怀有实录的精神，那么就捍卫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李普曼说：“真正的新闻从业人员不是那种会抢新闻的伶俐的记者，而是那些无畏的，耐心的，用科学方法装备起来的人，他们努力去了解真实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④哈贝马斯认为，与过去充满偏见、政治色彩过浓的新闻相比，公正客观的信息是社会舆论崛起的产物，社会舆论要求新闻必须公正客观。
应指出的是，西方所谓“客观新闻学”的观点，强调新闻的纯客观性，严格的将客观处理新闻和公正发表评论分开，只是照搬照抄复制新闻只会陷入机械唯物主义之中，否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实质上，新闻报道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部分，总是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紧密相连，记者有选择、有取舍地进行报道的客观性与其观点、看法、感情等主观因素，绝不能超然于外。要求新闻的纯客观性和纯真实性本身就是不真实不客观的。这也是《史记》与西方新闻报道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原因之一。
为确保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司马迁为写《史记》采访搜集了大量真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青壮年时代，他游历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他每到一地，在凭吊古迹之余，进行考察访问工作。在调查研究中得来的逸闻轶事，大大补正了许多史料，并从大量历史材料中“见盛观衰，原始察终”。这种严肃客观的真实性是有史可依，有据可查，有实可佐的。《史记》良史直笔的实录精神为后世史家树立了光辉典范，更值得新闻从业者学习和借鉴，坚持和追求。
注释：
①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② 杨成孚：论司马迁的曲笔，南开学报1986 (3) 25
③刘家和师：中国古代史学形成过程的思考，史学理论1987年第2期
④ Walterlippmann：LibertyandtheNews，New York：Harcourt，BraceandHowe，1920，P56
（编辑：吴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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