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宣传（湖北日报报业集团教科文部 430077）
  屈慧君（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430072）
陈三三（湖北电视经济频道 430071）

大众传媒作为政治经济体制中的一个有机组织，与社会政治、经济、公众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媒体基于具体“市场”利益的考虑，而采取不同的报道“立场”，表现一定的倾向性、思想性、指导性，也即新闻报道的合目的性。

新闻报道的合目的性，是媒体及其从业人员根据具体的传媒环境而进行的新闻实践活动。本文以隐私报道为例，探讨媒体在应对“市场”时，与报道“立场”有何冲突，以及如何平衡两者关系。

一、 隐私报道的困境

隐私报道是媒体关于公众隐私的报道。《新学科新知识词典》对公民隐私权与新闻工作的关系进行界定：新闻报道不能涉及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事务，不能侵犯个人生活的安宁，引起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

隐私报道因能极大地满足受众的窥奇心理而获得广泛市场，但它同时涉及新闻伦理、法律、价值观诸因素，常引起人们的争议。公众知晓权与个人隐私权的冲突便是倍受关注的焦点。它体现了记者职业道德与社会公德、商业价值和人文价值的较量。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人的个人隐私是否属于公众的知晓范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有时很难界定。

克林顿“拉链门事件”，持续一年的“赵忠祥诽谤官司”，以及近期的“高峰私生子风波”，这些本属于他人生活作风的个人隐私，经媒体爆炒成为受众的日常议程。不难发现，这些隐私报道的对象多为名人，而这些被揭隐私的名人却不自觉地陷入媒体造势中来，为自己辩白、申诉，参与把自己的隐私大而化之。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区分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界限的难度。

并非所有关于名人的隐私报道都有市场。《东周刊》杂志因一味猎奇、制造轰动效应，刊登受虐女性裸照而被受众反感，结果黯然退出市场。可见，新闻报道并非“有闻必录”，触犯社会公德必然使媒体失去受众市场。

对普通公众、弱势群体的隐私报道，要在尊重新闻客观、真实的基础上，饱含人文关怀，对新闻报道内容、形式进行科学取舍。

比如关于“北京五胞胎”的报道，如果报道五胞胎是人工受孕而生，从个人隐私来说，会引起社会广泛争议而使婴儿父母受到伤害，但从公民知晓权的角度出发，这一事件除了一胎五个婴儿本身就具有新闻价值外，对事实真相的报道还具一定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在当前发达的医学技术下，人们如何面对人类自身生产这一伦理问题。

再比如对爱滋病人、受害女孩的报道，也存在争议。在一定程度上，这属于公众感兴趣的话题，客观报道，有利于增长公众见识，提高人们科学认识和预防问题的能力，但把握不当，很容易侵犯个人隐私，对这些弱势群体造成心理伤害，引起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和不安。

因此，在隐私报道中，媒体是否必须以牺牲报道“立场”来换取媒体“市场”呢？难道“立场”与“市场”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二、把握隐私报道的分寸

陈作平著《新闻报道新思路》认为，新闻分寸所包含的基本矛盾，即新闻自身运动状态与新闻报道追求最佳结果之间的矛盾。怎样达到效果系统的最优化状态，即处理好三者关系：反映新闻事实最优化、满足受众需求最优化、实现社会效果最优化。

在新闻报道实践中，只有尽量找到三者的平衡点，才能达到新闻报道“立场”与“市场”的契合，实现媒体的新闻价值、社会价值。

对隐私报道，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从业人员要树立大局意识，提高思想修养 。

在我国， 新闻工作者担负着宣传政策、反映舆情、舆论监督、传授知识、交流信息等任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力军。在作隐私报道时，心要热，头脑要冷。所谓“心要热”，就是要具有较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不仅关心百姓疾苦、人们琐事（如对民工生活状态的报道），还要敢于碰硬、敢讲真话，对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生活作风有效监督。 所谓“头脑要冷”，就是要善于思考，从大局出发，考量隐私报道的利弊得失，寻求最优报道时机、方式，不该报的就不报， 并防止隐私报道流于庸俗、猎奇，在满足受众知晓权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尊重报道对象的隐私。

（二） 调整隐私报道方法，体现人文精神 。

要实现传播效果系统最优化，关键还是对新闻事实的反映。只有通过控制对新闻事实的反映，才能达到满足受众需求最优化、实现社会效果最优化的目标。

在隐私报道中，新闻工作者可通过控制选题、角度以及表现形式、表现方法等，调节新闻报道的手段，对新闻进行有目的的选择，规避纯客观报道可能引起的与社会伦理、商业价值的矛盾。

例如，对“北京五胞胎”的报道，一种是掩盖五胞胎出生的病理原因，只对出生进行报道，另一种是丝毫不拉地全部予以报道，哪种选择更好呢？有学者提出折衷的办法：既报道五胞胎出生的病理原因，引导人们对人类自身生产这一伦理问题进行讨论，又掩盖其父母的真实姓名、出生医院等相关信息，尽最大可能地让当事人免受伤害或减少伤害。

新闻道德可以提高新闻品质。这种努力寻求公众知晓权与个人隐私权平衡的报道，体现了浓浓的人文关怀，使新闻报道更具可读性、亲和力，同时也体现了媒体自身客观、积极的报道立场。

（三） 发挥隐私报道优势，加强媒体舆论监督。

《新学科新知识词典》认为，关于公众隐私的报道应注意区别三点：一是社会活动家（如政治家、演员、作家等）和非社会活动家，后者的隐私范围比前者大；二是公开记录和非公开记录，后者如隐私案例的记录；三是公开场合和非公开场合 。

结合以上三点，可以看到我国隐私报道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内容模式化，多对他人生活隐私的猎奇；表现形式单一化，多为浅薄的、哗众取宠的揭露。利用隐私报道易吸引受众眼球，影响力的优势，可以丰富其内涵，比如加强舆论监督工作。

首先是对社会活动家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隐私报道要敢啃硬骨头，涉足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领域，因为“其隐私范围相对要小” 。例如2004年11月3日《新周报》关于苏州贪官姜人杰的报道中，有关姜人杰大量以权谋私，帮助儿子办公司的事实，以及姜人杰日常生活收受赃款的例子，可惜这都是事后报道。如果媒体对领导高层的这些“日常隐私”投入的关注如前者一样多，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就会大大增强，市场占有率也更高，社会上的姜人杰们也会少得多。

其次，媒体进行隐私报道时，要分清场合，方法得当。1992年，美国广播公司（ABC）记者利用“兼任”的售货员身份，偷录食狮公司出售过期食品，重新包装腐肉内幕……节目播出后，记者被指控“非法侵入”和“对雇主撒谎” 。1997年，法院判处ABC公司败诉，因“采访手段不妥” 。

对于媒体来说，这是最大的不幸。揭露食狮公司不法行为的动机是好的，但由于在非公开场合触及他人隐私，反而落下“触犯法律” 的口实。 （编辑：徐蟾桂）